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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花海 身在书海
春天来了!《光荣绽放》要出书了!虽然我的心早已沦陷在花海里,可我的身体却沦陷在新书的修正工作中。人生的很多时候就是幸福和无奈相伴,痛苦和快乐为伍。
30年,在记忆的长廊里有些漫长,在时间的长河里只是回一瞬眸。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相信在未来的眼睛里,“改革开放”几个字是多么的奇怪和费解,但经历过这30年的人对这几个字感受一定是“波澜壮阔”。
更多的人会感恩这30年,因为人是懂得感恩的动物;当然人也是容易忘却的动物,因此需要提醒;人更是需要倾诉的动物,所以需要一种表达的方式。于是我用我的方式来纪念这不同凡响的30年,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了这些我们熟悉的面孔来讲述这30年。虽然面孔会老,但这些面孔带给我们的故事不会老。
女人是花,故事是血,女人讲的故事一定动听,一定动人。
就写到此吧,我要去嗅春的味道,我要去听花开的声音,我要去和百花恋爱一场。
2009…3…28于老故事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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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祥(1)
我一生受到很大的挫折,不让我播音这个太小菜一碟了,只是我有点儿不服气,觉得人家不太承认我。有的时候我往往觉得离开我不成,但是事实教育我,离开我也成。
1942年1月出生于北京,中国中央电视台资深播音员、主持人、播音指导,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在中央电视台40余年的工作中,担任过新闻、专题、综艺等各类重要节目的播音与主持工作。曾获过“五个一工程奖”、“政府奖”、“学会奖”等多项大奖。在环保方面,也有杰出作为,1997年荣获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授予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先进个人奖,1999年荣获林业局颁发的保护野生动物“大熊猫奖”,以及同为林业局颁发的有关专题节目的十余个奖项。
开场白:浑厚的声音穿透了岁月之墙,咏叹人与自然的和谐。他用声音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沧海桑田,流淌在互不相识,却都在用心倾听的人群之中。他让我们相信,一个人的声音也可以加入历史的乐章,回响在半个世纪之久的岁月长廊。
田歌:认识赵老师很久很久了。但是有机会静静地坐在这儿和您交谈,确实是非常难得。为什么时光对待您那么的客气,在您的脸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您为什么总是这么年轻?
赵忠祥:我非常理解,这是你对我的一种宽慰。其实时光不可能在一个人的面孔上不留痕迹。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天天看我,所以就觉不出多大的反差来了。但是我们一回首,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正像我也想问你,为什么老那么漂亮!
田歌:我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好的化妆师。等一卸完妆,我就成卖鸡蛋的了。据说赵老师几十年主持节目都是自己化妆?
赵忠祥:也不都是自己,很多时候是自己化。所以化得不好,也挺对不起大家的。
中学时代的赵忠祥就很喜欢主持和表演,还加入过话剧团。高中毕业以后,年仅18岁的赵忠祥被直接选入了中央电视台。他给自己琢磨了一个“艺名”叫赵方,希望自己的声音能传遍祖国的四面八方。谁知道那时候,电视播音员根本就不报名字,结果赵方这个名字也没能派上用场。
赵忠祥:现在大家都知道主持人。广播电台有主持人,婚礼上也有主持人……我们就是电视里面的主持人。但是主持人和主持的概念,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前是没有主持这两个字的。
田歌:那个时候,播音员和主持,距离真的就非常大吗?
赵忠祥:是有一定的差异。播音员是一个传达的工种,也就是说我们拿到的稿子不是我们自己写的,也不可以任意变更稿子的内容,我们要准确地、鲜明地、生动地把这篇稿件播报出去。但是主持人出现了以后,就有了“自我”,使人耳目一新。我觉得他带有很浓的人性色彩。他让人们能够从节目里感觉到他自己的个性、情感、思维,就更容易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跟大家交流,更有一种亲切感。
田歌:也更有一些自由度。
赵忠祥:是。完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特点、年龄、经历、爱好……甚至于你的口味,一些细微的元素都可以注入到其中。这是给我们工作的一个宽松度。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不变的情怀:电视广播的这只话筒,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得服从一个原则,服从一个任务。
赵忠祥(2)
从最初“草根”状态的高中生,经历了近50年的磨炼,成为现在央视的“首席说官”,无论是播音还是主持,都在赵忠祥的身上留下了职业痕迹。
赵忠祥:在这样一个很有权威性,管理非常严格、非常细化的机关里面工作,我们都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这么多年,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形成了你的生活习惯,形成了你的思维习惯,也几乎成了你生命的一个部分。我无法去设想,这50年我不干这个,会去干什么?我会用非常负责任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会用正确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来约束自己。我觉得这是我从事这个职业,获得的最宝贵的财富。
田歌:播音员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要求你在一个特别严格的规矩下去工作。有人说选择了一种职业,就选择了一种生存状态。那在生活中,您对自己的规矩是什么?
赵忠祥:我18岁就进入职场了,几十年以后,我把职场的很多规矩和要求,都带到生活里面去了。因此有时候跟人家谈话,其实也不是很正式的一个谈话,可是我不自觉地就拿出播音腔了。你现在让我说北京土话,我就说不出来。刚开始播音的时候,尽管我还很年轻,在很多前辈、长辈的眼里也就是个小孩子。可是因为这个职业的需要,必须把我打扮成一个小大人。那个时候也不大明白该说什么,能说什么,口无遮拦的,是沈大姐慢慢地教导我,指点我。其实我就是磕打出来的。
在赵忠祥的心目中,他前20年所从事的播音工作是一份很严肃,但也带有一定艺术色彩的职业。这份职业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需要不断地去练习,甚至还有近乎“零错误”的苛刻要求。
赵忠祥: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一个字都不许错。但是我坦率地说,我经常出错!不过没出什么大错,就是出个错字、打个结巴……完了以后就得把检讨贴在走廊里,自己路过那儿都觉得脸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光辉起点,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而关于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事件的新闻,就是经由赵忠祥的声音,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
田歌:就在那段新闻播出之后,我们向全世界宣告,向我们自己宣告,我们要迎来一个新的中国,我们将要过上另外一种生活。您当时在播出的时候,有那种伟大的预感吗?
