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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连许宏涛也认为自己是好人。
他是成都这座城市的座上宾，他还曾是西安的政协委员。
挟西安市政协委员的头衔来到成都，他还有一个闪光的英国背景，当他2005年底来到成都，这座城市里的很多商人甚至官员都围绕着他，大家纷纷传说他背后是数十亿英镑的财团，他是谢菲联老板的亲信。有一段时间人们争相跟托尼（许宏涛英文名）做生意，吃饭，并以此为荣。
托尼一开始也不是很确定这样风光的真实性，在争取那几块土地时他曾多次不放心地问，会给我吗，会吗？但后来他发现其实不需要太多钱，一样能拿到地。所以他最后相信这是真的了。
这样的时代，当一个人从拥有50亩地到拥有220亩地直到拥有东二环的600亩地时，不由得他不相信自己是真的了，真的好人了。然后他就按照好人的路线一直发展，他手上已帮人办出去三十多个子女，包括足协官员的子女。随着这些子女的出国，他的信誉在增加，土地在增加，危机也在增加。
事实上他不是没有恐慌过，尤可为被抓以后，许宏涛一度被形容为身上揣了一块火炭，坐卧不安。
他受邀参加过一个生日聚会，刚进屋，主人热情地向他介绍在座的有电视台台长、报社总编，以及公安局……回头一看，许宏涛已经不见了，连招呼都没打，跟平时待人接物颇有分寸的托尼大相径庭。
关于许宏涛怎么被抓一直是个谜。他一度跑路，假称去巴西选外援，其实是躲在香港。聪明反被聪明误，有经验的人会听得出，因为在香港，手机打通时到的铃声是全世界唯一的特别的短促声……
公安干警是很有经验的，给电视报纸透露的指向都是在调查厦门、陕西甚至新加坡的事情，大家以为这次抓的主要是网络*。这让他以为2007年那件事情被掩盖过去了，和这次警方的主攻方向无关，何况尤可为一向是较为忠心的，他一直也是西安、成都、深圳……每一座城市的好人，好人怎么可能被抓呢？
他万万没有想到，深圳公司的一位副手打到尤可为账上几十万的情况尽在公安掌握，那个人已经招了，并交代了许宏涛的回程，他刚回到内地，就在深圳被抓。
这就是他被抓的过程。戴上手铐后，他还以为自己是个好人。
一直想从精神层面探讨一下这些人，比如许宏涛被抓之后，背靠铁窗，却能够侃侃而谈，他对中国足球充满乐观，希望中国足球按照职业规律办事，那样子好像史可法。他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在为一座城市做贡献。
这一点跟王珀又很相似， 传说是某位首长干孙子的王珀在刚来西安时就跟当地资深记者打电话：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收拾这帮*的孙子们。你们跟着我干，可以挣大钱，我带着你们*，我有消息的啊……这样一段思路矛盾的话，是可以从王珀嘴里说出的，因为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坏人。因假赌黑被彻底解除注册资格时，他居然对着电视镜头说了一句很文艺的话：我对中国足球很失望，它让我心碎。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80年代入党的好人尤可为身上、好父亲好兄弟好干部的范广鸣身上、青岛黑帮大哥身上，这是他们精神状态的事情，更是价值观的事情。了解他们的人都说，他们从来没认为自己错了，而认为自己是在为中国足球作出重大牺牲。
这才是切入故事的关键。错误的价值观，让从事中国足球事业的人们内心深处真以为自己是对的。而这在中国足球，是有来历的，因为我们早就在打假球了，还认为这是为城市、为省、为国在效力。多年以来，无数中国人都在问，中国足球为什么上不去，它的根源在哪里？其实，这里面一直有个巨大的阴谋，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把足球当成足球，而是其他。
假赌黑的来历，从来都很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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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是面破鼓”（1）
维拉潘忽然就宣布：中国的两支球队在泰国比赛期间，没有受贿打假球。于是“受贿”风波宣告平息。我们很高兴，觉得粉碎了一场国际阴谋。
