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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困扰、纠缠着人们，成了挥之不去的问题。
……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此文以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现象为借口，提出“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从此，大跃进运动开始。
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展开，大炼钢铁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大炼钢铁运动在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发动下，在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发动起来。遍地是小高炉，到处是工厂，人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大干特干，决心“赶英超美。”11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国今年产了52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1000万吨至1500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3500万吨至4000万吨钢，就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一九五八年五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充分肯定了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式，错误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因此。不切实际地调整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将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由5000亿斤提高到10000亿斤……。于是，大跃进全面铺开。农业提出“以粮为纲”，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在“两纲”指标下，将赶超英国的目标也由15年先后一再缩短为10年、7年、5年、3年。以至提出到1959年钢产量要达到2700万吨。事实并非如此，到58年8月底，全国钢产量仅450万吨。中央被迫调整指标，将钢的指标调整为1070万吨，并随即发表公报，号召全党全国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是整个工业的纲，是整个工业的元帅。”要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坐堂。”还指出：“全力保障实现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于是大炼钢铁热潮如炽，举国上下各单位书记挂帅，亿万男女老幼，不分行业一齐上阵，土高炉增至数百万个，大家夜以继日拼命奋斗。结果，土法炼出来的钢大多数是废钢，而且来源大多数是从各家各户搜集来的铁锅、鏊子、铁盆等家用铁器。商业银行倾尽全力支持工业大跃进，拆东墙补西墙，打乱了正常的资金流通……。如此100天突击蛮干的结果——“1958年12月底，党中央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其实“其中所炼的土钢300多万吨和416万吨生铁根本不能用。估计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
“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严重违背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冲击了轻工业和其他事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挫伤了广大干群的积极性。”
这段历史虽然过去了50多年，但至今发人深思。——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应当尊重历史，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违背历史和这些规律，以主观想象去发展经济，其实是唯心主义者。它使我国的经济建设滞后若干年，损失教训是惨痛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在纠正“左”的和“右”的倾向的同时，左倾思潮依然相当地保留在党建思想、组织路线、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依然把出身成分列为首要条件；对“右派分子”的惩治依然变本加厉“宁左勿右”；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升格为“三面红旗”，凡是对“三面红旗”有看法，不理解的视为对党的领导、方针、路线的不满和对抗；制定各项经济指标时，依然要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表现，否则，就有“右倾”的嫌疑。因为人民公社的核心特征是“一大二公”，因此一平二调之风愈演愈烈——公社社员只准在公共大食堂就餐，不准在家中开小伙。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出一样的工，提出“放开肚皮吃饱饭，共产主义要实现”的口号。其实大食堂的饭就是窝窝头、煮地瓜、山芋煎饼萝卜汤——共产主义的生活标准被人为地降到如此地步！？一个大队、生产队的食堂里没有了粮食，甚至没有了地瓜，窝窝头也吃不上了，可以到公社秘书那里写一张白纸条到有粮食的大队去调拨，都没有粮食了，什么山芋叶子、地瓜茆子、棉籽饼等等都可以相互调拨，充当食堂口粮，煮熟了分发给就餐社员。1959年中秋节时，各个食堂里没有了粮食，市场上没有卖点心果品的，供销社制作了由地瓜面做皮，内包甜菜渣、玉米芯面做成的“月饼”，按每口人两块的标准分发下去——如此而已，让全公社社员过了一个“共产主义式”的中秋节。穷怕了，公社社员不怨天不怨地，依然相信共产党，相信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天寒地冻，无论烈日炎炎，没有节假日，大年三十除夕，正月初一元旦，他们穿着单衣干，饿着肚子干，在集体的土地上毫不利己的挥洒着汗水，终于迎来了1959年的大丰产。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地是丰产了，人却没有丰收。这些年来，一年到头的大炼钢铁、扒河修坝从来没有间断过，眼看到手的粮棉油，却因为劳动力全部上了工地，家中剩余的老弱病残无力将到手的粮食收获上来。收获过的土地上，经过雨水淋刷，遍地是白刷刷的山芋、花生令人心疼，可是没法子呀！大块大片的土地靠老弱病残干不了嘛！直到第二年春天，食堂解散了，人们在耕种过的土地上，翻拾经过冰冻却糖化了的山芋，虽然是黑黑的，但将它磨成糊糊摊成黑黑的煎饼却是香甜的。……
