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趺聪耄恢醒朐趺此担揖驮趺醋觥薄Ｓ械囊惶胁煌饧蜕细傥胫醒氩槐３忠恢隆＞烤褂Ω迷跹斫庥胫醒氡３忠恢履兀课胰衔紊媳３忠恢拢褪羌峋鲇祷ず凸岢沟车幕韭废摺⒎秸胝吆椭卮缶霾撸凰枷肷媳３忠恢拢褪羌岢质凳虑笫恰⒂胧本憬⒂掠诖葱碌乃枷肼废摺Ｖ劣谠谌舾删咛逦侍馍希斓加氡涣斓迹醒胗胍话愕吃保刹坑肴褐冢捎谒Φ牡匚弧⑺枷胨健⒘私馇榭龅确矫娴牟畋穑鱿终庋茄煌娜鲜妒钦５模恢档么缶」郑荒芩姹憧凵稀安灰恢隆钡拿弊印�
从认识论上说，全党的认识状况总是处于又一致又不一致，由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中。问题在于，大的政治行动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决议，全党统一行动；努力使认识上的不一致，通过学习、讨论，逐渐达到或接近一致。有些认识上的不一致，应当允许其在行动上不违反决议的条件下，保留意见，通过实践去解决。我想，只有这样认识“与中央保持一致”，才能有助于创造一种更加民主的空气，调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全党的凝聚力进一步提高，全党的工作日臻完善。
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什么？（1）
“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
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
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
“不应该认为，所有民主派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者。
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
壤。”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9世纪中期，一些早期接触西方文化，睁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感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整个社会死气沉沉，渴望能有所作为。他们呼唤风雷，期待改革，向往着神州大地出现一派生机。晚清著名思想家、诗人龚自珍于1839年写下的一首诗，充分表达了这一情绪：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从19世纪40—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他们孜孜以求的向西方寻找真理，为国富民强、振兴中华奔走呼号；他们大胆著书立说，传播真理和科学知识以唤起民众；他们为剔除腐败，推动社会改革，流血牺牲，在所不惜。这批知识分子和先前的士大夫相比，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一是学习和研究学问的目的变了，不再象《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那样，为考取功名，终身围绕着科举场转，而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民生。这就使知识分子相当程度的摆脱了“无病呻吟”的低迷状态，增添了新的活力。二是知识结构起了变化，不再是只通晓“四书五经”、“子曰诗云”，开始接触西方的人文科学和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从而眼界大为扩展，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三是职业结构变化了，不再只有“读书为官”一条路，而是随着教育、出版、新闻、科学技术、法律、实业等各种职业的兴起，容纳了更多的知识精英。这就相对减少了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依附性，增强了独立性和对社会的批判性。他们之中涌现出一大批叱咤风云、彪炳史册的人物，如林则徐、魏源、洪秀全、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郑观应、李善兰、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以及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长期以来，我们在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些观点值得重新研究，如把这批知识分子，阶级定位为“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历史定位为追求西方文明的失败者，社会定位为“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多余的人”。特别是对他们留下的十分丰富而可贵的思想遗产，认真的研究和学习不够。我认为，要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先需要明确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即这一时期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史学界一直把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做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并以此做为衡量一切人物、事件和思想主张的坐标。这一说法，近些年受到质疑。如有些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否认发展生产力、搞资本主义近代化是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之一，只把历史看成阶级斗争的历史，只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来研究历史，把一切反帝反封建斗争都加以充分肯定甚至有意地拔高，而对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搞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某些人和事，则有意贬低甚至否定” 。他们提出两种新的看法，一为“生产力主题”说，即：“只有努力发展生产力，使我们富强起来，才能解决近代中国的各种主要矛盾” 。一为“现代化主题”说，即：“近世中国，技术发展的趋向是从手工技术向机器技术变革；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从农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型；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从专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概括起来就是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上述进程并没有在1949年中止，至今仍在继续之中” 。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什么？（2）
与“阶级斗争主题”说相比，“生产力主题”说和“现代化主题”说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视野更加开阔了，认识也进一步深化，然而，后两种说法虽然抓住了“现代化”这个主题，却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所要面对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缺乏足够的注意，特别是说：“富强起来，才能解决近代中国的各种主要矛盾”，有明显的片面性，它把历史的因果关系颠倒了，“富强”是有条件的，不解决各种阻碍富强的矛盾，如不唤起民众的觉醒，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桎梏，“富强”只能是梦想。举个小例子，1905年，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铁轨铺到清河镇的广宅坟院，受到皇亲国戚的阻拦，说修路破坏了风水，必须改道，就这样顶在那里，使京张铁路的修建拖了很长时间不能进展。