199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分水岭，遗憾的是，它一直被当成一本普通的年历簿般被忽略了，其实未来中国好多的社会冲突和变革，都始于这一年，当下社会各行各业，谁都跟1994年脱不了干系。
但1992年不是，虽然这一年有*南巡讲话，但中国太大太深了，像一片太平洋，海水的温度变化总会比正常的陆地山川慢上一点时间，经过重重机构冗滞的反应，所以1994年才是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关键年。
这一年，褚时健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褚时健以战略性的眼光，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把玉溪地区一个人均收入仅几百元的破落小厂，一举办成为国家贡献利税至少1400亿的亚洲第一烟草名牌，红塔山几乎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成功代名词。后来他被判无期，女儿在狱中自杀。褚时健，是云谲波诡的中国社会一个难以名状的现象。
这一年，还有一个更大的主角是朱基。几块硬骨头摆在他面前：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制度改革。这六大战役，彻底影响当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其中住房制度改革，是15年后中国人最深刻的话题。
这一年，出台了《劳动法》，这一年，实行了“五天工作日”，这一年还发生了如下事情：
中国实现与Internet的全功能对接；从此我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有Internet的国家，一场以互联网为形式的文化*运动开始奠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总理在大会上发表了《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讲话；中国新疆发生克拉玛依大火，在大火燃烧之时，会议组织者让上千名孩子不准动，“让领导先走”。
和体育有关的事情是：1994年4月17日，第一届职业甲A联赛在6个赛场开战，揭幕战在成都举行。足球真正成了全民参与的运动。职业联赛，也让足球明星成为先富起来的人。
另外就是：小山智丽，或者何智丽，一个不满中国体育潜规则“让球”的女孩，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在“哟西”的吼声中战胜了包括邓亚萍在内的三大中国顶尖高手夺冠，被中国媒体广泛斥为卖国贼。媒体大批判中最令人深思的一句话是：何智丽不仅嫁给了一个日本丈夫，在日本丈夫背叛她导致婚姻失败后，她仍使用前夫的姓氏，居然至今不想改变国籍回到中国，找一个中国丈夫，这深深伤害了中国人的情感。
就是这样，当时的事，和事情所展现的价值观，在现在看来活像滑稽戏，但是我们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从未觉得有什么错，还有一丝莫名的悲壮。
故事讲到这里，一起尘封已久的故事就必须揭开盖子了，为保持原貌，我们尽量使用当时报载的原文：
1994年，3月10日，亚足联官员声称：中国队在泰王杯的比赛和辽宁队在亚俱杯的比赛中分别与赌博公司相互勾结，打假比赛，亚足联已就此事展开调查。消息传出，一片哗然。
辽宁远东队则郑重声明，希望亚足联弄清事实真相，还辽宁队清白。主教练杨玉敏愤怒表示：打假球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根本站不脚的。代表团团长马林甚至在墙上写下拳头大字号的标语：不实之词，予以澄清。
“中国足球是面破鼓”（2）
中国足协成立特别调查组，以组织名义走访辽宁队相关队员，对事实进行调查后，对亚足联不实指控进行了有力驳斥。权威人士指出，这起针对辽宁队的指控其实是对整个中国足球的污蔑，也是对正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社会进行攻击，这和国外一些势力的险恶用心是分不开的，通过污蔑和陷害中国足球，来达到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当时的著名球评家们也在组织的授意下写出这样的文字：
中国人太老实了，致使别人肆无忌惮，如果我们不给以坚决斗争，仍像过去那样，人家打你左脸你忍了，明天又打你右脸，让你有苦说不出，倒不如他打你左脸你去打他右脸，让他也尝尝挨打的滋味，今后即使不能对你产生敬意，但毕竟知道你也不好欺负，好歹规矩了点。
