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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合作的事，就可以合作。……在人格上，我不敢菲薄人家；相反地，我敬爱这些汉子” 。绝大多数中间路线的主张者们，在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时，并没有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或出走美国，而是继续留在大陆，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议国是，以实际行动见证了他们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从中间路线的主张者们对共产党的批评内容看，同样不能笼统的认为“是反动的”，一律加以否定。其中有些意见是错误的，如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一度出现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条件失去以后，特别是在中国新民主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中间路线的某些人物仍然坚持反对一切暴力革命、主张调和改良，客观上有利于延缓旧政权的灭亡，延误新的革命政权的产生。有些意见反映了他们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疑虑和惧怕，如认为：“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行真正的民主” ，“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么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有些意见则是深刻的，具有前瞻性，如针对中共对苏联“一边倒”的态度，提出苏联由于实行“不受法律所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导致对党内外不同意见的残酷镇压和肃反政策 ，对外提出“美苏争霸”问题 。有些意见是十分可贵的，如《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1948年5月）提出：“法治必须代替人治”，“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会化” 。
“政权决定一切”与“乌豆哲学”（1）
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曾请由于发现相对论而扬名世界的犹太人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出任总统，被爱氏谢绝，他说：“政治是短暂的，而方程式是永恒的”。爱因斯坦的话固然反映了一位科学家对科学技术事业的挚着追求，也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阐述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没有生产，整天饿肚子，连生存和延续后代都不可能，还能进行什么其他社会活动呢。人类从开始进行生产活动就有一个显著特点——使用工具，靠智慧和知识，也就是靠科学技术。人类从运用最简单的钻木取火，到现在掌握极为复杂的电脑与生命科学，使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大，有些科学家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实际上也是一个技术发展的历史，是技术革命迭次更替的历史”③，率领我国实行第二次革命的领袖人物邓小平，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④。
翻开我国的近代历史，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与科技工作者的 活动，几乎完全被忽视，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和社会急剧变革年代里突显的若干理念有着密切关系。
其一，“政权决定一切”理念的影响。革命战争年代，夺取政权成为各种革命活动的中心任务，林彪曾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⑤。反映在历史领域，一篇批判“民富国强”口号的文章作过如下“阶级分析”：“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无论是强是弱，都是剥削阶级的‘天堂’，被剥削阶级的‘地狱’”⑥。也就是说，政权决定一切，在旧政权统治下，一切财富都为统治阶级占有，国家的穷与富和一般老百姓毫无关系。正是在这一理念影响下，旧政权统治下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情况，统统被视为反动统治阶级事业的一部分，在革命者写的历史上，往往只允许写其问题方面，而缺乏客观的反映和公正的评价。
“政权决定一切”理念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本末倒置了，并且对国家政权的历史地位与社会职能，作了片面的、不科学的解说。国家政权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为保护私有制而设置的。英国17世纪著名的学者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论》中指出：“人们之所以联合成国家，接受政府的统治，其重要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产财”⑦，“不论是谁掌握了政府权利，都是在这一特定的条件下受人之托，其条件还是以人们能够拥有和保护财产为目的”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科学的阐述了国家产生的目的，国家政权的任务与作用：“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就是国家”⑨。
国家与政权，不是可以高居一切之上，支配一切，占有一切的权力，而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机关。即使是封建社会，皇帝们自认为拥有政权就把社会的一切都视为他们的私有财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当他们为实现私人占有欲而不顾破坏生产，损害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置天下百姓死活不顾时，等待他们的往往是王朝末日的来临。恩格斯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讲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说：“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君主的专横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最高原因！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贸易比君主更有权力。即使君主下令使一马克今后成为两马克，但是贸易却总是告诉你：这两个新的马克只值从前一个马克”⑩。
