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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代的人们，不管你是有文化还是没文化，是信仰革命还是趋于保守，是领袖人物还是一般平民，都发生着重要影响。马克思讲得非常深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陈独秀提倡科学与民主，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勇敢斗士，然而他本人却也难于摆脱封建主义的某些影响，如大革命时期表现出严重的“家长制”作风。瞿秋白有着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并且经受过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的严酷考验，然而终生与“士大夫气质”难舍难割。毛泽东也是如此，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在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征程中，表现出宏伟的气魄，无畏的精神。而在他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政治主张、谋略策划中，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明显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
我们作这样的分析，不是想把伟人与凡人划等号，（即使在本节中，我也对伟人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也不是以“纯而又纯”来要求历史人物，而是想说明，伟人与凡人同样生活于现实的世俗社会，同样难以摆脱世俗社会的影响，因此，他们既是伟大的人，又是世俗的人，从来也不是什么“神”。奇怪的倒是时至今日，有些历史学家总是要把领袖人物写成“百分之百”的伟大正确，有些问题实在绕不过去，也要“为贤者讳”，尽量淡化处理。似乎只有制造一个完美无缺的神的形象，才能为万世师表，这实在是形而上学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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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1）
1924年至1927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可以称为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具有民主、爱国传统的学生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中，包括外国办的教会学校中的学生，革命热情也日益高涨。美国著名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于1925年和1927年两次来华访问，1928年出版了《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九二七年中国中部的革命》一书，对当时学生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作了生动的记述：
记述之一：
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们对作者说，“学校把我们培养成基督徒，我们现在仍认为耶稣的教义极为有益。但我们又认为耶稣生活的年代久远，现代中国所需做的事情他无法一一加以指点，我们觉得自身行善是不够的，因为这只会使人屈服于横暴行为。行善和屈服不能战胜强暴，所以只有进行战斗。我们认为必须首先推翻旧的经济制度，建立一个人人都行善的新社会” 。
记述之二：
一个叫小林的学生告诉作者，“近十年中，中国青年最需要了解的一是科学，二是良好的政体，三是革命理论”。“学生们现在明白了，讲演与宣传鼓动徒劳无益，他们必须学会作战。有上千名学生南下进了黄埔军校，……有许多学生参加了北伐，他们不仅加入了北伐军，而且在部队到来之前就在华中的工农中间进行宣传鼓动。###中许多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林说，除了在前线牺牲的人外，死于吴大帅与孙传芳将军屠刀之下的还有好几百人。在上海，学生参加了武装起义，……有四百余名学生被蒋介石枪杀” 。
记述之三：
作者写道，“我关于中国农民的报道要从学生联合会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是学生首先发动和组织了农民。然后，觉醒了的农民才开始管理自己的组织。但是，在我逗留武汉的整个期间，直到农会遭到镇压之前，农会干部半数以上仍是学生” 。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的引用一本外国人写的书，是因为中国人历来对知识分子有偏见，极少有书籍正面记载这些历史情况，所记多为知识分子投身工农运动如何接受再教育，甚至如何右倾，如何站在工农运动对立面云云。
大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特点是，许多人“投笔从戎”，积极参加军事斗争。周恩来谈到黄埔军校第一期时说，“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 ，到1927年3月，学员已发展到二万余人，他们不仅成为北伐战争中冲锋陷阵的骨干，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各地武装起义和建立各个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军事领导人，据1987年11月3日《人民政协报》的一个材料统计，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建国以后有元帅2名，大将3名，上将8名，中将9名。如：徐向前、林彪、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周士第、陈伯钧、张宗逊、宋时轮、杨至诚、陈奇涵、郭天民、彭明治、闫揆要、郭化若、倪志亮、常乾坤、唐天际、王铮等，都是军委总部和各个军兵种、军区的重要领导干部。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时，由于对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尚缺乏深刻的理解，把失败的原因归于领导人是知识分子，从上到下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反知识分子倾向。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整个党的领导做了错误的估计：“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是本党干部非工人，甚至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智识分子的代表”，并提出“彻底新造各级党的指导机关”的口号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部分党员和群众把愤怒的情绪完全发泄到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头上，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 。参加广州起义的主力军教导团的几百名知识分子干部，撤到海陆丰根据地后，没有受到信任，没有当干部使用，统统编到第四师当战士，后来绝大部分在作战中牺牲。
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2）
强烈的反知识分子气氛，甚至影响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上，一些知识分子代表在发言前不得不先要表示：“同志们：我照会场的规则，首先声明我是知识分子” 。党的“六大”明确提出“二化”方针：“党部指导机关工人化”和“干部的工人化”。“六大”75名代表中，工人有42人，当选的中央委员36人中，工人占21人，中央政治局常委5名，工人占3名，工人出身的向中发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六大”的做法，非但没有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反而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严重削弱。从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看，一方面，既有理论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排斥。另一方面，把工人当偶像，并没有认真的加以教育和培养，选上来的工人干部质量不高，政治上不强，领导能力弱，甚至有些人品质不好。据统计，参加“六大”的代表，后来有16名叛变革命，其中14名是工人 。