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中国的农民，是在苦难中煎熬过来的。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几十年的连续战争，灾难接着灾难，他们硬是挺过来了，造就了勤劳、善良、刻苦、正直、不屈的民族性格。他们很容易满足，能够过上有吃有穿、平安稳定的日子就觉得不错了。旧社会里他们看不到这个希望，因此不断地起来奋争。后来有了共产党，在党的启蒙教育下，他们的觉悟由相信命运到对统治阶级的愤恨、对入侵外敌的憎恨直至上升到争取阶级的翻身、民族的解放上来。在战争年代，他们丢下锄把拿起枪杆，毅然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在战斗中，他们英勇顽强，殊死搏斗，面对战死的千千万万同胞，他们前仆后继，无畏无惧，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军的感人场面比比皆是。……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许多人当了干部，更多的人解甲归田，他们为了什么？一句话：能够过上有吃有穿平安稳定的生活。解放了，他们高兴，他们欢呼，他们坚信共产党、毛主席有能力带领我们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解放十年了，他们看到刚刚复苏的国民经济被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所取代；看到自己的铁锅、鏊子等家具被炼了钢铁；他们感受到饥饿、贫穷的煎熬和不敢多言时刻怕有受到批斗的危险！——1958年至1959年期间，各行各业实行“大辩论”政策，无论什么人在无意中或稍有不慎说错了什么话，就要被开“辩论会”，其实是批斗会，被“辩论”的人，站在会场前面，面向大众，头必须低下，在接受“辩论”时，如果不在乎或不接受“辩论”，就要被勒令“骑马站”、“喷气式”、“跪石子”等体罚，同当年斗地主一样，被“辩论”的人人格扫地、体面全无。
毛泽东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伟大的*主义者，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内，他是领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国家元首。在战争年代，他谦虚谨慎、博采众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他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岁月里，将党的开门整风变成“反右斗争”，将55万高级知识分子和百十万热心帮助党整风的党内外精英打成“右派”并进行残酷斗争；将与党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党派打入冷宫达20年之久；将党中央研制经全国人民讨论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随意改变并发动“大跃进”予以实施；将中国共产党传统的*集中制变成专制，使无论是功臣或平民百姓失去*保障，私人财产和人格名誉毫无安全感；使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成为虚无并受到一再践踏……这究竟为什么呢？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年自然灾害之一
“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9年、1960年、1961年全国范围内经济发展比例失调，陷入困境，国民经济收入直线下降，国家机关、军队、城乡老百姓的生活几乎绝望——全国被贫穷饥饿严重困扰……。
说是自然灾害 ，许多人是不信服的。原因是，1959年风调雨顺，庄家长势喜人，到处呈现丰产的景象。但是没有丰收，因为劳动力被大量集中到水利工地，农村中只剩下老弱病残和妇女，大块大片的庄稼草草收获，地里丢失大量的粮食。加上“浮夸风”的吹嘘——基层干部上报产量十几倍的翻番——小麦亩产5…600斤被吹成10000斤、18000斤、水稻亩产800斤被吹成15000斤、20000斤，山芋亩产2000斤被吹成20000斤、30000斤……上报少了不行，会被打成“右倾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嘛！那个年月，连毛主席都发愁“收这么多粮食怎么办呀！”于是发出命令：“放开肚皮吃饱饭”。在那个吹嘘几倍、十几倍的产量上“统购统销”、征粮纳税。有的大队除了上缴，不仅社员没有了口粮，集体也没有了种子，没有了饲料，集体仓库空了，社员家里空了，大食堂里空了，人们陷入饥饿的恐慌中。
1960年，安徽、山东、河南、河北、甘肃、江苏……等省先后向中央急报：人们浮肿、干瘦、死亡与日俱增……严酷的事实无法再回避，也无法再掩盖，粮食和食品紧缺已经成为农村和城市的普遍问题，中国面临一场特大灾难！中央急了！毛主席急了！11月初，*中央向农村各级党组织，直至农村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支部和支部发出了《*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这封信的特点：一是顾名思义，说明信的内容重要，人口在大量死亡，情况紧急；二是直接发到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支部和支部，并要求原原本本地读给全体党员和干部听读给农民群众和全体职工听，做到家喻户晓，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于此同时，中央从中央机关抽调一万多人（各省、地、县也先后抽调机关干部到自己所辖范围内的灾区—编者）分赴各地，与民三同，调查灾情，落实“十二条”，“救灾保人”，解决具体问题……。已经是晚了。但是对于遏止灾难的继续蔓延还是起到作用的。这表明*中央领导针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开始纠正“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封信尽管还和过去一样，首先笼统地肯定成绩，讲了一些老生常谈的原则话、空话、以及假话，如‘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业、农业和其他各个战线所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史无前例的’、‘人民公社在同连续两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中，越来越表现出无比的优越性’、‘当前的整个形势是大好的’等；但它的主要精神是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村普遍出现的严重问题，在谈到全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农业遭灾歉收’的同时，明确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并针对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作出十二条具体规定。”……
笔者居处徐州地区与鲁皖两省很近的地方，当年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了大跃进及其以后农村经济、农民生活的惨状，但是出于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信赖，一直随声附和地跟着认为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可是，那种违心的认为却一直使我困惑：我们共产党人是真诚坦率的，是对人民负责任的，明明是自己错了，为什么要说假话呢？把人祸说成是天灾，显然是不公道的。但一个普通党员，不敢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呢？这在我心里一直别扭了几十年。
晚年了，看书、上网是我的嗜好。在我打开张广友编著的《抹不掉的记忆》一书，认真阅读后，心情立即回到那艰辛的岁月，沉痛、伤心、悲愤、困惑后又豁然开朗起来——终于有人敢讲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