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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说是曹操墓（1）
依上文考证，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曹操是按天子级别、皇帝规格下葬的，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天子之制。正方论者受长期以来红色曹操情结的影响，基本上忽略了曹操极其自私的、剥削阶级的凶残本性，忽略了古代礼仪制度的强制性，有意无意间将其等同于一个革命家来看待。曹操的丧葬之事是不能和革命家比的，必须和他前后同等级、同类型的人物如霍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四人相比才有意义。在墓葬体系中，帝王陵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墓具有不可比性，它在制度、内容上有严格的规定性，历史传统的因袭性更强。
曹操性格中宦官的深层背景和来源千古独此一人，曹操的行为开创了一个历史模式。王朔先生说：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曹操乃军阀而兼有多才多艺，人读其文章，易忘其罪孽。曹操是野心家，曹操是阴谋家。曹操无法光明正大地提三尺剑以安天下，却将“奉天子以讨不臣”的统一良谋念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发家邪经；曹操摧折、破坏维持社会秩序的核心价值观与核心制度，假称中兴汉室，实则移天换日，破坏国体传统 撕裂北方社会，为着一己一家之私，大搞特务统治，宁要曹家霸持秉权的国家分裂，不要大族共治的汉室统一；当四岁就让梨的大名士孔融打出和平统一的旗帜时，曹操恼羞成怒，急吼吼地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全家一并杀掉，四个月后，曹操迎来了赤壁之战——他军事生涯的最大失败；求贤三令，感到千古，而其目的实在于罗织鹰犬，试想，杀孔融、死荀彧、灭崔琰而号称求贤，不亦南辕北辙乎？曹操用人尤其是后期，可用则用，不可用则杀，上了贼船断无后路；曹操色胆盖住宇宙，一夜风流埋下二十年后王位继承之隐患；曹操为报父仇，投尸断流、河水变色，使志在统一的苻坚自叹不如，但历史记住了嘲讽失败者所说的投鞭断流。曹操恢复社会秩序的功是一时的，但他对文化和社会风气的伤害却是长远乃至永久的。曹操以其超世的过人才智、迷人的公关技巧改变了历史的方向，给传统政治增添了更多的阴谋、诡诈、血腥、屠杀，引领中国走向大分裂。曹操之格局、变态昭示了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小格局，开启了魏晋至隋近四百年分裂的大变态。曹操就是他开启时代的缩影。曹操的成功给民族性增添了许多阴霾，其作为实际上写下了一个“为了成功，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哪怕践踏人类道德底线”的大告示牌。
暮年的大*者倍感孤独，决定恢复已经走向没落的陪陵制，临终前的大*者哭着喊着说不要把皇帝衣服忘了（持大服若存时勿遗），从生前看死后，由地上推地下，曹操的地宫可能连一个东汉晚期的大土财主都不如吗？曹操俭朴的真相仅仅是体现在穿着上，其他方面则是物尽其用，不浪费，但并不抠门，“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应该注意的是，曹操同志在建造上有独特的嗜好，“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他生前修造的魏王都邺城、居住豪奢的铜雀三台等等都成为当时中国的顶级建造，无有可出其右者，尽皆传诸史册，那他死后永远的灵魂居所（家）能薄待乃至亏待自己吗？一个掌控国家距天子之位仅差一步的、两汉四百多年中空前绝后的诸侯王，能和东汉那些名义上是诸侯王实为国家高级食客的人一样吗？退一万步说，即便按曹操同志名义上的的最低级别——东汉诸侯王规格下葬，也不可能像西高穴2号墓这样。现有研究表明，东汉诸侯王陵墓形制，如果是前后两室必然带有题凑回廊形式，或者是三室墓，专门研究汉墓丧葬的专著李如森先生《汉代丧葬制度》和黄晓芬女士《汉墓的考古学研究》都清楚表明了这一点。