中国足球就算是面“破鼓”，那也留着自己捶，用不着别人出手。
今年５月亚洲足联将召开大会，进行领导层换届选举。对“亚足联主席”这一席位觊觎多年的“西亚帮”势必要与现任亚足联领导人的“东南亚帮”在台前幕后展开激烈的角逐。有道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极有可能给有威望很高的现任亚足联第一副主席的中国人陈成达先生以机会（其实陈成达先生无意竞选主席）。这时亚足联现任领导人突然爆炸式地对外界公开表示辽宁队和中国国家队涉嫌参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事实上，当时亚足联发言人声称，手中握有中方人士在酒店与赌博集团接触的影像材料。凭借奇怪的比分——中国队（也就是国奥队）1比2负于泰国B队，辽宁队1比4负于阿曼俱乐部队（当时辽宁队是亚洲一流，阿曼则是亚洲四流），以行业经验和行规，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指控，但中国足协及国家体育总局对此严厉抗议，认为这根本不足以说明问题，并动用相关人士展开了工作。
后来不知为何，维拉潘忽然就宣布：中国的两支球队在泰国比赛期间，没有受贿打假球。于是“受贿”风波宣告平息。我们很高兴，觉得粉碎了一场国际阴谋。
这样一个在当年亚洲足坛轰动一时的事情，其化解公式是这样的：中国队员在酒店大堂与赌博集团人员接头——亚足联纪律部门拍下影像资料——亚足联秘书长向全球宣布中国足球涉嫌受贿——中国足协走访自己的队员后说没打假球——中国足协提出严正抗议，媒体也万炮齐轰亚足联反华——亚足联突然说，中国足球队和辽宁队没有受贿行为。
靠这么一个简单的公式，就彻底否定了1994年中国队和辽宁队分别涉嫌受贿踢假球一事。
当时的中国人从内心深处，真诚地认为中国队员不可能参与受贿踢假球，于是举国暴怒，并上升到这是对整个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污辱。
因为，中国的体育，从一开始，就属于爱国主义的范畴，中国女排和霍元甲没什么区别，容志行与黄继光没什么区别。一个荒谬的逻辑存在着：谁敢怀疑我们的体育运动员，就是怀疑我们的国家英雄。全然不顾商业体育赛事在全球已轰轰烈烈开展，相关的监督机制也已成熟。
在当时，特有客观立场的文章很难见到，我们艰难地搜到一些资料：
1991年11月8日的全国“甲A”联赛最后一轮，于10月20日就稳获本年度联赛冠军的辽宁队竟以4比5败给了前13轮4胜４平5负的大连队，濒临降级的大连队因此得以起死回生，而辽宁队的孙伟则由于在此役中独入4球一跃成为当年甲级联赛的最佳射手。培养出国家队多名主力后卫的辽宁队在前13轮只失13球，最后一轮的失球数竟然占全年比赛失球总数的％；大连队前13轮累计进球12个，最后一轮比赛中的攻击力奇迹般地提高到一场能进冠军队5球，这显然是“足球逻辑上”不可能出现的比分。这件事因此在当年的世界最著名足球刊物英国《世界足球》杂志的专栏评论文章中，遭到了强烈的批评。
1978年，曼谷，第八届亚运会，中国足球队首战以0比2负于伊拉克队。当时一位名叫“约翰？雷德森”的美联社记者这样写道：
“中国人在第八届亚运会足球赛中谋求朋友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的后卫在比赛的后半阶段把对方的球送进自己的球门……”这个来历：一是中国乒乓球队曾在国际比赛中主动将金牌让给别人（友好国家），以此来显示两国之间“情深谊长”。而这一举动在中国国内是大受赞扬的，以致在中国的足球场上也曾出现过“比、学、赶、超”的一幕：日本一支刚组建不久的足球队来华访问，人家本想真刀真枪地锻炼队伍，结果某城市足球队拿出不欺负弱小的“君子”风度，比赛中频频“放一马”，导致对方大为反感，对方领队很不高兴地说：“送我们其他礼物可以，但以输球为‘礼’，这是讽刺我们！”二是1978年以前，“发展足球运动，增强大众体质”的“健身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感情球”，“宁失一球，不伤一人”的“良心球”，乃至“宁可技术上输，不可政治上出问题”的“政治球”等各式各样的“变种球”在中国足坛上大行其道。
这，就是中国足球假球遥远而模糊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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