30年代前半期先由中央苏区搞起，然后扩展到各个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打击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知识分子。仅以鄂豫皖苏区为例，1931年8月开始的白雀园“大肃反”，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 ，连红四方面军军长徐向前的妻子也未能幸免。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心情沉重地说：“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 ，即使如此，张国焘还在“肃反中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 。另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著名将领肖克，回顾这段历史时痛心的说：“我党经过多次肃反运动，如土地革命时期打AB团、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抗日战争时期的抢救运动以及全国解放以后反右派扩大化，‘文化大革命’抓走资派等运动，可以说都有相似之处。这是为什么？我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每错一次，虽然作了改正，但没有认真地总结教训。如果认真总结土地革命时期肃反的错误，也可能不会出现抢救运动” 。
从反知识分子倾向到肃反扩大化之所以愈演愈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民主革命转入以农村为主要阵地、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后，农民和士兵成为革命的主力军。知识分子干部是少数，他们对农村、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都远不如农民、士兵熟悉，因此处于劣势地位。再加上知识分子长期生活于城市，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接受新事物快。他们和农民在思维方式、思想感情、生活方式乃至卫生习惯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即使是“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干部，这种差别的存在也是明显的。知识分子要和农民、士兵融为一体，取得他们的信任，是件长期而艰难的事。十年内战期间，中央一而再、再而三犯错误，作为在第一线执行这些错误方针政策的知识分子干部，自然成为群众直接攻击的目标，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农民和士兵对知识分子的隔阂和不信任感。赣东北苏区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三个从上海来的搞文化工作的干部，他们主张讲卫生，在一起经常谈论健康、洗脚、爬山之类的事，居然被误认为是以“健康会”的名义进行改组派活动。
其二，由于某些领导人鼓吹的左倾理论与工农群众中存在的狭隘情绪相结合，30年代前半期，家庭出身决定论即唯成份论曾在党内盛行。“只要成分好，一生吃不了”，“成分好的不愿参加革命甚至动摇的，一下子就提拔到领导岗位” ，而“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连方志敏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著名革命家也遭到怀疑：“方志敏是富农，如何能当主席？” 。张国焘则更“左”，他把家庭出身不好与反革命划等号，列为肃反的重点对象，并且提出：“入党的条件起码是工人、贫民” 。正是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出身于非工农家庭或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干部，往往被视为“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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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3）
其三，革命根据地长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一方面有力地支援了旷日持久的革命战争，另一方面也带来若干弊病。如缺乏健全的法律与制度，容易少数领导人说一不二，出现政策的随意性；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容易简单粗暴；军事行动的紧迫性，需要更多的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对“民主”则往往忽视甚至否定的态度。而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常常强调“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向往民主，爱给领导提意见；欣赏“温、良、恭、俭、让”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大赞成简单粗暴的过火行为。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很容易被视为“革命运动”的对立面。如张国焘给鄂豫皖三名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罗列的“罪状”就有：“议论和批评张国焘搞‘个人独裁’、‘军阀投机’、‘家长制度’，乃是反对个人来掩饰其反革命”，“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 。
其四，30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人，一个重要特点是搞宗派主义。王明本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是以积极参加错误的党内斗争而崭露头角的，被正直的老革命家讽为“斗争干部”。当了领导人以后，更是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处处排斥异己，以求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宗派主义者目的的自私性决定了它在组织上的狭隘性。他们不是以全党的最高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作为出发点，而是把是否符合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和意志，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以此确认敌、我、友。这样，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必然搞“以我划线”，党同伐异，对不赞成或反对他们的人，施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少经过那段历史的老干部深为感慨地说：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更厉害啊！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1）
1935年“一二、九”运动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是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激起广大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抗日情绪。华北有一大批学生投笔从戎，奔向抗日战争最前线。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共产党员杨秀峰，率领一部分平、津、保定地区的流亡学生，组成一支抗日游击队，转战太行山，后与八路军一二九师分遣队汇合，创立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