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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了，看书、上网是我的嗜好。在我打开张广友编著的《抹不掉的记忆》一书，认真阅读后，心情立即回到那艰辛的岁月，沉痛、伤心、悲愤、困惑后又豁然开朗起来——终于有人敢讲真话了！这么多年来，我总以为，这段历史将永远埋入黄土，因为在能看到的所有文件资料中，除了一大堆“形势一片大好”、“空前大好”等等官话、空话、假话、套话以外，几乎没有见过如此真实的揭示披露当年真相的文章，共产党人不去认真总结这段历史，将何以面对未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用说80后、90后的年轻人不信这段历史，就是70后的壮年人也是似懂非懂的怀疑这段历史。哪怕那些60后或者年龄再大一些的上岁数人很少或者闭口不谈这段历史。害怕说出了历史真实就会捅伤政治敏感处，招来横祸！
为了让后代看到并牢记这段历史，我将《抹不掉的记忆》一书中的有关段落抄录于后——我相信文章的真实性。除了我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外，我相信作者张广友的真诚。张广友先生先后任农民日报、新华社记者，曾先后在安徽、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调查灾情。1960年10月被中央抽调随队到山东淄博灾区与当地农民“三同”，亲身经历和目睹了现状。这本书是他当年日记整理出来又是在他身患绝症后发表出来的，内容朴实，真实感人。书中关于灾区的记载是这样的：
万户萧疏人似鬼
他们说：“哪里还有狗，有狗人们怎能不把它先吃了，还能等到它吃人？”
西马虎、皂户杨、朱老虎，是1960年冬天我到重灾区山东省惠民县农村后蹲过点的三个村子。当时我在这三个村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灾情，救灾“保人”。我在这三个村住的时间比较长，情况了解的比较细，并且当即作了笔记，下面是部分笔记摘抄。
全省五级干部大会在济南开了整整一个星期，12月25日才结束。我们离开北京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大家心里都很着急，想尽快到灾区第一线，到受灾的群众中去。会议一结束，第二天（12月26日）上午就离开济南，中午就到达当时淄博地委所在地张店。在地委招待所用过午餐，下午3时乘大卡车北行，从张店去北镇（当时惠民县委所在地）。离开了张店，很快就进入黄河下游冲积平原。这里地广人稀，空旷的原野上目无遮挡，一望无际，到处是一片片白茫茫的盐碱滩地。一路上人烟稀少，偶尔看到几个推着独轮车的农民在运输瓜蔓。时过冬至，夜长昼短，下午5点钟一轮红日就已经落入地平线，茫茫田野，云雾弥漫，四处无声，死一般的寂静。这令人感到难以言喻的凄凉晚景，很快给人一种到了灾区的感觉。晚7时，摆渡过河，到了北镇。从张店到北镇，说是160华里，车行了3个小时。
北镇是黄河岸边的一个新兴小城镇，原属滨县。大跃进时搞“一大二公”，什么都是越大越公越好，于是就把惠民地区和淄博地区合在一起了，地区所在地设在张店。与此同时，也把惠民县和滨县合在一起，北镇就成了惠民县委所在地。在此之前惠民地区所在地是在北镇，惠民县委所在地在惠城。此后不久，又恢复原来的地、县建制，北镇仍为惠民地区所在地，而惠城仍为惠民县委所在地。
北镇招待所是一排排红色砖瓦平房，看来是新盖不久，似乎没有住过人。屋子里空旷潮湿，没有生火，冷得很，冻得我一夜没怎么睡着，当了一夜“团长”，早上早早就起来了。这里每天两顿饭。早饭9点，每人两个地瓜面窝头，白开水就咸菜；晚饭下午3点，也是地瓜面窝头就咸菜。在北镇招待所住了两天，顿顿如此。地瓜面窝头北京没有，过去是很少吃到的，黑中发褐，很瓷实，硬的像块砖头，表面有些光亮。刚吃时，咬到嘴里有一股汤药味，难以下咽。头一顿吃不下去，后来就不够吃。虽然吃下去胃不好受，但没得吃只好如此，逐渐也就适应了。可老百姓连地瓜面也吃不到。
在北镇待了两天，听听惠民县领导简单介绍情况，然后研究我们下去的具体地点和任务，以及我们的生活安排。我们到惠民的，先安排到两个公社的两个大队，一个是桑落墅；一个是惠城公社翟家大队，我被安排到翟家大队。
