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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参加各大学教学活动和国内外学术研究、学术交流活动，涌现出一批各科学领域的出色人才，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科学各学科的创建者，诚如中国科学社成立20周年纪念时一位人士所说：“我国近20年来之重兴科学，及短期间所获之成绩，斯不仅辟科学史上之一新章，开吾国历史上之新纪元，……本社之成立，象征我国新科学事业之发轫，似非过誉”20。30年代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许多骨干都是来自中国科学社。如工程所所长周仁，气象所长竺可桢，物理所长丁西林，化学所长王琎，动植物所长王家楫，心理所长唐钺，还有“北平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等。
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2）
（三） 中国科学社自身于1922年成立生物研究所，设动物部和植物部，分别由秉志和胡先驌、钱崇澍负责。对中国广大地区的动植物分布，作了大量的调查和采集标本工作，如动物部1931年制标本18000个，共1300种。植物部调查中国中部植物种类及生态，制标本一万余张，包括二百科一千三百余属及八千种。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如秉志的《鲸鱼骨骼之研究》、王家楫的《南京原生动物之研究》等。此外，还把研究工作和爱国活动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如日本人曾派“生物小组”来中国，沿长江西行入川，沿途侦察地形地势。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得知此事，出自爱国之心，立即派调查小组，亦沿长江西行入川，一方面监视日本人的活动，一方面开展采集工作。1935年至1936年，四川铁路筹委会在四川原始森林中调查枕木资源，这一工作自始至终都是由生物研究所调人负责完成的。
（四） 为鼓励青年科学家研究和写作兴趣，设各种科学奖金。如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为高君珊社友捐赠，奖给算数、物理、化学、生物及地理方面人才；考古学奖金，北平社友会捐赠，奖给年考古成绩最优的学者；爱迪生电工奖金，电工科社友捐赠；何育杰物理学奖金，蔡宾丰等社友捐赠；梁绍桐生物学奖金；裘可桴、汾龄父子科学著述奖金；范太夫人奖金，范旭东先生捐赠，资助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一位学者指出：“中国科学社不但以其自身的学术活动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而且还在于它对科学事业的倡导和唤起社会各界对科学事业的重视，特别是在组织方面给后来各个学会的建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21。
中华自然科学社，也是对我国科学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组织。成立于1927年，结束于1951年，前后有25年的历史。1928年，开始设立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心理等六组，1930年又增设农学、工学、医学三个组。成立时只有社员4人：李秀峰、郑集、赵宗燠、苏吉呈。担任社长时间最长的两位是杜长明、吴有训。到1950年社员发展到2648人，先后在国内外设有28个分社。中华自然科学社囊括了那个时期我国近现代科学事业的大部精英。现列《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人名录》22如下：
数学天文：马遵庭、孙光远、华罗庚、张钰哲、李锐夫、李仲行、陈
省身、熊先珪、潘璞等。
物 理：王竹溪、王佐清、王维克、江元龙、汪积恕、吕大元、张
文裕、张孝礼、吴有训、吴健雄、余瑞璜、祁开智、金有
巽、赵忠尧、梁百先、唐君铂、葛庭燧、钱学森、钱临照、
颜承鲁等。
化 学：王应睐、王葆仁、冯国治、卢嘉锡、孙云沛、吴征恺、李
季峰、李方训、郑集、苏吉呈、查雅德、袁翰青、徐宗岱、
章涛、常伯华、屠祥麟、曾昭抡、温步颐、裘家奎、葛春
霖等。
地质气象：方俊、王德基、邓启东、卢鋈、任美锷、赵九章、涂长望、
夏湘蓉、徐近之、楼桐茂、鲍觉民等。
生 物 学：王日玮、方文陪、伍献文、朱树屏、吴汝康、陈邦杰、罗
士苇、金维坚、高尚荫、童第周、曾呈奎。
心 理 学：丁瓒、龙叔修、雷肇唐、潘寂。
农 学：沈其益、俞大绂等。
工 学：张维、杜长明、赵宗燠、屈伯川、孟昭英、陈士骅、陈彬、
夏坚白等。
医药卫生：沈其震、冯兰洲、李振翩、金宝善、俞人俊、杨浪明、薛
愚等。
和中国科学社等有所区别，中华自然科学社从一成立就强调继承和发扬“五四”时代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赋予“科学救国”口号以新的含义。1935年发表的《年会宣言》宣布：“确立平民精神为本社的基本精神，根据这种精神来推动科###动”；1936年8月，题为《社友的前途》的社论进一步申明：“本社应社会的需求而产生，以服务社会为目的。我们努力普及科学，就是为着提高大众的科学知识，从而改变大众的生活。请全体社友以大众的前途为前途，以大众的出路为出路”；1936年5月发表的《自然科学者的两大责任》，把“开发自然”与“改造自然”联系起来，认为：“科学工作者诚当忠实于自己的职责，聚精会神于科学研究，不断地谋创造和发明，使科学日新月异，发出光辉。不过我们要知道，自然和人的关系远不如社会和人的关系来得密切，一切自然的恩惠必须通过社会的机构，才能达到人们的身上，这样，人们才能享受到科学的利益。……如果科学工作者承认科学的成果不是少数人所享有的话，就应当对于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急切地负起改造的责任”23。
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3）
