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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是泼天大）；也有身份相当重要的人指责有的〃伤痕文学〃作品是〃政治手淫〃（倒不是针对我的《班主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伤痕文学〃绝对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我也闻之惊心）；更有文章公开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缺德〃；我还接到具名的来信，针对我嗣后发表的《这里有黄金》（那篇小说对〃反右〃有所否定），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远〃（来信者称曾犯过〃右派错误〃，而那之后对他的批判斗争和下放改造都是非常必要的，收获很大，不容我轻易抹杀）；而同时，港、台及海外对《班主任》又大力介绍，有些言辞相当夸张，如说我是〃大陆伤痕文学之父〃，等等。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1981年，我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方带我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林美由子小姐〃触景生情〃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待过的人，她根据切身体验，在初读《班主任》时（那时已回日本），确实为我捏了一把汗……这种心理状态，二十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但以下的事情却绝不是梦，而是切切实实经历过的……在1977 年11 月《班主任》发表之后，1978年3 月，报纸上还刊登出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讲话精神，强调〃两个凡是〃，强调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甚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战果〃（只是说〃这一回〃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而以后必要时还要搞），还说〃四人帮〃是〃极右〃，以此阻挠党内外批极左的强烈要求；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之《人民日报》转载，这让我心情为之一振，我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与我生死相关；1978年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四· 五〃###获得平反，我欢欣鼓舞；198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当时茅盾在世，我从他手中接过了奖状，同时有多篇〃伤痕文学〃一起获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它被指认为是一场浩劫；紧跟着，改革、开发的势头风起云涌，呈难以逆转之势；说实话，这时候我才觉得悬在《班主任》上面的政治性利剑被彻底地取走了……但《班主任》作为特殊历史时期里，以小说这种形式，承载民间诉求的功能，也便完结；它被送入了〃博物馆〃（各种当代文学史，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类的资料性著作），它不可能再引得一般文学爱好者在阅读中产生出审美愉悦了，甚至于，反而会引出〃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一时轰动〃的深深疑问。进入80 年代，想再靠这样的创作路数和文本一鸣惊人，获得荣誉，是越来越难了。自《班主任》以后，我笔耕不辍，一方面坚守社会责任感，越来越自觉地保持民间地位，不放弃以作品抒发浸润于我胸臆的民间诉求，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美学上的修养，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更是小说，并大大拓展了以笔驰骋的空间；虽然我的写作已然边缘化，但从不违心，袒露个性，褒贬由人，自得其乐；到眼下，我在海内外已出版的个人专著，各种版本加起来已达八十七种，此外还有八卷文集；我这二十多年里也摔过筋斗，有过不小的挫折，但我毕竟穿越了80 年代，正穿越90 年代，并有希望把我的创作跨越到21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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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班主任》的回忆（3）
《班主任》发表至今已有二十一年。我本不愿重提这粒〃陈芝麻〃，但编辑先生打电话来催稿，指定我回忆有关情况。最近我从年轻一代那里听到了两种绝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班主任》的写法，以及一度的轰动，是畸形的文学景观；另一种说，像那样的作品，在适当的社会发展阶段，还一定会卷土重来，是文学史上惯常的一元、时不时会一闪的正常景观。我不能确定他们谁说得更有道理。也许，唯有未来文学发展的轨迹本身，才能确认或否定种种不同的预测。
1998年11月13日 凌晨，绿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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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在涌泉（1）
那天应中央电视台10 频道邀请去录一个节目，录完正往大院门口走去，忽然听见有人在身后叫我，扭头定睛一看，惊呼热中肠，是久违了的谷文娟大姐。她说：〃我从背影上就断定是你！〃但看到我正面时，她笑说：〃老了老了……〃她的笑容像当年一样总带有些揶揄的味道，头微微晃动着，我不忍心说我觉得她变矮了，低头望着她只是傻笑。10频道〃绿色空间〃在谷大姐爱人他们单位的招待所里租屋搭棚录像，谷大姐他们宿舍也在那个大院里，正好下楼散步，我们因此不期而遇。 我告诉谷大姐已到耳顺之年，她眉毛耸动，大概是在推算我们当年认识的时候我才多少岁，也许是同时意识到我也在推算她那时才多少岁，就爽朗地说：〃我今年七十三了，早退下来啦！〃我们心里都掀起了往事的烟云波涛，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只说了句：〃当年你对我是有恩的……〃她也没谦词，仍是一脸灿烂的笑。看得出她在为我高兴。仅仅因为我仍在继续二十四年前开始的事业，没有停歇，她就为我高兴。她的这份高兴，实在是再次施我以恩德。
与谷大姐的这次邂逅，引出我许多的回忆，以及复杂的思绪。
