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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的一生虽然只是几十年的时间，但总会有着不同的经历。命运的安排使我渡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共和国的建立、土地改革、*反革命、三反五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运动、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等历史时期。无论什么人，既然有过经历，总会有所感受。知识层面不同，自然就有感受的不同。我是一介农民，世代居处在山旮旯里，外面的天究竟有多大？那就是“坐井观天”说，天就井口大。
既然看到“井口大的天”，有时也能见到蓝天、白云、乌云、雨、雪，有时还能看到鸟雀飞过，听到一些嘁嘁喳喳的叫声。偶尔还看到过飞机飞过，听到轰鸣声……。因此我的心里也有感受。有了感受，就想记录下来，于是产生了写书的念头。
写书？谈何容易。那是文人墨客的事，我这个两腿黄泥的农民，居然不自量力要写书，岂不让文人们笑掉大牙！就是和我一样的泥腿子们也会乘机讥上几句：呀否！屎壳郎往花堆里钻，那不是自找其乌！
世俗人总是那样，在他们眼里，农民就是农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就打洞”嘛……。
讥就讥吧。我这个人虽说一身土气，但认定的事就一定会干的——因为在我的心里一直藏着几十年来的困惑——1957年，好端端的人、共产党员、开国功臣、高级科技人员等怎么就成了“右派”了呢？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时把正在使用的铁锅、鏊子等家具拿去炼钢能够超英赶美吗？人民公社真的是“一大二公”吗？1959年真的“粮食多的没法了”吗？“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自然灾害吗？为什么要搞*，搞乱国家搞乱执政党是目的吗？……这些困惑使我在人生的轨迹上踌伫难进。要解开心中的这个结，曾经一度钻进书堆里，但书山无路；曾经想与朋友讨教，但怕祸从口出，招来横祸；为此憋屈了几十年。如今我老了，又逢盛世，那个文字狱、语言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吧？无论怎样，人老了总想留个念想——将我的历史困惑写下留给后世，希望千万不要忘记那段难以抹掉的记忆，跟着共产党，建设好一个真正的、*的、繁荣的、富强的共和国。
作者2010年3月写于古墩
反右斗争之一
反右斗争，是指在1957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门整风，动员并号召全党以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共同帮助共产党整顿作风的运动。运动采取“大会动员，小会讨论”、“畅所欲言，言者无罪”的方式进行。大家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信任的心情，提出了大到国计民生、建国方略，小到对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的意见和批评，态度是真诚的、友善的，气氛是热烈的、踊跃的……但整风运动仅仅进行了半个月，有些意见刺激了毛泽东的“自尊”，于是，他又像庐山会议对待彭德怀一样，将会议的宗旨逆转，突然发出“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借机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的“定论”，紧接着，发动了全党全民对“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反击，将提出意见的人不分好坏——善意或恶意，一律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的甚至一个党支部书记就可以指定任何一个人为右派分子）并将他们与地富反坏并列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树立为阶级敌人，实施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如此将党的开门整风运动变成“反右斗争”运动。
……
什么是右派？右派是干什么的？它是怎样产生的？怎么就同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等同起来了，成了地富反坏右五种阶级敌人之一了呢？……一系列围绕“右派”形成的问题从我的中学时代就产生了困惑……。
一九五七年，我在中学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张某某是我比较敬仰的一位老师。他40多岁，一米八高的身材，四方额头刻有几道浅浅的横纹，一身旧蓝色的中山装，把他装扮的庄重威严，恰如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简朴实际，真实可敬。更有他那笑容可掬的脸庞，流利幽默的谈吐，雅尔不俗，文而不傲，显示出他满腹经纶、饱学五车的儒家典范。他讲语文时，对每篇文章的作者、社会背景、主题思想、段落结构、重点词句等讲的细致入微，言简意赅，恰到好处。他讲历史时，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每朝每代、历史渊源、疆域区划、兴衰更替、政治经济等分析的由浅入深，由简及繁，活生生的将一个朝代的面貌淋漓尽致的展现在学生们面前。他讲政治，艾寒松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史被他背诵的滚瓜烂熟，他从世界资本主义的产生到资本主义垄断的形成，到帝国主义寡头势力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讲到*、恩格斯学说；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讲到十月革命；讲到五四运动；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讲到中国共产党英勇卓绝前仆后继领导中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取得胜利；讲到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自由、*的国家；讲到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讲到农村土地改革、实行合作化取得的伟大成就；讲到解放后祖国各项事业从废到兴、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他充满感情，滔滔论述，每课每言充满了他对新旧社会的爱和憎。充满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敬仰。……我们都喜欢听他的课，一是他的知识面能够满足求知欲很强的青年学生的需求；二是他的风趣的丰富语言会使我们百听不惓，久学不厌；三是他的爽直性格、爱生如子的情操深得我们的爱戴。他与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可谓情真意切无可比拟也。