正是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抗日战争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运用本身的知识和学术研究成果，积极编辑出版《国防科学丛书》，如《弹道学概论》、《火药》、《飞机原理》、《军事气象学大纲》、《国境筑成及要塞工程》、《军事轻便铁路工程》、《军用急造道路工程》、《交通之破坏修复及遮断》、《枪炮射击学概论》、《军马及家畜之防毒》、《军中卫生》等，积极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贡献力量。此外，还举办战时技术训练班、通俗军事科学讲习班、战时科学讨论会，并组织战时科学服务团，把科学事业运用于抗日战争的实际。如1939年组织西康科学考察团，分地理气象、农林畜牧、药物、工程四个组，7月出发，赴西康东南部作实地考察，10月回重庆，写出15万字的考察报告，含概地形、气象、森林畜牧、植病、矿产、水利、民族、社会、交通、工程等多项内容。分送各有关部门参考，并举办展览，影响社会各界民众。嗣后，还组织和了多种考察团，如西北科学考察团、川康科学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蒙古新疆考察团、川西科学考察团、綦江考察团、川康高原考察团等。有些社友如李秀峰，在主办大川冶炼厂的过程中，只身独马深入崇山峻岭开采铁矿，与土匪、恶霸、乡镇保长展开极其复杂的斗争，遭遇多种险情，临危不惧，这种奋斗精神受到中华自然科学社和社会舆论的称赞。有些社友如沈其震、屈伯川等，则亲赴抗日前线，投入敌后解放区的建设工作。
中国工程师学会，是个与国家经济建设实际有更为直接关系的学术团体，1931年由“中华工程师会”与“中国工程学会”合并成立，1950年学会活动结束，据1949年统计，会员有16717人，专门工程学会15个，团体会员129个。20年时间里，为中国工程学术理论的发展，为国家工程建设事业，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工作。如1931年年会专门研究：“大学工程课程标准；提倡投资；开发西北之责任；调查江淮水灾；统一数字读法；暂订标准化等”；1933年年会确定：“发起航空学术运动，调查国产材料，组织国防工程设计委员会，组织四川考察团，整理汉阳钢铁厂，禁止钨砂出口等”；1936年年会内容：“援助有关国防之发明，注意建设国防，设立工程材料实验合作委员会，研究发展工业及统治方法等”；1938年年会内容：“开除参加敌伪组织及违反民族利益之会员，慰劳抗日殉职的工程师家属等”；1941年年会，研究开展“工业标准化运动”；1942年年会，“以西北建设为主题”；1947年年会讨论：“抗日胜利后的北平情况，黄河堵口工程，电动中文打字机，东北资源与工业，制度与建设，南京建设，全国铁路情况等”24。抗日战争时期，学会还组织战地工程师团，赴前线参战。不少会员为抗日战争和国家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如茅以升领导修建钱塘江铁桥，孙越琦组织开发油田，支秉渊在国内创始制造柴油机，龚继成负责修建中印公路及油管，李承干研制兵工器材，朱光彩负责花园口堵口工程，等。
中国工程师学会在几十年实践中形成的“讲求科学，讲求实用”的思想，为科学技术界留下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该学会1941年修订的《工程师信条》，集中反映了这种精神，现录于下：
“（一）遵从国家之国防经济建设政策，实现总理（孙中山）之
实业计划。
（二）认识国家民族之利益高于一切，愿牺牲自由，贡献能力。
（三）促进国家工业化，力谋主要物资之自给。
（四）推行工业标准化，配合国防民生之需求。
（五）不慕虚名，不为物诱，维持职业尊严，遵守服务道德。
（六）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努力创立创造，注重集体成就。
（七）勇于任事，忠于职守，更须互切互磋，亲爱精诚之合作
精神。
（八）严以律己，恕以待人，并养成整洁朴素，迅速确实之合
科技工作者的组织活动与历史贡献（4）
作精神”25。
。。
民主革命年代科技工作者的人生之路（1）
中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由于生活和工作于饱受外国侵略势力凌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本身又都有留学西方的经历，渴望民主、反对专制，张扬科学、反
对愚昧的精神更为突出；他们所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决定，与一般人文知识分子比较，又具有更加务实的作风。绝大部分人走的是远离政治。“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之路，一般地讲，与统治集团没有明显的矛盾，甚至是为统治集团所需要、所重视，正所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想走“科技救国”、“工业救国”之路，举步维艰，想远离政治，难上加难。不少科技工作者，或主动或被动，或多或少的卷入到政治中来。上述种种主观与客观的条件，构成中国近代科技工作者艰难曲折，五光十色的人生之路。
著名的化学工业专家范旭东和侯德榜，是我国科技工作者走“工业救国”之路，并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
范旭东（1884—1945），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的碱业十分熟悉。辛亥革命后曾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任职。1914年在天津塘沽开办久大盐业公司，1917年创办永利制碱公司，1922年创建我国化学工业第一个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我国化学工业的起飞，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范旭东在《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中，表达了他立志走“工业救国”之路的志向与心情：“中国广大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世论辄嫌这看法太愚缓，权势在握的人十九又口是心非之，我人何敢强聒？惟有邀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关起门来，静悄悄地自己去干，期以岁月，果能有些成就，一切归之国家，决不私利，否则也唯力是视，决不气馁”26。在重重困难面前，他矢志不移的说：“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1945年范旭东因病去世，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致唁电，赞扬他：“工业先导，功在国家”。
范旭东的另一大功劳是，建立起以侯德榜为首的一支高水平的技术队伍。侯德榜，1890年生，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学堂，1913年被保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1年获博士学位，同年10月应范旭东邀请，回国出任永利碱业公司技师长。
20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