“政权决定一切”与“乌豆哲学”（2）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政权与它们所代表的阶级，更加不能“有了政权就有一切”，资产阶级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其政府在调节各阶级和阶层之间，政治与经济利益方面的社会职能，也日渐突显。可以这样说，任何政权统治下的生产、经济和科学技术事业，都不只是统治政权的占有物和附属品，而是整个社会赖以存在和运行的基本条件，是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最为革命的因素。正如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论》中所言：“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情况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妄图这样作的），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11。
其二，“乌豆哲学”的影响。现代京剧《杜鹃山》的男主角乌豆有个理论，凡是为地主干过事的人都不是好人，都该打30大板。当别人问他这个给地主扛过长工的人是不是为地主干过事，该不该挨打时，乌豆无言以对。然而“乌豆哲学”的影响，却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成为笼罩许多老的科技工作者的阴影，他们被称为为反动统治政权服务的旧人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年代，才得以正式“脱帽加冕”，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如何给知识分子包括在旧政权下服务的老知识分子定位，首先是如何认识科学和知识分子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处于一个以简单工具从事生产的小农经济社会环境中，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往往重视体力劳动和直接经验，而忽视科学和知识的重要作用。与我们相比，具有近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对科学和知识的重要作用，要比我们的认识深刻得多。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霍布斯就认为：“技艺之母是科学，而不是实行者的劳动”12。事实也正如此，自然科学上的许多新知识和新理论的提出与发现，往往不是直接来自实践，而是来自科学实验。如相对论的提出，量子力学的建立，基本粒子物理的产生，都是直接由科学实验所决定。恩格斯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3。“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4。
其次是如何看待脑力劳动者与统治阶级和体力劳动者的关系。一方面由于社会贫富对立而造成知识与劳动的分离，知识往往成为富人的奢侈品，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做为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生产者，他们和资本家与统治政权之间是雇佣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一书中，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工匠或行家，为书商的总的商业资本而劳动”15，“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16。恩格斯则提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概念，认为“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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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1）
20世纪前半期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中国，并且在若干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性工作。五四运动时期，他们成为宣传“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的重要力量。五四运动以后，高举“科
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旗帜，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积极组织各种科学学会，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开展学术研究，进行学术交流，对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增进人们的科学意识，培养科技人才，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上半期成立的自然科学组织有20—30个，如：
中国科学社（1914年）；
中华工程师学会（1913年）；
中华医学会（1915年）；
中华农学会（1917年0；
中国地质学会（1926年）；
中国气象学会（1924年）；
中国生理学会（1926年0；
中国古生物学会；
中国纺织学会；
中国化学会；
中国物理学会；
动物学会；
植物学会；
土壤学会；
林学会；
化学工程学会；
矿冶工程学会；
水利工程学会；
电机工程师学会；
机械工程学会；
土木工程学会；
中华自然科学社；（1927年）18。
其中，中国科学社是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个。它于1914年成立，五四时期的活动，本书前面已有叙述。五四运动以后，其组织和活动得到进一步扩展。1914年成立时社员只有35人，1924年发展到648人，1929年981人，1934年1500人，1944年2354人，1949年3776人19。社员成分分几类：普通社员，都是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事业者；名誉社员，科学学术上有特殊成就者；仲社员，凡中学5年以上之学生意欲从事科学者；赞助社员，经济上支持本社活动的社会名流，……。科学社活动经费十分困难，除去社员缴纳会费外，还要八方奔走，筹措资金。为此，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范源濂曾撰写《为科学社征集基金启》和《为中国科学社敬告热心公益诸君》，指出：“仅仅此一科学社而如何维持如何发展尚未敢必，尤吾国之耻也”。后来，社董事会向国民政府申请拨给建设经费100万元，作科学发展科学研究之用，结果仅得财政部发给公债票40万元。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科学社为促进中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
（一） 出版刊物与书籍。1915年创办《科学月刊》，至1949年，35年中公刊行32卷，发表论文3000余篇，参予写作者1000余人。不仅介绍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及时介绍和评述了世界最新的发明与发现，如伦琴射线、镭、原子结构学说、量子力学、相对论、电子管、无线电技术等；1933年出版《科学画报》，其宗旨为：“把普通科学知识和新闻传输到民间去。……把科学变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销量达2万份以上；发行《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丛》，刊出赵元任：《中西星名考》，吴伟士：《显微镜理论》，章之汶：《植棉学》，谢家荣：《地质学》，蔡实牟：《物理常数》，李俨：《中国数学史料》，张昌绍：《中药研究史料》，罗英：《中国桥梁史料》，以及陈世璋译《人体智识》，俞德浚、杜瑞增译《人类生物学》，叶叔眉、蔡宾牟译《俄国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