我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应该是“现代化”。这是从早年的启蒙思想家到现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不过认识的深浅有所区别。具体的说，“现代化”的内容，应该包含“工业化——民主化——中国化”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的递进过程。“工业化”是最早提出的振奋人心的目标；“民主化”，包括思想启蒙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对“工业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化”，则是对现代化认识的更高境界，即：现代化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对于中国近代史前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具体主题和发展脉络，著名学者梁启超在20年代发表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做过如下描述：
“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
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
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外国
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
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
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
人，真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
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
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
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指辛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
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返思，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
拿旧心理运用旧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对于梁启超这段话，有的学者把它概括为“现代化”内容的三个阶梯：“第一步，科技进步；第二步，科技进步＋政治改革；第三步，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 。它大体上表明了中国近代历史前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也表明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早期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认识过程，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较为客观的坐标。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1）
中国要富强，必须“改科举，兴西学”。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内部危机日益尖锐，外部又遭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加紧入侵，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中。一部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较为开明的官僚，要求革除弊政，抵御外来侵略，实行一定的改革措施。
他们把矛头首先指向禁锢思想、遏制人才的科举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
科举制度本来对培养人才、选拔官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明、清两代，把八股文与科举制结合起来，从而走进了死胡同。考试内容限制极严，只许围绕经书，“代圣贤立言”，甚至必须模仿孔、孟、程、朱等先贤的口气，不许有任何个人的思想发挥，写作形式规定极死，必须按八股文的“启、承、转、合”等框框行文，不得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知识结构，乃至人生价值取向，都被禁锢在科举与八股范围内，扼杀了思想的生机和人才的成长。据书载，清道光年间，广东三水县有个叫陆云的书生，从儿时考科举，直到103岁才以举人身份入京应试，人的一生精力和追求，包括喜怒哀乐，都消耗在科举考场上。
针对科举弊病，早在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就曾指出，科举制度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日知录》卷十六“拟题”）。晚清思想家冯桂芬也表示：科举制“禁锢人生之心思才力”，“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另一位思想家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改科举”、“采西学”。维新派主要思想领袖康有为，甚至激昂慷慨地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推求本质，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维新派另一位著名人物梁启超则具体指出科举制度的危害：“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通古今，不知五洲”。
再从学术风气方面看，清朝乾隆、嘉庆时代（1736—1820）考据之学风行于世，并形成盛极一时的考据学派。许多文人在清朝政府屡兴文字狱的高压和利诱下，不问世事，纷纷到古书中寻章摘句，从事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终日在书本之内下功夫，使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眼光窄隘，思想闭塞，排挤了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 。在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危难中，一些富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对舍本求末、烦琐、空疏的考据学风，越来越不满，并给予愤怒的抨击，代之兴起了经世致用之学。著名知识分子龚自珍、魏源就是倡导者和代表人物。经世致用的主张者们认为，考据学“考证于不必考证之地”，使得“学术衰而人才坏”，“术愈精而人愈无用” 。主张“经世致用”，即学术要和经邦治国、治理世事联系起来，“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体” 。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经世致用做了更加通俗的解释：“抛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引导人们正视现实，揭露时弊，并建议朝廷“广贤路”、“整戎政”，强化清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对科举制度、考据学风弊病的揭露与批判，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为改革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学校，做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到19世纪60年代，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发起“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于1862年6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李鸿章也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当务之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