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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方面，据有关资料统计，50年代中国有万科学家、技术人员、教师、学生和工人到苏联学习、进修，有1万名苏联的专家、顾问和教师来中国指导工作。1951年《中苏友好协会介绍》一文说：两年来“出版了五百种以上的宣传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书籍和小册子。去年一年，全国各地翻译和出版了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哲学、文艺作品等共六百九十多种”105，1951年“国营影片厂共出产故事片二十六部”，“翻译苏联故事片四十三部”106。又据国外有关专家统计，“1954年到1957年之间出版的中国书籍中，译自俄文的书籍占了38％到45％，而其他语种的译著只占3％到6％。到1956年，译成中文的俄文教科书约为1400种，其中包括一些小学和中学的教科书，……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书尤其如此。各种程度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教科书的内容也都自然而然地按新的社会主义倾向和亲苏倾向做了修改。在中学和高等院校，俄语教学取代了英语教学”107。以清华大学为例，“全校课程一百零七种中除了少数七种外，都已全部或大部采用了苏联教材，新的教材中强烈地贯穿着政治思想性，每一章里都贯穿着苏联的伟大成就与对科学的贡献，坚决地用唯物主义和观点批判唯心论的观点”108。不但如此，连高等院校的组织形式、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也一律按苏联的模式加以改造。
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也效法苏联的办法，成立各种协会，如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文联”下又设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把分散的、自由职业的文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纳入各种协会，由国家统一发工资，并负责为他们准备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统一管理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们的思想和学习，统一布置各种任务，统一领导和规划研究课题。在思想上明显的存在着一种倾向：认为只有苏联的社会科学理论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109。因此，有的学科如社会学、法律学和政治学以及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都被取消，研究这些学科的学者则改行做别的事去了。
这一时期，苏联发生的学术斗争直接波及到中国。40年代的苏联在生物遗传学方面，曾发生过一场“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激烈斗争。受官方支持的生物学家李森科讲过一句著名的话：“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科学家或者不是科学家”，他认为摩尔根遗传学说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米丘林学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米丘林方向是唯一的科学方向”，随着对摩尔根学说大张旗鼓的批判，苏联政府在行政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高等学校开除了一批反对李森科观点的教授、讲师；关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取消摩尔根学派在大学的课程；销毁一批有关书籍；凡不同意李森科观点的干部都被撤职，甚至失业丢了饭碗。50年代随着“向苏联学习”的潮流，这一斗争也传到了中国。中央###提出：“坚持米丘林方向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官方文章，号召对摩尔根学说进行彻底的系统的批判。要求用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改造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部门”。这一斗争也使我国的许多生物学家、遗传学者受到批判，以至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一倾向虽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但批判摩尔根学说带来的影响，却连绵不绝。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许多教师都检查了自己对待学习苏联科学的态度，……使米丘林学说首先在政治上占了上峰”。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又有《粉碎右派阴谋，坚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经验》的檄文张目，直到1960年，还有人提出：“相信摩尔根就是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就是要不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110。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2）
建国初期在自己毫无经验，又受到英、美等国封锁的情况下，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有它积极作用的一方面，如引进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定程度的宣传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苏联文学和电影塑造的人物形象对广大青少年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保尔·柯察金、青年近卫军、马特洛索夫、丹娘、夏伯阳等英雄形象，激励了一代人。然而，由于苏联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本身存在着缺陷（如过分和###联系在一起），以及宣传中的过分理想化，引起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的反感，特别是对“技术一边倒”的口号，人们很难于接受。如1953年4月14日天津市委在一份反映天津工程技术人员情况的报告中说：有些人“不相信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怀疑‘技术一边倒’，……市政工程向王立租（祖？）认为：‘学习先进经验，那一国有就学那一国的’，‘说是先进经验，谁知道是不是先进！’中央水利工程处的技术人员公开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硬说修‘布可夫漕’是浪费的事情”111。有些知识分子还从更深层次提出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这里，我把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反右斗争中作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有关言论摘录如下：
“现在苏联科学上已经各方面落后了，……拖拉机、汽车生产的质
量还不如捷克。如自动化、电子管等也都落后了。又如连续浇铸，
1939年我在加拿大时，人家早就用了，而苏联现在还只试验成功。
……我问：‘为什么苏联科学技术会落后呢？’他说：‘由于科学家没
有发言权；由于过去闭关自守，不重视英美科学技术的资料。……还
有苏联的机构制度问题，太集中，在苏联要实行一种新的工艺过程，
手续十分繁杂，很不容易，……再有保密制度太死，影响了科学技术
发展，……最有苏联高等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干部创造性太差，这和教
学计划是有关系的’”112。
“苏联的工程师太多了，在工业中缺乏新的技术，这是由于惰性
和计划的限制”113。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伟长，还对苏联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剖析：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
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
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
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
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
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
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114。
历史学家雷海宗则从更广的视角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尽管不无片面之处，但从总的方面看来，今天仍不失其深刻性。他在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召开的天津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同一天《写给人民日报的信》中，尖锐地指出：
“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疲乏”，“研究批
判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科学时，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
所知”；
“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
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
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
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例下和资料
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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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3）
“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
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做结论”。
“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
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
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年革命问题。……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
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15。
不少知识分子对“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意见反映到中央，起初并未引起领导人的注意，如毛泽东主席于1952年11月26日在有关报告上批示：“‘技术一边倒’发提法，虽有不恰当之处，但这只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一口号的简称，因此不要当作一个问题来批评，正式的口号应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116。直到第二年即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一边倒”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代替。指示说：“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划，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象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117。这一文件纠正了“向苏联学习”初期把技术与政治混为一谈的倾向，并且提出“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在技术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对苏联经验本身，则不言而喻的仍然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着手纠正斯大林时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平反冤假错案，围绕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的展开争论。到195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正式批判斯大林。这一系列事情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要引以为戒”118。一段时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文化发展和文化政策问题，陆续出台了一些很好的思想。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119。1956年3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长在访华期间，谈到学习苏联经验的教训时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毛泽东主席得知后批示：“此件值得注意，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社科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120。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195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把这一方针正式公布于世。陆文说：“我们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报告”说：“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该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是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争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121。与此同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