二十四年前，即1978 年，那是个历史转硬弯的年头。我在1977 年11 月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又在1978 年春天发表了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杂志负责人和编辑对这些作品的出世当然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作品的推广，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电台的广播。那时候我那些作品，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如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等，被称为〃伤痕文学〃，是有争议的；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前，当时最高领导人还在强调〃两个凡是〃，从理论领域到文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潮流屡遭阻挡，那时的文学杂志报纸副刊刊登那样的作品，特别是电台文艺部将其朗读或改编为广播剧，都还要承担一定风险，必须以胆识和锐气，热情甚至激情，才能迅速地将其发表播出。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谷文娟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连续编录了我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使当时还不能及时看到报刊的人们，特别是还在农村插队或在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年轻人，从电波里一下子听到了跟〃四人帮〃那时候完全不同的声音，以至于印象深刻到终身难忘的程度。有的那样的听众，后来见到我，跟我细说当时情况。那时农村里安装着很多的高音喇叭。地头的电线杆上也有。在〃四人帮〃倒台以前，那些高音喇叭里充斥着诸如〃批孔〃〃批邓〃的肃杀之声，1977年里的声音里虽然多了批判〃四人帮〃的内容，却仍在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时兴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调至最大，传出的声浪在广袤的田野上滚动弥散，遇到丘陵山谷还会发出轰隆的回音，透过听觉给人心灵的震撼是无可逭逃的。因此，1978年仲春，突然有一天他们从那高音喇叭里听到了谷文娟等编录的节目，内容上对〃文革〃发出了质疑，宣布了爱情在人生中有合理位置，配乐里出现了贝多芬的《命运》旋律，又有轻柔的絮语与抒情的琴音，这让在田野中的他们惊奇、惊喜，〃世道要变了〃，他们也因之释放出了求变履新的青春情怀。在这样的田野聆听里，他们感受到被启蒙的喜悦与激动。于是他们记住了那些作品与作者的名字。许多这样的青年是先听到广播，再去找报刊书籍阅读相应文字的。到了现在，有的文学史家可以说那还不是文学，有的批评家可以嘲笑那些文本的僵硬幼稚，我们自己也可以真诚谦虚地一再地申明那时候实在还没有真正迈进文学的门槛，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那时因为时代机遇，思想潮流，文学复苏，加以有这样的广播托举而名噪一时，纷纷涌进文坛，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虽然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各有各的浮沉哀乐，但这一事实，无论回忆起来时是自豪还是赧颜，都已嵌在了历史年轮里，不可更改。1978 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大势初定，文学的潮流急速奔腾，虽然争论不断，风波不少，但人们心态越来越乐观勇进，那时被谷文娟改编录制的广播剧可以说是播一出红一出，作品因此广为流布，文学评奖活动中，也就成为了一张无形的巨大选票，作品因此获奖，作家因此得福，不是中国作协会员的可望立即入会，有机会被派出国访问，所在地甚至有奖励住房的。记得那时一些作家见到谷文娟真是笑面如花，不知该怎么亲近她才好，还曾有人私下里来问我：〃究竟怎么着才能让谷文娟看上（作品加以改编播出）呢？〃在那时经常是由冯牧等作家协会领导主持的活动中，我就看到有人指着谷文娟背影跟旁边的人小声说：〃那就是她……〃仿佛见到了一尊真佛。
但是到了1983 年以后，大概是因为新电影渐渐多了起来，而且大多是由新小说改编的；电视机开始普及，电视剧也开始活跃，许多电视剧也都取材于小说；广播剧在这种情况下就渐渐不那么稀罕了。于是文学界对谷文娟的粘糊，似乎也就逐步地变成了疏离。到1985 年以后，许多新锐作家已经不清楚谷文娟是何许人也。我自己也顾不上和谷文娟保持联系，她究竟还在改编录制些什么广播剧，不清楚也不想去收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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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在涌泉（2）
时过境迁，世态炎凉，这些词语我们用滥了，但真正锥心地体会到这些字眼里的人生况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我们太迟钝，倒也许是太聪明了。文学史家称为是〃新时期文学〃的那个阶段里，对推动那时的文学复苏、发展作出贡献的新闻界人士，是颇多的。我记得的就还有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甄庆如（现在他使用甄诚的笔名），他有时一天里向海外发出数篇关于中国文学复兴的报道，像巴金的言论，艾青的新诗，丁玲的复出，王蒙等的改正，中国作协创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项，劫后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的出访，等等，这些消息都马上被港、台及世界各处的华文报纸抢着采用。还有新华社的女记者郭玲春，她写报道总愿意使用富有新意的文体，还写了很不少有深度的专访。电台方面的人士也绝非谷文娟一个。我知道的就还有一位王成玉，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青年节目里，播出了很不少的新小说，我的《爱情的位置》《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就是他组织的，他能请到像董行佶那样的能以声音塑造人物的艺术家来担纲朗诵，使这些小说在群众中的流布更如清溪般畅快致远。那时候绝无〃红包〃现象，也还没有〃炒作〃一说，这些人士尽全力宣传新作品新作家是出于高度的工作责任心，更是出于由衷的呵护热情，他们使许多我这样的人名利双收，自己却名利双无。随着岁月推移，他们与红火的〃知名作家〃的距离渐行渐远。后来很少有人再忆念这些人这些事。记得上世纪末有一回一些同行聚谈，我提起了这几个人，有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这倒不算什么，可是就有知道的讲起其中某某的轶事趣闻，涉及私生活，多为尴尬事，边说边笑，大为不屑。即便其所说的全非谣言，也无伤大雅，但自己名利双收，周游列国，甚或还有了官职荣衔，对人家〃不过还是那么个角色〃，甚或改换为更不起眼的角色，持此种态度，毋乃有失厚道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们背得烂熟的古训。因为没有什么新意，不能为诡奇的新潮文本增色，倒可能令那些只喜欢颠覆风格的读者嗤鼻，有的作家已经很少再加以引用。但我们的双脚，难道应当从这样的道德基石上挪开吗？检讨我自己，也很惭愧。记得1988 年我在杂志主编任上，有一天忽然接到谷文娟从美国的来信，说她随在驻美机构工作的爱人暂住美国，希望我们能给她按期寄杂志，我就此事与管财务的副主编商量，都感觉到如果按期给她寄赠，那么相应地就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