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简要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情况。他说：惠民县是重灾区，县委准备春节前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中央《紧急指示信》和省委五级干部大会精神，纠正“五风”，进行整风整社。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先下去熟悉情况，搞点调查研究，然后回来参加四级干部会。他说：当前已经进入隆冬季节，从现在起到明年四月，正是灾情最严重时期。由于连年减产，吃的紧张，代食品也很少，有些人家已经断炊。现在农村浮肿、干瘦病和死人的情况还在进一步发展，死人不断增加，情况十分紧急，当前首要任务是千方百计保人！
12月29日，我们来到了惠城公社，第二天到这个公社灾情最重的翟家大队，当晚我们住在大队部。第二天，我被分配到这个大队的重灾队西马小队西马村，全称是西马虎村。这里离大队队部只有两华里。翟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郭玉山用他的自行车把我的全部行装驮到西马小队，一路上我们边走边看边谈。这里的土地已经一片荒芜，到处是白茫茫的盐碱滩，有的寸草不长。所有的树木已经全部砍光，有的树根已经被挖走，有的还残留着伐根。地里没种庄稼，大部分已经抛荒，有的只是一座座新坟丘。走进村里，都是泥土房，有的多年失修已经倒塌，有的只剩下残垣断壁。村子里声息皆无，一片寂静。这一切，与当年的鸡鸭成群、犬吠鸡鸣、人欢马叫的农家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倍感荒凉凄惨！
下面是我当时的一段日记：“我被送到一家姓尚的农民家的南房，这个屋子是没有人住的三间空房子，窗户没有糊纸，顶棚塌下来一大块，炕上只有一块破席头。会计给我背来一大筐麦秸，外屋灶堂上没有锅，锅在大炼钢铁时被砸了，灶台也塌了，不能烧火。我知道麦秸是好东西，用它铺炕可以隔凉。天黑了，没有灯，也没有人来，我孤独一人，早早就躺下了。毛衣棉裤都没有脱，还戴着皮帽子，厚厚的被子上面压着毛毯、大衣等全部行装。实在太累太困了，但怎么也睡不着。到了下半夜，刚迷糊了一会儿，就被冻醒了。我摸了摸脚，冰凉，已经冻麻木了，不敢再睡下去。屋里漆黑，什么也看不见，耳边北风呼啸，敲打着窗棂，沙沙作响。不知怎么，想到白天听说的这个村死人最多，顿时毛骨悚然。我想我现在住的这个屋子就死过人呢，想到这些真有些害怕，天刚刚放亮我就起来了，发现被头和帽子前面，已经挂了一层白冰霜，放在漱口杯子里的湿毛巾也已冻成了一个冰坨子，拿不出来了……”
按照中央对万名下放干部一再强调的，必须实行“三同”，以及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我起来之后，想帮房东扫院子，可怎么也找不到扫把。想挑水，找不到水桶。这家已经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天已经大亮了。可老百姓都还没起来，于是我就在村子里转转，转了一圈没看到一个人影，也没看到炊烟，依然是听不到鸡鸣，也听不到狗叫，甚至连麻雀也看不到，一片寂静。没有什么事可干，我就回到二里以外的大队部食堂去吃早饭。
同吃，“三同”中的第一条，按要求，我们必须在公共食堂中与农民同吃，中央“紧急指示信”中的第九条强调“公共食堂必须办好”、“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但是，我们到惠民之后，才知道惠民全县的农村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难以维持，入冬不久就全部垮了。于是，我们到哪儿去吃饭，成了县委和下放干部领导的一大难题。最后研究决定的原则是：有条件能到社员家里去吃饭的，就尽量争取到社员家里去吃；实在不行的，就暂时分别集中到所在大队部吃饭。根据这个决定，我想为了实现“三同”，尽量争取到农民家中去吃饭。我把这个意见和西马小队干部们说了，他们说：这很难办！我看没哪一户能同意。一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吃的，拿什么给你们吃，即使给他们钱和粮票也得现去买；二是买回来又怎么吃呢？给你一个人单做单吃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一起吃，你那一点点粮食定量，连你自己都不够吃的，又让人家全家怎么吃？他们为难，你也为难，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时间长了，不但救不了大家，把你们也搭上了。
