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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
康增进也 。
兼容并包之例二：“国粹”刘师培。
北京大学的教员中，刘师培也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人物。首先，在政治上“历史复杂”而有污点。他于1884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1901年18岁时考中秀才，次年又考中举人，1903年进一步参加会试，未中。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投身革命，撰写《中国民族志》、《攘书》，并和林懈合著《中国民约精义》等书，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担任《警钟日报》主笔，并成为以章太炎为思想领袖的光复会首批成员，自称“激烈派第一人”。《警钟日报》遭封禁前后，刘师培又参加“国学保存会”，是该会刊物《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他的学术著作大多发表于此报，被视为“国粹派”领袖人物之一。1907年2月，刘师培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时又接受日本社会党人影响，思想转向无政府主义，办“社会主义讲习所”，出《天义报》、《衡报》等刊物，宣传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1908年，在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时期，刘师培变节，叛离同盟会，投入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幕下。辛亥革命以后，又投靠袁世凯，成为谋求袁世凯复辟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的一员。1917年受聘于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门教授。1919年1月，《国故》月刊社成立，刘为总编辑，对抗新文化运动潮流。同年8月，病逝。
刘师培在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上，也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学者。他既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又是西方文化思想的积极传播者；既是国粹主义干将，又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先驱。1936年出版的《刘申叔先生遗书》，收录刘师培一生大部分著作。此书被学术界称为“真知灼见和胡言谬说杂陈”，“国粹中有西化，西化中散发着国粹气” 。如何认识这种表面看似互不相容而又容于一体的现象呢？
首先，要搞清楚刘师培等人提倡的国粹主义是什么？国粹主义出现于20世纪初，国粹派1905年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宣传“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所谓“国粹”，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经典、历史、文化、文字等特有的东西，就中国而言，主要是指孔子的儒学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不过国粹主义者把孔子视为学术派别，而不是宗教精神领袖，如刘师培所言：“自吾观之，孔子者，中国之学术家也，非中国之宗教家也” 。综观刘师培谈论国粹的文章，既涉及孔子儒学，也谈到《尚书》的“民也者，君之主也；君也者，民之役也”（民是君的主人，君是民的仆役） ，墨子的“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庄子》的“以君主为人民之仆役” 等思想。也可以说，他是披着古人的服装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甚至鼓吹“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 的主张。然而既是披着古人的服装，也就自觉和不自觉的有着浓厚的封建主义气味。正因为如此，当五四运动彻底批判封建旧文化的革命思潮兴起时，特别是反对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极端倾向，如有人连汉字也要废弃，刘师培等人怒愤之中转向另一个极端，成为封建旧文化的辩护士、卫道者。
国粹主义者并不反对学习西方，他们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不少国粹主义者，对西方文化相当了解，并且是积极的宣传者。他们主张“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也就是既要学习西方文化，又要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以我为主加以研究。刘师培的可贵之处在于，学习西方的同时，冷静地看到了西方的问题方面。如他指出：“人类至于今日，失平等之权者，实占社会之多数。贵之贱，富之于贫，强之于弱，无一日而非相凌，无一日而相役” 。刘师培看到了问题，却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国粹主义毕竟是比资本主义落后的思想武器，不能有效的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正是在这种矛盾、惶惑之中，无政府主义拨响了他的心弦，使他倾心于无政府主义，努力鼓吹通过取消政府，而实现：“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 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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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4）
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和学术思想，采取简单地肯定或简单地否定，采取名曰“阶级分析”实为贴标签的办法，都不是值得提倡的。知识分子，虽然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政治主张等各有不同，但做为知识的载体，这一点是共同的。文化的因素，在决定知识分子命运方面，往往比其他诸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蔡元培正是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并没有对辜鸿铭、刘师培这样的学者采取排斥态度，或拒之门外，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效果上看，也是好的。1915年入北京大学学习，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冯友兰回忆说：
“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在六人
之中，学术界有两个知名人士，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
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
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
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
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
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
2、“兼容并包”不是只包新不包旧
对于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 至今仍然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一种认为“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其主导方面是为了促进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而决不是为旧思想、旧文化保留地盘 ”，即 “保新不保旧”；另一种认为 “‘兼容并包’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 ，即 “主观上保旧也保新，客观上保新”；还有一种认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能最精炼地概括北大的传统”，“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即“教育必须承认个人和尊重个人的价值，因而必须赋与师生不受限制的学术自由” ，即 “不受限制的宽容与自由”。