赵忠祥: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我觉得很容易粉饰自己。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播音员。今天我值班,就该我播;今天你值班,就该你播,没有大家想得那么严重。我想不仅是我自己,在座的年事稍长的朋友们,乃至很多非常有智慧的人士,他也不可能从1978年的那一天看到2008年的这一天。
田歌:现在,我们的生活比那时候富裕了,物质也越来越充实了。但是当时,赵老师您的生活和居住条件是什么样的?您是国家级的播音员,一个月拿多少工资?
赵忠祥:工资现在都保密,那个时候不保密。那时候大家都一样,我49块5人民币,不高也不低。按照现在的说法,我当时应该叫单身贵族,49块钱根本花不了。因为我们在食堂吃饭,一个人如果有13块钱到14块钱的粮票和代金券,就可以吃得很不错了。我那份工资可以供至少三四个人吃一个月,所以我挺“贵族”的。
居住方面,现在说起来就有点儿惨,但是那时候算挺大的了。15平方米,我们三口人,跟街坊合住。家里放一张双人床,儿子还小,就让他睡我们旁边。还有两张小沙发,一只茶几,一个大衣柜。大衣柜还是凭票买的。今天提起来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做梦也没想到有现在这样,真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赵忠祥(3)
说起家里的“大件儿”,赵忠祥至今都有些小小的“自得”。1979年,他跟随*同志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带回了一个在当时足以让人眼红的“大件儿”:一台厚得像一块板砖的录音机。
赵忠祥:我身上没钱,就15块美金的生活补助费,还是人家又支援了两块美金才买来的。回来后,听说北京也有了录音机,就包括侯宝林大师也是托人排了两天的队才买到一台,据说是240块人民币。
田歌:您那时在美国,没有盘算用那15块美金买什么东西吗?到了一个物质那么丰富的地方,您不想去消费消费吗?
赵忠祥:当时两国之间物质生活的反差特别大,包括汽车、橱窗、草坪、绿树、花果……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确实很匮乏。什么叫穷逛?我们那会儿就是穷逛,兜里面什么都没有。你没办法想着去买什么,因为你什么都买不了。但是我们的人格非常伟大,我走在美国的国土上,走在美国的街道上,依然觉得非常骄傲。
田歌:我很关心这一台在当时象征时尚、象征富裕的砖头一样的录音机,带回来之后产生了什么效应?
赵忠祥: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都可以说是震撼人心的!我那个楼里,凡是认识我的人,没有一个不上我家来看一下这个录音机!而且还都要按一下,听听声音。因为他们都没有,只有我有。时至今日,我们再一想,觉得它是一个笑话了。但是,那是我们过去的日子。
田歌:就算是笑话,也是个挺珍贵的笑话。
此次美国之行,赵忠祥还采访了卡特,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进入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的记者。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仅读过高中的他竟用自学的一口流利英语,向卡特提出了十多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他出色的表现不仅赢得了卡特的赞赏,还得到了*同志的表扬。
田歌:您在采访卡特的时候,我看您穿的服装好像是中山装。那个时候您以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身份采访美国总统,其实就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面貌。那当时,会不会给你特批一些钱,去置这身衣服?
赵忠祥:没有特批。出国的批件下来以后,本单位的会计会发给你120块人民币,就叫出国置装费。然后去服装店选料子,再请师傅量体裁衣。当时120块钱可以做多少衣服呢?我们做毛料的——现在这料子也没人穿了——可以做一身中山装,做一套西装,还可以买一件黑呢子大衣。如果你更节省一点的话,还可以买一双三接头皮鞋,再加一条领带。那套中山装是我带过去的,平时在台里穿的。
田歌:那时候有没有服装厂家赞助吗?
赵忠祥:赞助这两个字,那个时候听都没有听说过。我们第一次比较隆重、大规模地置装,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自己打了一个报告,是田纪云副总理下的批示,说我们可以到上海找上海的轻工业局,当时还叫手工业局,跟他们去联系几个服装厂,给所有的播音员提供服装。一年四季,每人都做很多套衣服,那次我是大开眼界了!我就负责跑这个事,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要跑一趟上海。来回飞机票都比衣服要贵得多,但是飞机票能报,衣服钱不能报。
好歹出了趟国,也不能只给自己带一块“砖头”,总得给朋友们也带一些礼物。赵忠祥左挑右选,最后敲定了一次性打火机。
赵忠祥:那也得真正够朋友的才送。我数了一下,张三够不够,李四够不够……一次性打火机大家看着是眼前一亮的。哪儿像现在,随便一个小饭馆里,人家能给你端一盘上来。我记得我带回来以后,送给一个朋友,他都舍不得用。但是你再舍不得用,一个月、两个月你也得用完了。有一天我到他那儿去,正好看见他在抠持那只打火机呢! 。 想看书来
赵忠祥(4)
我问:“你干吗呢?”
他说:“我钻一个眼,配一个螺丝。给它打完气了以后,用螺丝拧上,让它变成长用。”
除了砖头收音机和一次性打火机,赵忠祥还如珠似宝地给自己带回了一个“宝贝疙瘩”:一只易拉罐。
田歌: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比我还想听呢!
赵忠祥:这个说了,笑话咱也没用。只有今天咱们不是这样了,才能大胆地说出来,作为一种骄傲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