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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刊词》：“我们的周刊，因为抱了种种态度，故以能‘兼容并包’‘广纳众流’为贵，不鼓吹一种主义，不主张一种学说”，“我们所谓‘兼容并包’ ‘广纳众流’并不是‘杂碎’的解释。我们好歹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科学；我们相信新思潮，相信必然趋势的新思潮”，“科学的智识和新思潮的趋势，任凭你有罗马教皇的权威，威廉二世的战略，都抵敌不住的。所以我们的思想和言论，无论如何不能违背了这个标准” 。
启蒙者的张扬与困惑（2）
《少年世界》发刊词：“我们以为改造中国——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应有三种的步骤：第一步，本科学的精神，研究现代思潮，使中国人对现代思潮的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观念。第二步，详细记载由现代思潮演成的事实，给中国人一种更深的刺激。第三步，根据思潮和事实的趋势，草一个具体的改造中国的方案” 。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们在寻找救国救民道路，进行思想启蒙以求改造社会的历程中，碰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发动民众？一部分知识分子很早就感受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醒大家注意。1904年5月，《东方杂志》发表《论中国改革之难》一文，指出：“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能就学者，极多至四千万止矣。此四千万人，即能就学，即能深知改革之善，而其余十分之九之人，皆未受教育之益，即于中国今日必当改革之故，不能有所体会。则彼少数之人，岂能强此多数不学之人，使之服从于改革之令，而无所捍格”？ 。到“五四”运动时期，《少年》杂志更是进一步提出：“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纵的须明白中国的历史，横的须明白中国社会情形” 。张东荪等主编的《解放与改造》杂志，载《农民解放与平民银行》一文认为：在农业国里，劳动阶级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运动的中心应当在乡村，所以中国劳动问题的中心当然是农民问题 。《国民》杂志则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大联合，是……解除社会上种种纠纷的根本办法” 。1919年2月，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撰写《青年与农村》一文，明确提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主体不解放”，“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
然而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面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差距，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你们读书人，都是白吃闲饭”的舆论冲击，自己在理论上缺乏科学的认识，在实际上缺乏解决矛盾的办法，从而陷入困惑之中，产生了一种自责心理、忏悔情绪。如有的说：“我想我这拿笔在白纸上写黑字的人，够不上叫劳工。我不敢说违心话，我还是穿着长衫在，我的手不是很硬的，我的手掌上并没有长起很厚的皮，所以我还不是一个劳工”，甚至痛骂自己是“社会上一个寄生虫” 。有的鼓吹起“教育无用论”，如说：“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蠹民？”。“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抗（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人，……若是这几件事情都回答道不能，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虽然受了十几年教育，依然是无用的人”，“有用的分子都没有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都是无用的人” 。这种说法夸大了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并且把是否会干农家活儿做为衡量社会上一切人有用与无用的唯一标准。除了干农家活儿，一切知识都是无用的。更有甚者，提出消灭知识阶级，在知识上搞平均主义，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他们说：“我们如其急急于倒强权，倒私有财产制，不如急急于化除知识分子。如果世界上各个人的知识都在一个水平面上，那其他一切阶级问题，不待解决自然就解决了” 。这简直是把知识分子做为社会革命的“头号敌人”了。
应当指出，“五四”时期在一部分人中产生的贬低知识分子，敌视知识分子倾向，以及许多知识分子自身怀有的困惑情绪、忏悔情绪和自责心理，这两种情况，做为潜流，在此后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特别是随着工农运动的兴起和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政治家，使这一潜流变为“洪流”，且几度泛滥成灾。以知识分子为异己力量，大整知识分子的潮起潮落中，许多知识分子却能以原罪的心理，心甘情愿的接受种种“考验”。这大概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比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一个特色吧，他们不是软弱和愚昧，而是由于中国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城市与乡村巨大的差别的国情，而产生的爱国情结转化为困惑与自责心理所至。
创造神话的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1）
中国革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包括早期留学日本的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五四时期的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张国焘、毛泽东、邓中夏等；旅欧留学生蔡和森、周恩来、李立
三等；苏俄留学生瞿秋白、罗亦农、章太炎等。尽管这批知识分子中的有些人，后来有了变化，但从总体看，他们在中国新民主革命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 在中国破天荒的第一次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并且提出党要迅速“从小团体变为群众的党”，“从思想的团体变为行动的团体”（《组织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1921年7月党成立时只有50几名党员，经过短短几年，到1927年4月，党员人数已发展到57967人，在湘、鄂、江浙、广东、北方、山东、福建、满州、北满、安徽等广大地区，成立了党的组织。
2、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进中国，并且逐渐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扎下根来。党的创立时期的领袖陈独秀，早在1920年谈到十月革命经验时就指出：“事实是道理的基础，俄事（指十月革命）不过是一种有力的事实，不足以占据我们的全部信仰” 。“一大”前后，陈独秀明确反对照搬外国模式，他说：“共产在中国怎么进行还在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 。这个理论问题，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多年摸索，最终由毛泽东给予了科学的回答。他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十年内战时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抗日战争时期又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具有民族形式的中国化的革命理论，从而使这一理论在中国古老大地上获得勃勃生机。