到了一九五八年的三月份，我们的班主任换了。张老师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同我们见面了。大家十分思念他。于是，大家纷纷找到校长和教导主任，打听张老师的下落，如果他病了我们一定要去看他。而校领导的答复是：大家要安心好好学习。告诉你们，张某某是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分子，已经被开除公职，关起来了。学生们都不相信，嘁嘁喳喳，议论纷纷，继续追问：张老师怎么能是右派，弄错了吧？“没有错。”校领导回答：“他在帮助党整风的会议上，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鸣大放之机。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和地富反坏右是一伙的，你们要同他划清界线，不要再在他的问题上问这问那啦。”
学生们被镇住了，但是止不住的还是在私下里议论：这是什么事？好端端的老师说是敌人就敌人了。既然叫百家争鸣，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怎么人家提了意见就是右派？记得张老师跟学生们闲聊时说过，他家是贫农出身，父亲弟兄三人，一样的穷苦，解放前，父辈们为了不再受穷，一致决定：再苦再累也要供出一个学生来。张老师很争气，从私塾到完小、到中学一直顺利地读完大学。本来考上大学是读不起的。但是，他碰到了好时运，全国解放了。他申请并享受了助学金才完成了大学学业。他有机会继续深造，但是家庭太穷了，为了他，父辈们已经累弯了腰，不能再拖累他们了。于是他参加了工作，进入了教育行列。他说：“没有共产党就谈不到全国解放，不是解放我就上不起大学，所以我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
这样的人怎么能反党呢？就是反掉共产党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错！一定是搞错了！”学生们总是这样认为。
多动好事的学生们后来终于从几位同张老师一起参加大鸣大放会议的老师那里得知：会议上文教局领导强调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重大意义，鼓励老师们给领导提意见，并且一再表态：“畅所欲言，言者无罪”。张老师只是给学校领导提了意见并提出了改革教育的几点措施。当时他完全出于善意，文教局领导还在大会上表扬了他。不知为什么，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县委给各单位下达了“右派”指标，文教局给各学校也下达了“右派”指标。古邳中学领导在衡量各个老师的所提意见中，认为张老师的意见最长最具体，且都是针对学校领导的，于是给他划定为“右派分子”。张老师不服，找到文教局领导，那个局领导不再承担“言者无罪”的承诺，推说是“上级指示”。于是张老师又找到县委领导，县领导感到窘迫又推说是“上级指示”……如此张老师层层找去，却找来了一顶“极右分子”的帽子，牢牢地戴在头上了。……
既是“极右分子”，那是“阶级敌人”无疑了。学生们不再打听了。就连张老师去了哪里也不过问了。……
一九五九年底，我当了兵。一九六零年六月，我在卫训班学习时，一位兰州籍的战友接到一封他的表弟寄来的信，因为我们关系很好，加之我是班长，又是党员，他在与我谈心时把信给我看了。信中说他表弟的父亲一九四七年入伍，先后参加大小战役三十多次，身上伤痕累累，一九五零年又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上臂受伤仍有一块未取出的弹片，先后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一九五七年初转业在兰州某家工厂当副书记，因为口直心快，整风时给领导提了一些意见，被打成右派后，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发配到甘肃的一个叫夹边沟的右派农场劳动，一九五九年底饿死在那里，一九六零年四月，家里得知消息去人打算运回骸骨，但是尸骨被狼吃了，并说那里十分恐怖，掩埋死了的右派十分简单，只是用死者的被褥一裹拉到乱葬岗扔上几锨土盖上就算了。因此到处都是被狼掏拖出来的骸骨。他们全家十分伤痛，问表哥怎么办？死者是战友的舅舅，我见他也很伤心，就劝慰了一番。同时叮嘱他说：“不要多事，你也多不了这件事。更不要因这件事受到连累。”
说实在的，我对战友的家信所述半信半疑。在新中国新社会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本来被淡忘掉的张老师右派事件又被重新勾起。那位敬爱的张老师也会遭受这样的下场吗？……终于因为学习任务过重过于紧张，此事被慢慢忘却了。
……
无独有偶，四十多年过去了。二零零九年四月的一天，我正在网上查阅相关文件，一位朋友派人给我送来一本书——我的这位朋友十分关心我的晚年生活，经常地用自己的退休金买些书给我，使我十分感激……当时我关掉电脑，打开包装，一本厚厚的、杨显惠编著的书名为《夹边沟记事》展现在眼前。看到“夹边沟”字样，似曾相识但又陌生……细细想来四十多年前，战友的舅舅被打成右派后不就是送在什么沟的地方“劳改”的吗？于是，我迅速打开阅读起来。四十多万字的纪实小说，用了五天时间读完了第一遍。真切的陈述，跌宕的故事，悲惨凄凉的情节，令我不寒而栗……由于我心中几十年的迷茫困惑，使我又读完了第二遍、第三遍……
“疑义相与析”嘛，为了使我的读者能够与我共同解析这一段历史，现将该书原文摘抄一二，以飨众盼。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反右斗争之二
上海女人
这一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上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场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