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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几个问题（10）
社会主义做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探索中遇到了大的曲折，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破坏，生产发展受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慢，甚至并未得到改善；二是政治生活中并未很好的日益扩大民主，由于多种原因反而使民主生活受到很大的破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使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有了可乘之隙，才使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增加了吸引力。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对策，是通过不断改善本身的经济体制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以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两条搞好了，既使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暂时赶不上某些发达国家，只要人民看到光明的前景，有了盼头，同样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五十年代海外大批华侨舍弃自身的利益，冲破重重阻力，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国内万众一心，朝气勃勃，到处一派欣欣向荣景象。这些历史的画面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离开这两条根本，光搞战术性防范措施，只会越搞越被动。柏林墙的建立与拆除的历史，给予人们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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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1）
“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
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人类是永无宁日。不那样，
我们拟定的这套制度就永远不会实现，永远不可能实现”。
——柏拉图：《国家》
“神学高于哲学，哲学是神学的奴仆”。
“我们要证明信仰的真理，只能用权威的力量来讲给愿意接受权
威的人”。
——托马斯：《神学大全》
“掌握真理有四大阻碍：权威、习惯、成见、虚夸”。
——罗吉尔、培根：《大著作》
“要求把自己变成崇拜对象的这种虚荣，正是理智本身的一种
病症”。
——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
“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惧；人之所以恐惧，只是由于无知”。
——霍尔巴赫：《神圣的瘟疫》
“哲学史上的纷歧意见，其实都是精神进展中的合理环节”。
“哲学系统的纷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
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
的，并且是本质的”。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1、“真理标准”讨论引发的另一种思考
1978年5月，报刊上登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政坛上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真理标准本来属于哲学常识性的问题，一些当年的参与者也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在写作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理论上并没有新颖之处”198。然而当时的政界领导人却为此大动干戈，给文章扣了许多吓人的大帽子：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⑵“作者的意思是要砍旗”，“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⑶文章“思想上是反动的”；⑷文章是“分裂党”，破坏国家的安定团结，“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199。这样，使一篇哲学常识性的文章，引起了一场大的###。其意义，正如《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所指出的：“这场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始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200。
20几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特别是把它和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多次“理论斗争”联系起来，引发了我的另一种思考。本来是一般的理论宣传文章或理论研究、探讨的文章，为什么在某些政治家眼里，往往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视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晴雨表”呢？这说明在我们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曾被高度政治化到何等程度。
在“苏联文化模式”下，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以及前东欧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政治化，几乎成为共同的重要特征。斯大林主张理论上的争论要同党内的###联系起来，他说：“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201。并且逐渐形成社会科学领域必须遵循的一些“法规”，如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党的文件出发，遵循“原始文据档案不能做为研究和了解历史真实情况之凭据的原则”；党的领袖是最有权威的理论家，领袖言论是终极真理，任何有违于这些言论的观点，均被视为最大的政治问题；并且实行“以言定罪”；规定学术禁区，禁止学者涉足；哲学、历史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在这一口号下，某些哲学原理和历史事实可以随意篡改。回顾这段历史，前苏联社会科学家阿法纳西莫夫深有感触地说，当时的许多人“有一种观点不容质疑地断定，我们的社会科学不可能有什么地方落后于非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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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2）
然而，近些年来研究苏联剧变历史的专家们，以大量的史实说明，苏联文化模式下的社会科学不仅落后了，而且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僵化凝固的理论教条，特别是斯大林确定的那种社会主
义观念，长期束缚，阻碍着苏联的改革。……”；
“第二，苏联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变形，失去了认
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人文科学丧失
了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造成注释风气盛行，创新思维能力衰遏，变
成了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工具。……”；
“第三，苏联历史上残酷的思想斗争不仅束缚、压制着人们的科
学创新，而且镇压、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使科学不仅不能为