翟家大队虽有个干部食堂，不久前也解散了，干部们都带着自己的口粮回家吃去了。那套炊具还在，只是暂时停办而已。这次为了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根据公社指示，又重新开伙了。这样，我们这个小组的8名下放干部，工作分散在附近各队，大部分住在农民家里，少数住在大队部，早晚两餐都集中到翟家大队食堂来吃。“三同”最难解决的是同吃问题，最好解决的是同住。因为死人太多，空房子不少，只不过是条件很差，现在只好暂时将就一下。同劳动问题，现在正是冬闲季节，救灾第一，根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了。按照全省五级干部大会精神要求，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保人，保人就必须解决食品和代食品问题，县里要求我们在四干会前，集中力量，到重灾区边救灾边进行调查研究。
我包的是西马小队，原有48户人家，不到200口人。会计告诉我，今年以来已经死了21人，现有浮肿、干瘦病人50多人，其中已由浮肿转成干瘦的有十七八人，估计其中有七八个人过不了旧历年关。全村绝大部分适龄妇女都已经闭经了。支部书记郭玉山告诉我，这里是老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是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作出过很大贡献。这个小村在战争年代，参军的就有10多人，牺牲3人，伤残和立过战功的有五六人。至于担架队和支前的就更多了，除了老人和儿童外，几乎是全民皆兵。这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牺牲，最近几年，特别是去冬以来，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了。这一带，今年春天，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吃到粮食了，那种饥饿的情况实在悲惨！树皮扒光，不管死物、活物只要是能吃的都吃。家畜、家禽全都吃光了。不能吃的也吃，刺猬、癞蛤蟆，甚至老鼠。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只要是喘气的，都吃！他说，今年入冬以来，又是这样，全村除了人以外，你都看不到一个活物！十几头大牲口，已经死光了，即使不死，老百姓也盼着它死，甚至想办法让它死！庄户人家谁不知道耕牛多重要啊，你说没了耕牛，明年怎么种田呀？接着他唉声叹气地说：“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明年呢，想这些也没有用……”
我的房东姓尚，主妇是一位30多岁的妇女。她说：我家原有4口人，婆婆和丈夫，还有一个两岁半的小孩。婆婆今年春天饿死了，现在还有3口人，生活十分困难。不久前公共食堂因为没有粮食，散伙了，叫各户自己想办法。家里有什么办法呢？国家救济说是每人每天8两地瓜干，实际上2两也拿不到。家里没吃又没烧，没办法，他男人每天出去找代食品，刨草根，捞湖菜，搂草籽……
我到她家屋里一看，真是一贫如洗。没吃没烧，屋里很冷，炕上躺着一个孩子。我走近一看，真吓人！大脑壳、小细脖，脸色苍白，额头上青筋暴露，一双大眼睛深陷，面部没有任何表情。他妈妈说他是前年（1958年）生的，现在两岁半了。“他真命苦呀，一生下来就遇上了灾难，到现在不用说会走，就连头也抬不起来，看样子……”这个女人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以至于泣不成声。我边劝边走到孩子身旁，打开被子一看，浑身上下皮包骨，骨瘦如柴，一根根肋骨像搓衣板，头很大，几乎占了身子的三分之一，被窝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尿屎气味，臭气熏天！
面对令人心酸的悲惨情景，我不由得想起北京，想起自己家的孩子，那真是幸福！他们是吃农民种的粮食长大的，而今农民的孩子却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想到这里，我心中实在难以平静，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簌簌而下！他们竟然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这孩子的爸爸和妈妈都说孩子没救了，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了。事实很清楚，什么浮肿病、干瘦病，都是营养不良。其实治这种病很简单，给他点儿吃的，增加点儿营养就行了。但是这里的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谈何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