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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种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掉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认为，他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回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间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老董的坟了吗？
他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除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
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锨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锨干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锨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的，不骗你。
眼泪簌簌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药店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腿一软就栽倒了。站起来再走，他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他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走到董建义的尸体并赶紧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了难以忍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子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天，倒是像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仰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
董——建——义——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接连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
义义义……义义义……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他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他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柴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吧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柴油点着了。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部带回去。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有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部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里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她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改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都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她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