而且，当时各地的大豪强和两千石官吏的墓葬基本上都是三室墓，虽然少有人指出这些人与曹操同志不具有可比性，但也应该让普罗大众知道东汉晚期流行三室墓这一事实，而不是有意无意间混淆晚期与末年的界限、二室与多室（三室）间概念的差异。东汉末年的战乱区，厚葬必然急剧锐变为薄葬，尤以洛阳地区为最，甚至鲜有墓葬发现。但儒家文化主流必然导致厚葬，袁曹争持之时，冀州尚且厚葬成风，是以才有曹操禁厚葬之由头。天下一旦安定，丧葬习俗必然迅速复旧，这种事情不是一道政令可以轻易改变的。建安年间中原地区的墓葬鲜有考古成果公布，所以曹操的禁令有多大作用我们并不清楚。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决定丧葬的是心态而非经济形势，曹操名义上作为臣子，明暸社会心理的忍受度，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僭越”，房子过高会违制，他以城墙为基，你说违制不违制？坟头过高也违制，他因高为基（在高地乃至山上，待考），你说违制不违制？他一步步地僭越，游走在社会心理最高忍受度上下，他这种千古狂枭的心态不值得好学者深思吗？ 。 想看书来
为什么不说是曹操墓（2）
就西高穴2号墓墓内的男女位置及其与1号墓的关系来看，实际已经排除了卞后的存在，这是从考古学本身逻辑得来的结论。前此学界争论年长女性的年龄，且不说此骨现有情况无论如何都不支持卞后70岁的死亡年龄，再就另外一种现在为人忽视的迹象来说，礼制上帝后基本同制，这是公认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准则。从考古学角度讲，四角攒尖顶既然是高规格的标志，墓内如有卞后，则其规格必然当与曹操相同或相近，而卞氏下葬时身份是太皇太后，还高于曹操下葬时的身份。今发现之墓内两女与男主人在墓顶形制上存有等级差异：一为四角攒尖顶一为券顶，这本身的等级差异就隐含了此中无卞后的逻辑；而年长之女性发现于后室的南耳室，而年轻女性出自北耳室，坐西向东的墓制，就考古学的语言表达出的意义和从当时礼制涉及的方位讲，西最尊，其次北为尊位，再次是南，大家想一想鸿门宴的座次就会明白，今青年女子竟然居北边的尊位，岁数大的女子反而居南边的卑位，衡量当时历史，岂能有比卞氏更尊贵的女性。那这个年长的女子怎么可能是死亡时身份为太皇太后的卞氏呢？如果还有人把发现卞后的希望放在1号墓上的话，可以断言，这种希望非常渺茫，因为两墓形制一为甲字型、一为刀把形，且1号墓面积仅有2号墓的约三分之一，加之卞太皇太后死亡时，正是魏国最强盛的明帝时期，祖母长孙感情很好，没有任何意外情况出现的可能，从考古学的逻辑看，是不可能在1号墓发现曹操他老婆的。而从权威文献《三国志》看，有两处明确记载卞氏与曹操葬在一处，这没有怀疑的空间和别解的余地。西高穴两座大墓的墓里墓外找不到卞后，还会有人相信这是曹操墓吗？更不要说也还找不到史料里清清楚楚地记载迁葬来的、称过象的小神童曹冲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一批陪陵墓了。
曹操和曹丕虽说是父子，但心态大不相同。一个是睥睨人间，视天下若无物，除了不愿废杀皇帝和及身代汉外，无恶不敢作，无事不敢为。曹丕则是得志猖狂、鼠窃狗盗的心态，悍然登上皇位后，很快产生了亡国抛尸的梦魇。父子都说薄葬，但实质的内涵不同，内在的心理驱动力更是大异。曹操的薄葬对社会目的在节省社会成本，对己是巧思，“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达到的目的是既节省人力物力又令人产生高大巍峨之感觉；曹丕（包括魏晋两代）薄葬的内在动力是合法性严重不足，担心亡国抛尸，主要动机是秘藏，“因山为陵，不封不树”达到的目的是既防盗又保密。同样是睚眦必报，曹操往往是择机而动，甚有等待十几年，看你没有用了才收拾，且基本上是对外，尤其是对待名门大族，对内尚存一片温情；而曹丕则是掌权后立刻报，主要是对待亲族，对曹操的救命恩人、大将曹洪，对老婆甄妃，曹植及其下属，等等，而且手段都极其毒辣，是要“拿命来”的。这些巨大差异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的。所以真正的薄葬应是从曹丕开始，其薄葬的心理动力在于其自认法统地位严重不足，什么叫法统，用普通百姓的话说就是正当不正当的问题，正根不正根的问题。