蔡元培自己又是如何认识和解说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呢？
他在《致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1919年3月18日）中说：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
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
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
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2月10日）又说：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
实派，计学（即经济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论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
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
则，以大学之所以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
所及，持一孔之论” 。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年1月1日）一文中进一步表示：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
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
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
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
的文学；那时侯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
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
白话文也好，用文言文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
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
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
。。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5）
蔡元培上述言论表明：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是只“包”一部分，也不是“保新不保旧”，而是既“包”新，也“包”旧，既“包”唯物，也“包”唯心，包括“任何学派”。二、“自由”与“容”，不是“不受限制的宽容与自由”，而是有条件的宽容与自由。条件是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是在社会发展中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不是早已被历史与社会淘汰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三、蔡元培在表达自己的态度时，用语是“容”（容纳、宽容）、“悉听”等中性词汇，而不是“允许”或“不允许”、“保护”或“不保护”等词汇。前者是客观的态度，后者是用行政权力干涉的作法。蔡元培同意前者，不赞成后者。“兼容并包”的要意在于：容纳各种学术观点，宽待各种学术流派，从而促进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兼容并包”的灵魂，是思想自由。
3、李大钊、陈独秀谈：思想自由是社会发展之必需
思想自由，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伏尔泰提出的重要口号。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自由就是只受法律支配”。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对“自由”做了重要补充：“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 不在枷锁之中”，他把自由与民主联系起来，没有民主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与民主”，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蒙昧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人类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革命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自由、民主”思想，并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一方面指出这一口号包含的历史的阶级的具体内容，即“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另一译‘在知识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另一方面又承认“自由、民主”思想所包含的普遍价值，提出他所理想的社会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列宁由于他所面临的敌人常用“自由和民主”攻击社会主义，为此，他对这两个口号较多的时候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但也指出：“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 。
思想自由的主张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首先遭到封建专制势力的极力反对，他们视自由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其次，在社会上也引起不同的反映，有的要求极端自由，反对一切社会的约束；有的担心强调自由，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面对封建专制势力的反对和舆论的众说纷纭，革命民主主义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坚持高举自由与民主的旗帜，猛烈的批判封建主义。特别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谈思想自由问题，如《宪法与思想自由》（1916年12月10日）；《议会之言论》（1917年2月22日）；《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1919年6月1日）；《哪里还有自由》（1919年11月16日）；《自由与秩序》（1921年1月15日）等，从人类生存的需要、历史的教训、社会的发展、强权与思想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其思想至今仍不失生命力。
李大钊认为，人类的生存需要多方面的 吸取营养，包括各种微量元素、杂质，甚至某些菌类。只吃一种东西，即使再好吃，再有营养，生命也不会得到健康发展，甚至有枯萎的危险。他曾转述一段近乎戏谑的话：孔子与牛肉，释迦与鸡肉，基督与虾，乃至穆罕默德与蟹，其为吾人之营养品等也。吾人食牛肉、鸡肉等，在使之变为我之肉也。吾人食孔子、释迦、基督、穆罕默德，亦欲使其精神性灵，代为我之精神性灵而已。但人类为杂食动物，吾人为求肉之发育，不能不兼食牛鸡虾蟹，正犹为求灵之发育，不能不兼收孔、释、耶、回之说。李大钊在这段引言之后评论道：“斯言虽近谑，亦颇含有至理。以今世国民灵的消化力（即思想力）之强，绝非孔、释、耶、回中之一家所能充其欲望者” 。世界的多样化，人类生存需要的多样性，以及人与人的千差万别的不同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