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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大批学者、专家的到来，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过去我们讲毛泽东思想，往往只强调它是革命根据地经验的总结，而很少从理论活动角度加以阐述。列宁曾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 ，列宁还赞扬考茨基讲的“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考茨基批评那种把理论看成革命斗争直接产物的观点，是“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他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 。理论与实际斗争的关系应该是：实际斗争是产生理论的一个重要条件，而理论本身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他的发展与成熟并不是实际斗争的直接产物，还需要诸多其他重要的条件，主要是由理论自身的发展水平与状况所决定。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4）
考察一下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理论活动，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加强了和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学者、文化人的频繁交往。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之间不仅有大量的通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还共同组织许多学术活动。如1938年3月，毛泽东亲自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并有一批高级干部包括肖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参加，由著名学者何思敬翻译讲义，逐章介绍，然后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讨论。1938年秋，毛泽东倡议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由理论家艾思奇、何思敬主持，领导人与哲学家一起讨论研究哲学问题。此外，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还编写《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分九章系统的讲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系统学习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这批理论工作者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经典著作，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各种专著，还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恩通信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社会主义入门》、《英国工人运动》等，对领导人的学习和全党的普及、提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曾说：“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此外，理论工作者们出版了一批很有影响的专著，不仅为广大干部所学习，而且成为中央领导人认真学习和研究的书籍。其中为毛泽东所重视和学习的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说他看过十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说：“我读了得益很多”），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毛泽东在读后感中写道：“颇为新鲜”），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建议印此书） 。等等。
其四，大批知识分子的参加，促进了军队的进一步发展，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土地革命时期军队的干部大多数来自农村，所进行的战争也多为小规模的游击战。到抗日战争，任务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战对象是日本侵略军，要求干部对日本国家和军队的情况有所了解，甚至要懂些日语；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既是友军，又不时发生矛盾与摩擦；不仅要和国内各种军事力量打交道，还要和国外（如美国）的军队人员打交道。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抗日战争前入伍的有些老干部显得不适应，并且暴露出一些弱点，如194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对军队老干部工作的指示》指出：“这些弱点的表现是：知识不多，进步不快，气量狭小，意识落后，简单粗暴，不了解复杂问题”。大批知识分子参军，在斗争中很快成长起来，成为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重要力量。1942年9月军委总政治部的一个文件反映了这一变化：“抗战以来……成万的知识分子加入了我们的军队，他们表现了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积蓄了许多实际斗争经验，他们帮助了我们军队文化水平与科学技术的提高，他们已与老干部 携手并进，他们已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解放战争期间，“三八式”已成为一代干部的标志。
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不仅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而且经历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考验——抢救失足者运动。1942年4月，在整风中康生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国民党特务赞扬边区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发现特务活动，中央领导人表示：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 ，于是整风转为审干和肃反。很短时间内，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就清出“特务”高达15000多人，有的单位如西北大学，共390人，竟有一半以上是“特务”。
有的曾和外国牧师学习过外语，被打成“意大利特务”；有的大城市来的女青年爱打扮，穿着讲究些，就招来怀疑：“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有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怕别人听，悄悄说地方方言，也遭到质问：“你说你没问题，为什么总用广东话同你爱人说悄悄话？”更有甚者，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喜欢散步聊天，谈谈云彩，说说月亮，于是望风捕影的被诬为反革命组织“月亮社”、“乌云社”、“太阳社”。 前面提到的两位著名的文化人，肖军在以后的几十年生活中，一直成为“反面教员”，批评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获得人身自由。王实味则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惨遭杀害，1991年2月7日始得以平反。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5）
