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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各种批评中前进
19世纪40年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引起欧洲的极大震动，使新兴的无产阶级获得了科学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产生
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迟迟为中国人所知晓，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只是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出现于少数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原因何在？我以为根本在于东西方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发达阶段的产物。它所反映的历史情况、社会情况以及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对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又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这就为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弄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很大的困难。
其次，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文化背景，是欧洲近代社会的民主传统和发达的科学。其直接来源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而中国则长期为封建专制思想所禁锢，再加上近代以来科学和生产力发展落后，处处为浓厚的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所笼罩，这就使多数中国人很难从世界观的高度；来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和革命精神。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锋芒所指，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它所直接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统治和外国列强的入侵。在中国人面前，正如列宁在评论俄国状况时所说：“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这就使得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增加了特殊的困难。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3）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碰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集中的表现于“三次大的论战”。其中之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8月，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他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不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胡适也表示：“我所攻击的也只是这种不根据事实的，不从研究问题下手的，抄袭成文的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论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时也吸取了对方合理的意见。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要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首先要大家行动起来，大家要一起行动，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主义。另外也表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后来，瞿秋白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又从哲学高度对“问题与主义”之争做了理论总结。他对胡适的实用主义理论做了深入分析，提出它比其他哲学都具有“积极精神”，“是一种行动哲学”，然而它的弱点在于轻视理论，把真理的标准说成是主观的，有用的就是真理。瞿秋白还具体分析了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近与区别，指出都强调“行”的重要性，都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然而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实用主义的积极精神”。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真理观的唯物与唯心；“行”要受客观规律限制还是为所欲为；“革命的哲学”还是“妥协主义”、“市侩哲学”。由此可见，“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但没有损害马克思主义，而是通过争论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水平的提高。
另外两次较大的争论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也同样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改良主义者张东荪等人，主张中国的救国之路是发展资本主义。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认为“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即太超越阶段了。这一意见的合理成分，为当时主张在中国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所吸取，激发他们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国情。短短几年内，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面，取得相当的成绩。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中，由于陈独秀等人和对方反复通信，以平等的地位，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使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深入一步，如对领袖意志、群众意见与法律的关系上，陈独秀指出：“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众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之大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决议之法律，不能不说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陈独秀再答区声白书》）。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争论，放弃了原来的主张，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不害怕批评，即使是错误的批评。通过比较、鉴别、争论，特别是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发展真理，并使错误的思想得到“扬弃”。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作风上，与其他的“学说”、“主义”比较，有些什么不同的特点呢？这是面对中国共产党能在短短28年时间成功地实现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不能不加以思考的问题。也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几次犯大错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注意理论的实践性，使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好的理论作风开端。早在中共建党前，陈独秀就提倡理论指导下的行动，反对空谈。他说：“若是离开实际运动，口头上的名词无论说得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用处？” 。在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中，他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主张把具体经验与基本理论加以区别，着重学习基本理论。陈独秀说：“事实是道理的基础，俄事不过是一种有力的事实，不足以占据我们的全信仰” 。“一大”前后，陈独秀又明确表示反对照搬外国模式，他说：“共产在中国怎么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还要看发展”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26年进一步提出“将理论活用到实际中去” 的口号，号召全党到实际中去学习：“实际工作中学的知识，是我们最可宝贵的导师” 。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们，注意在实践中调查研究，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办法，很快制定出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方针、策略。后来，毛泽东进一步发扬了这一注重实践的理论传统，创造性的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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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下）（4）
任何历史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建党初期形成的“注重实践”的理论传统，也有它明显的历史缺陷。如刘少奇所指出：“中国党内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而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有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 。我认为理论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把注意力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而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说和哲学理论——学习和研究不够。这就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总体上，从世界观的高度（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更好的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时期，几度出现理论上的偏颇。如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指导作用，把它仅仅归结为方法论，片面强调“哲学从属于政治，是为政治服务的”，明显地表现出实用主义倾向；离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这个基础，大谈“阶级斗争”，无限夸大阶级斗争理论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使理论一度完全脱离和违背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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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者的张扬与困惑（1）
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和学术最为活跃的时代。其表现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有300—400个，且覆盖全国大部分省区；出现刊物不下400多种，大至众多专家、学者组建的编辑部，小至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凌荣宝个人创办的《独见》，此刊物引起《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的注意，他致信创办者：“我很喜欢你的勇气和精力，很希望你做一个自由的研究者批判者” ；学说林立，百花齐放，从国粹主义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天赋人权”、科学与民主。从近现代的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又各有一、二十种不同的分支与变形；同时还提出各色各样的救国方案，如“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新村主义能“缩短旧人变新人的时间”，“教育是万能的，……社会的改造，非教育不成功”，“科学救国”，“科学虽无绝对的万能，却有相对的万能”，通过“工人储全”，“这万恶的阶级（资本家），自然就可以消灭了”，“批评至上”主义认为“批评简直是一盏引我们上正路的明灯”，“改造人种”是“改造社会的先决问题”。也有“大家起来推翻不顺民意的政府，另组织合民意的政府”，或“无血革命”、“炸弹革命” ，学习俄国十月革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
思想与学术的活跃，来源于近代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切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也得益于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的提倡，从而冲破了旧传统的桎梏，扩展了眼界，振奋了精神，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那个年代，不管你信奉什么“学说”和“主义”，都提倡6种精神：“科学的精神”、“创造的精神”、“批评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奋斗的精神”、“坚贞的精神” 。我们可以从当时出版的许多杂志发刊词和文章中，强烈的感受这些精神：
1919年1月1日在北京出版的《国民》杂志载文，提出：“不可为古人奴隶， 不可为西人奴隶”，“终当择中西学术之性质当同者，而一一熔铸化合之，无取乎复立国粹欧化之名” 。
《北京女高师半月刊》载文表示：“研究学问，当普遍不当狭隘，当真实不当凭虚；应用学问，当实验不当武断，当怀疑不当迷信”，“一定要用上品的外国药” 。
《评论之评论》发表宣言：“一切社会底进步，都起于思想底进步，而思想底进步，惟赖‘评论’。一切过去的思想进步史，都是‘评论’史，‘评论’是打破旧藩篱，创造新生命底唯一锁钥” 。
《新社会发刊词》：“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的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作囫囵的新旧调和调；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失；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之具” 。
《改造发刊词》：“同人确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无论是否为同人所信服，皆采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别择”，“同人确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国民进步之障，因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当为忠实深刻的研究，以此自历，并立国人”，“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 。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刊词》：“我们的周刊，因为抱了种种态度，故以能‘兼容并包’‘广纳众流’为贵，不鼓吹一种主义，不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