论者或许责难说，你这不是重拾我们已经抛弃的封建正统观念之余唾以自炫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为什么不说是曹操墓（3）
答曰：不然。正统观念早就根之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和血脉之中，既无法抛弃，也无法漠视。长期以来，我们往往以历史文化表面的荣光大吹特捧，但对具体内容却大都（或全）否定（比如儒家、正统）……如此缘木，何以求鱼？以曹氏父子而论，当时社会和曹氏家族都认为其法统地位不足，曹氏因而在政治上就不得不用严刑峻法和特务统治来弥补，曹操丞相府的高官何夔为了避免受曹操的侮辱，上班时竟然“常畜毒药，誓死无辱”，这种旷古罕闻的事例就可见双方的隔膜与正统与否则重要了。虽则曹操父子三人和建安文学的成就成为包装这一黑暗政体凶残的外衣，曹丕“禅代”前后，“妖言辄杀而赏告者”可谓创中国历史最恐怖之最，特务“自黄初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就当时的地域和社会情况看，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但历史真相毕竟无法被永远遮盖。孙策兄弟法统地位不足也是其致命缺陷，当他们向汉的法统挑战时，连他们的乡里乡亲都不支持，更未遑南方广大的编户齐民。孙策“屠戮英豪”也无济于事，最后形成了大族共治（实为分赃）的体制。落后地区、浅化民族对于儒家原则和传统的坚持超过了其发源地，这是他们被汉化后的一种特殊现象。
西高穴大墓中“魏武王”三个字是正方确认墓主人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证据，笔者并不怀疑石牌的真实性，但正因为这个东西和“常所用”连在一起，曹操是西高穴2号大墓的主人的可能性才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笔者认为这三个字所指的人就是曹操，可以排除许多网友猜测的其它诸多既与魏又与武有关联的人。但可以确认的只是该墓与曹操相关，在这一点上，赵超先生在公众考古论坛上也是如是说的，曹操为该墓主人只是可能之一，离确认还有很远的距离。“魏武王”三个字，联系当时的礼制、称谓、语境诸方面考究都是十分奇怪的。考虑到与这三个字相关的其它因素是首次出现或极少出现，因而自当审慎对待，例如以这种方式标署的石材质铭牌是中国考古学第一次发现，它的性质是什么？标署“魏武王”的时间，正方认为天经地义是在下葬之时，或者认为其极限值只能扩大到曹丕称帝之前。反方则认为疑点重重。种种的争论已见前文，此处不再多说。
问题在“魏武王”和“常所用”连在一起就大有问题，笔者喜欢乱翻群书，也是首次见到此类方式。据考古学界两个大腕朋友说确实是首次发现。既然如此，在解释上自然要慎之又慎。说这些物品与曹操相关应该没有问题，但将此等同于墓主人就欠妥。首先，以谥号入墓葬，据专家先前在网上所言目前这是第一次发现，后有朋友告知说印象中网上又有人说北朝后期有一例，笔者认为后的也太远了，没啥证据力。《后汉书？礼仪志》明确神主“不书谥”，这是与祭祀礼仪相关的制度，这表明在墓葬中也应该如此遵照执行，用谥号的可能并不大。其次，将亡者生前所用东西、所喜欢的东西入葬，从原始社会到现在都很常见，诚可谓自古而然，由来已久，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问题在于，古人相信死后有灵魂存在，无论死的人还是办丧事的子辈，对于其生前或父辈所常用的东西都是熟知的，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特意标署，这也是迄今尚未发现标署墓主人常用东西的原因，不管是以那种形式的材质都没有，而现在以刻铭石牌的形式来特意标署更是非常奇怪。为什么说呢？曹操之陵是他本人下令修建，在他死后永远的封闭空间里、自己灵魂的居所中，是他本人怕死以后不知道自己生前有哪些东西常用？还是其子辈往其父亲永远的、单独的空间里送东西却怕他那英明睿智的老爹会一时糊涂不知道哪些东西是谁的而特意标署出来？这种情况就好比他在自己家里不知道哪些东西是自己常用，拿笔写上某某常所用格虎大刀，或其儿子为其写上家父常用之石枕是一个道理。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家居和坟墓是两个对立的世界。而对古人则不然，两个地方都是家，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