直到1943年7月底，抢救运动才完全停了下来，1944年开始对这批错案进行甄别，赔礼道歉（直接责任人康生始终不承认错误），如果说延安整风是从思想上大力宣扬了毛泽东思想和宣传了毛泽东本人，那么抢救失足者运动则是从政治上警告了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两个方面，都对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几乎终生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光环下，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精明能干，按部就班，“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成为最响亮的座右铭。然而在许多人身上，缺乏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气魄和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中常见的那种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即使是延安时期的理论家们，他们的理论活动也是：一、翻译国外的经典多，自己的理论著述少；二、在很少的著述中，也是“述”多“著”少，多为对经典著作的解释与诠注，很少阐发自己的看法；三是学院式、讲义式的著作多，真正深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及革命问题而有创见的著作少。延安理论工作者的学术模式，对后来中国的理论活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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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1）
第二条战线主力军的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
解放战争时期，又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投入革命洪流，他们可以称为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和前三代比较，第一代是革命事业的开创者，不少人成为革命的领袖人物；第二代“文人武化”，许多人在长期战争的炼狱中成为出色的军事将领；第三代扮演了由十年内战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的先锋角色，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成为很有地位的“三八式”领导干部。第四代和他们的前辈比较，角色与命运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中除少数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外，多数人接受的是系统的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他们参加革命的形式是以城市为阵地、开辟争取民主、自由、“第二条战线”，他们的革命经历极短，很快就迎来了全国革命发胜利。因此，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既是革命者，同时，又被视为“同路人”和“被改造者”。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实行争取、教育、改造的政策，并规定：“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 。1948年1月15日出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十分具体的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这一历史状况和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状况：
“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革命性，因他们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
反帝反封建的正义感，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有较高的文化程度，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具有进步作用，在政治思想上能够接受革命的无产
阶级的思想影响，因此他们能够争取教育，并引导他们参加革命，为
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具有动摇性和落后性，，主要是个人主义、患
得患失，摇摆不定，以及由于出身剥削阶级的家庭而带有剥削阶级的
意识，与长期所受的教育是地主阶级的教育，也就容易接受反动的地
主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因此他们必须经过思想改造，实际生活和工作
锻炼，才能达到与工农兵结合；甘心当人民勤务员的革命战士。
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一贯是采取争取、教育、改造
的方针” 。
如何认识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及其历史定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评价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受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第二条战线”的历史作用。
把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学校教育笼统的说成地主阶级的教育，明显不符合中国近代教育历史的实际。众所周知，中国的学校教育自清末兴起办“洋学堂”，走上近代教育的轨道，它的基本内容和形式都是采取西方教育的模式，核心是科学与民主。经过新式教育培养出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反对封建主义，追求国家独立与民主，为实现现代化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民党政权曾经把“党化教育”强加于学校，但终因过于露骨而遭到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抵制，不得不废止，转而公布以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活
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 。这一教育宗旨尽管有其冠冕堂皇的方面，但总不能说是地主阶级的教育。更何况还有些教育界的领导人、教育家如蔡元培，曾提出“五育”并重、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并一度为国民党政府确定为国民教育的宗旨。这一方针的提出与实施，“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对中华民族新一代成长有重要影响” 。
蔡元培的“五育”，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方面内容。“军国民教育”即军事训练和体育锻炼，“实利主义教育”“就是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智育” ，“公民道德教育”，按蔡元培自己的解释是：“现代人的道德，须合于现代的社会，决非数百年或数千年以前之圣贤所能预为规定” ，而是法兰西革命所揭示的“自由、平等、亲爱” ，“世界观教育”，主要是沟通“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对于现象世界的事物，物质生活，人类幸福既不厌弃也不迷恋，对于实体世界具有渴望追求的心理，以期达到思想自由、意志自由的‘理想国’” 。“美育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应当说，这样的教育方针不是封建主义的而是反封建主义的，它的实施，对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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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2）
此外，还有众多的民间教育家和他们的民办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陶行知，他提倡“教育救国”，主张“生活教育”，即“立足于人民大众，与生活联系，和社会活动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目的是改造社会，改变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文化，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 ，陶行知认为，中国自废科举，兴新学以来，办了三十多年的新教育，虽然从“忠君、尊礼、尚公、尚武、尚实的宗旨”变为“依着三民主义的宗旨” ，但有个共同的毛病是“教育与生活脱离”，他在30年代前后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以及1945年春与李公朴、史良等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都实行“教学做合一”，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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