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反而使苏联经济停滞，导致在同西方国
家竞赛中最终败北”；
“第四，苏联的思想文化模式铸造了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极端主
义，……”203
在我们国家，几十年来非常注意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多次大张旗鼓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形而上学，批判教条主义。然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阴魂”却始终不散，甚至几度泛滥成灾，这是为什么呢？如理性上宣传“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实际上却大搞“领袖决定一切”的个人崇拜；理论上批判形而上学，而“顶峰论”、“绝对权威”言论却可以在全党风行一时；理性上宣传唯物史观，现实中却大批“唯生产力论”，大肆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思想第一”，“精神原子弹决定一切”；以致在中央委员会上有许多中央委员“受骗上当”，这些难道仅仅归罪于林彪和“四人帮”就行了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是又立刻抬出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以致有些同志慨叹：“想不到我们党竟沦落到这个地步，连某些迷信团体也做不出来的事情，我们却公开做出来了！”204。在“真理标准”讨论中，胡耀邦也深有感触地说：“一见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大吃一惊，一听到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又再吃一惊，对这些基本道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不知道”，他认为在中国，还需要“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205。
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步入误区，重要原因之一，是把社会科学严重的政治化了。其表现：
首先，对社会科学本身的理解就出了问题，“社会科学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206，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关于“人”的科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在于通过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与艺术等多方面，启发人的智慧，培养人的能力，陶冶人的品格情操，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然而，一个很长时期内，我们把社会科学完全归于某种阶级的意识形态，视为某个政党的政治思想，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如20世纪50年代翻译并出版的一本在我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简单哲学词典》（苏联罗森塔尔、尤金编），对社会科学思想体系作了如下解释：“某一阶级或某一政党所持的一定观点、思想、概念、观念的体系。政治观点、哲学、艺术、宗教，——所有这些都是思想体系的形成。……在阶级社会中，思想体系是有阶级性的，它反映并维护某一个斗争着的阶级的利益”。《词典》把社会科学分为两种，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的改造的思想武器”，“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反动的力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只有在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阶级思想体系的残酷斗争中它才会消失”207。
在社会科学领域，只讲“阶级性”，否认“人性”的存在，多次大批“人性论”，时至近日，“人性”、“人道主义”仍然是需要小心翼翼对待的“雷区”。要科学的了解“人性”和“阶级性”的关系，首先要了解“人”是什么。马克思讲，“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08，在阶级社会，人的社会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阶级关系。然而社会关系中也还有家庭、亲友、恋人、师生、同乡、民族、人种等亲情、乡情、故旧之情、恋人之情、民族认同感等，很难用“阶级关系”含括的东西。恩格斯从另一个角度讲过人性问题，他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程度的差异”209。这说明，人除去阶级属性，还有自身属性的一方面，如人人都需要吃喝拉撒睡，人人都有性的要求，人人都逃不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等等。人的这些自然属性，对人的健康发展、人的素质高低、人的作用的发挥，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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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曲折与社会科学的误区（3）
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人”的科学，只承认人的“阶级性”，否认人的非阶级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存在，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损害。如在哲学领域，片面强调“斗争性”，否认“同一性”，结果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为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斗争哲学”；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忽视人的地位，否认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搞“为生产而生产”；在历史学领域，历史的主体——“人”，一部分被“神化”，一部分被“鬼化”，如此“研究”，往往违背了起码的历史真实性；在文学艺术领域，大批人性论，把本来有血有肉、有丰富情感的人，变成纯理性的“高、大、全”，从而把艺术变成理念的传声筒。此外，还有社会学、心理学等科学，统统被视为资产阶级学说，从社会科学中清除出去。回首这些令人痛心的情况，使我想起马克思引用大诗人海涅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10。这话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啊。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存在着过于政治化的偏颇。如割裂信仰与科学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供人顶礼膜拜的宗教教义和必须绝对服从的法律条文；否认科学的交融性，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只能批判别的学说，否认与任何学说存在交融关系的自我封闭式的绝对真理体系；坚持“唯我独优”的思维定式，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科学的关系，看作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面前，只有俯首听命的义务，而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等等。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使马克思主义日益变为枯萎僵化的教条，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之路越走越窄。
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