3、 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很快形成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和农###动。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且派一批干部到各地做工人工作，成立工人夜校，组织工会，使工人运动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反封建专制压迫的###。1925年5月由于日本在华资本家打死工人代表顾正红而引发的“五卅运动”，仅上海一地就有20万工人、5万学生参加，随后这一斗争席卷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瞿秋白于1926年3月写的《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记述：
“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
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
响应。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
‘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
歌。这岂不是革命运动深入普遍群众明证！”
农###动也紧随其后，到1926年底，全国16个省区成立各级农民协会5000余个，有组织的农民总数达100万以上，其中还有武装农民20万人 。当时在湖南亲身做农###动的毛泽东，真实的记录了这一历史壮观：“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的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四个月这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
4、 与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面临的社会经济、政治矛盾，极其复杂而又瞬息万变。概括起来可以说：①两种经济并存，资本主义经济占据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但数量少，只集中于沿海少数大城市；封建经济占据着中国广大的农村，成为中国经济的基础。由此构成的中国社会，既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也不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又不同于一般的殖民地，此时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这是东方历史上出现的新问题。②四个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斗，地主阶级虽然失掉了封建皇帝这个保护神，却又很快找到军阀势力为其保护伞，它对一切革命、改革都持反对态度。中国的资产阶级当时是中国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无产阶级广大农民，在反帝反封建上有一致的地方，又有阶级利害的冲突方面。工人阶级被推上政治舞台，日渐成为革命的主角，但人数太少，四亿中国人中，只有200—300万，难以独立挑起革命重担。农民占全国人口80—90％，多数人处于饱受重重压迫剥削而又不觉醒状态。③六种政治势力纵横捭阖。一是共产党，二是国民党，三是北方军阀，四是南方军阀，五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六是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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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神话的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2）
面对这一形势，党的领袖陈独秀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两种革命，一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中国则“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基于这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很快和国民党搞起“党内合作”形式的统一战线。这一合作虽然由于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叛变而遭失败，但其创造的历史经验，对后来的中国革命有着深刻影响，如抗日战争时期又出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等等。
5、 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之中，不仅产生了建党初期党的领袖群体，而且在整个民主革命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六任领袖班子，即陈独秀——瞿秋白——向中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其主要成员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六任领袖集体，创造了更加辉煌的业绩，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领袖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包括建国以后第一代领导班子中的重要成员，后来又成为率领中国实行“第二次解放”的核心人物邓小平，都仍然属于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可以说，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创造了东方的世纪神话。
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于五四时代，在他们身上体现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特点：反传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们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批判一切旧传统，为中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和革命大造了舆论。后来，毛泽东继续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精神，勇敢的和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的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然而，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在反传统的同时低估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作用。从理性上宣布“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和事实上极难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矛盾始终困扰着这一代知识分子和后来党的许多领袖人物。
传统文化是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取向，不仅记载了有文字的历史典籍上，而且广泛的根植于民间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人际关系、社会舆论中。它不仅对民族的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代的人们，不管你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是信仰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