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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乒乒乓乓，大战犹酣，惨烈的内战已由武斗所替代。
“造反派们”说：“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手要严密地组织“武卫”；一手要展开强有力地“文攻”——武卫就是继续调集枪支弹药，要在与对手相博的战场上把握制胜权；文攻就是组织能言善辩的文人高士去北京告状。霎时间，北京“人满为患”。天安门左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置的中央接待站应接不暇，院子里、天安门前、长安街上，到处都是来自全国的上访告状的“造反派们”。铁路、公路车辆满载“造反派们”浩浩荡荡不间断地涌向北京！中央忙乱了，周恩来总理忙坏了，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的接待一拨又一拨的上访告状的“造反派们”。
公社踢派调集了枪支弹药，支派也在调集枪支弹药。眼见一场生死决斗在所难免！“革命群众”在备战，“头头脑脑”们在谋划，处在“第三者”位置上的人们在焦虑！也许是苍天有眼吧，支派头头在从连云港调集枪支弹药返回的路上，途径宿迁时，被当地造反派连人带枪的抢了去，几经周旋，结果放了人，没收了枪支弹药。……支派没有了枪支弹药，随即避之夭夭。踢派没有了对手，自然就安然自处。公社有幸避免了恶战，避免了伤亡。
我早就厌倦了这种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生活，几次企图辞去头头，回家过安静的日子。可这是不可能的。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都回避不了卷进派性，我一个头头怎么可能说不干就不干呢。再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嘛，既然踢派选择了我并给我以信任，既然我确立了信念并已付出了许多，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在支派中的几位朋友曾多次找到我要我转向——支派中的当时的公社武装部长对我十分友善且“羡慕我的才干”，努力争取让我中立，最好让我站到他们一边，我曾经对几位朋友说：“既然观点已经形成是无法改变的。虽然共产党乱了套，但我还是共产党员，我只会按照党员标准和党性要求自己。最起码我说话做事要对得起良心。”就这样，我违心地坚持着生活和工作。
毛泽东主席的“大联合”指示，收效甚微甚缓。于是地方武装部和支左部队奉命采取了强制措施，强行将两派或多派组织的头头拉在一起谈判，强行订立“大联合协议”……毛泽东又说“革命委员会好”，于是按照最高指示，匆忙成立了以武装部为主、拉进来几位他们认为革命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代表，成立了三结合机构——“革命委员会”。——可以想象，在如此联合的基础上，只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愿，难免掺杂“资产阶级派性”。这种政权模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他要行使权力，必然要对反对他的任何组织或个人给以必要的打击。被打击的组织不服，就要遭灭顶之灾——彻底取缔——一场*开始了。一些头头先后被逮扑，关进看守所。我未能幸免，也同时坐了班房。——本来在三结合谈判中，我坚持不进班子，让给想进班子的人。但支左部队不答应，说我“别有用心”。不但必须进班子，而且还要当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或副主任。就这样，我成了公社革委会的常委。说实在的，你必须佩服毛泽东的招数，乱成一锅粥的形势，硬是被他的三下五除二的手段解决了。不久，我就进了县革委会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实是“造反派头头学习班”。那个“学习班”，说穿了就是一个“软禁所”，在那里，大门不准出。没有个人的活动空间或时间，一年中，无休止的斗私批修，不间断的学习检讨，任何人“过关”必须经过武装部长、县革委会常务副主任的批准。自由受限制，精神遭压抑，不断地斗别人，也不断地斗自己。变态了，人们变态的维护自己，也在变态地对待别人。
县里学习班一年的时间终于结束了。回到公社，政权的派性表现的更加强烈。他们（后来的公社武装部长为首的）根本不把你当作什么“常委”——再一次把我关进公社办的“学习班”。在那里，打着要你“斗私批修”的幌子，达到审查、栽赃、诽谤、侮辱你的目的。很快，轮番批判斗争开始了——踢派头头们一个个被押送到各大队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他们脖子上挂上一罐子大便和尿（离鼻子和嘴只有20—30公分），在群众大会上低下头不准说话，或“骑马站”或“喷气式”，目的是让你“人格扫地”、“遗臭万年”。
如此不人道的斗争批判，如此没有人性的打击陷害竟是发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有谁能说“革委会”是革命的，没有派性的？我不堪忍受这种侮辱，告别久病卧床住院的父亲，出外寻求自尊和活命。但是，没人性的“革委会干将们”竟然允许一伙人扎着我的草人，在我父亲的病床前，敲锣打鼓开批斗会，又拦路抢劫转院治疗的父亲的车辆和财物，致使父亲无法治疗而死亡——一位遭国民党反动派多次谋杀未死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竟然死在“革命委员会政权”手里！（我家先后被陷害致死四人——父亲、叔叔、三弟、妻子）。1969年12月我被扑入狱，被关押一年三个月零十四天后，竟然“无罪释放”！回到公社又被革委会的副主任（武装部长）故意安排斗了一场，说我不是无罪释放，回来还是要受管制的。他的目的是欲盖弥彰，借此掩盖他假革委会政权，故意伤害无辜的罪恶行径。在群众冷漠相持下，在我严正驳斥后，他的阴谋没有得逞。直至1975年得以“*”，恢复党籍，到1978年我才得以彻底解放！组织上安排了我的工作。整整十年，血和泪的十年！我的遭遇是惨痛的，但是比起中央和全国几年中被害致死的开国元勋们、高级将领们、数百万普通干部和群众们，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出于积愤，也出于不平，出于追求公道和党性，我不仅保留了*期间的有关文件，而且遍访了有关干部和群众，对此不解和困惑，政治形势依然锁住了许多人。
为此，我又重翻了这段历史——*的编年史：
“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确立它是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大跃进’的口号被提出，曾要求用15年时间赶超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后来被改成7年、3年）。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
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失败。工业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去炼钢铁，导致农业发展落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
1959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回顾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成果，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并提出改革的建议。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看到信后分发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开始批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庐山会议至此突然峰回路转，开始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软禁。
1960年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严重下滑，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在农村，据说有数千万人因饥饿而死。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也很紧张。有学者指出‘1959年至1961年中国的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灾难’。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党总书记*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搞三自一包，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前几年的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极为不满，但未表露。后来批评刘邓的做*引起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复辟。
1962年秋，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此毛泽东、刘少奇歧见逐步扩大，毛泽东非公开的认为刘少奇可能是修正主义代表。毛泽东在1962年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1964年发展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矛头直指刘少奇、*的资本主义倾向。刘邓则以‘四不清’暗中改变‘四清’的精神，令毛泽东开始对刘少奇感到绝望，转而培养*为他的接班人，*的种子已经埋下。
1960年，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表了《海瑞罢官》历史剧剧本。1965年11月，在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猛烈抨击《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认为是同情支持彭德怀事件。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问题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讨论。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江青等人最终获得了胜利。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当“大树特树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被废除。5月18日，*发表讲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搞个人崇拜。此时*、江青等人已经获得了实权，康生改组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被打倒。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一张大字报，批评北京大学党委，6月1日，毛泽东对这张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打倒。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各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当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制定“八条规定”，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报告，没有明确回复。6与4日，刘少奇派*乘飞机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发展。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革命时期进行土改等运动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是沿袭传统派工作组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的不满，后来被称为“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方法理解*，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
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下去，结果引起很多群众的不满，激起很多人的反对。根据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天翻地覆—无产阶级*大事记》）。
7月18日，毛主席在畅游长江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的资料。19—23日的*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