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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也决不是这‘人’，却是这人的‘某话’、 ‘某行为’。换一句话，
即是佩服的是真理，不是其人”；
“凡是佩服，一定是先了解其人的话；就是听了这句话后，先经
过自己理性的审考，……否则，这是盲从”，“崇拜的心理，易使行为
入于盲从”；
“要晓得大家都是朝无尽长的阶段爬；我们千万不可自傲，不可
看人不起，却也不可崇拜什么人”，“我们若将崇拜心掯牢，便见不到
这境界，不但害了自己，也累了那爬到第十级的苦人儿，生生地做成
了个偶像”。
后来，沈雁冰又专门写了《谈独立思考》一文，对反对个人崇拜做了重要补充：
“教条主义是独立思考的敌人，它的另一敌人便是个人崇拜。如
果广博的知识是孕育独立思考的，那么，哺育独立思考的便应是民主
的精神”，“井底之蛙恐怕很难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声虫大概从没有
感到有独立思考之必要。而且驰百里的驿马虽然见多识广，也未必善
于独立思考”。
“前人的经验和独立思考的成果，应当是后人所借以进行独立思
考的资本，而不是窒息独立思考的偶像”。
该文还告诫人们：“常常思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的人，他们面
前的可能的危险是：让‘独自’思考顶替了独立思考”。
上述文章的观点表明，所谓“自主意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固然有个人摆脱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和“一日无君，六神无主”的奴才心理的方面，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重要的是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自主意识的核心是民主意识。所谓“朝前意识”，就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如此落后和民众精神如此愚昧的情况下，能够以比较科学的观点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朝前意识就是科学意识。康有为谈及富国之道时曾明确的表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原因在于“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而我中国文物之邦，读书识字仅百分之二十”，“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民少则国弱” 。康有为一个世纪前讲的话，中国的许多人几经折腾，饱尝教训，才在近20—30年真正有所领悟。直到近几年仍然把“知识差距导致国力差距”当成最新的理论加以宣传 。
4、中国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社会总的状况，决定初生的近代知识分子处于软弱无力的社会地位。
长期以来有一种影响颇深的看法：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近代知识分子具有软弱性。这一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认识上有很大的片面性。理论上也有简单化、贴标签的毛病。知识分子在一定时期，曾扮演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的呼唤者和政治理论代表的角色，并非资产阶级的附庸和奴仆。马克思曾讲过：“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 ，“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 。恩格斯也讲：“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表现，也证明了这些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在顽固派的屠刀下血洒京城，英勇就义。谭嗣同就义前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有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来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运动，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方声洞（时年26岁，留日学生）给父亲的遗书中掷地有声的说：“男儿在世能建功立业以强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烈士冯超麟（时年22岁，南洋水师学校学生）参加起义前，闻父病危乃曰：“国事公也，家事私也，……吾宁受负父之大罪，不能失此千载一时之机，而终为亡国奴也”。烈士林觉民（时年25岁，留日学生）在给妻子的遗书中深情地说到：“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做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其业绩与精神，将永垂青史。
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4）
我认为，这些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主流。那种把“资产阶级软弱性”说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本性，而大加鞭搭的做法，明显的带有偏激情绪。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本身与他们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相比，确实处于“软弱无力”地位，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以自己的知识立足于社会，既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不掌握政权，更没有军队。它推动社会改革和现代化的主要手段是知识，靠“一支笔”（著书立说、写文章）“一张嘴”（教学讲课，演讲）造舆论、发议论、宣传其主张。而它所面临的社会，是极其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既无议会可利用，又无言论、出版等自由，一切靠“枪杆子”说话。此时的知识分子人单力薄，“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很难施展才华，实现抱负。
中国近代工商业和资产阶级的发展状况，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治活动有没有影响呢？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近代工商业发展很晚，始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很迟，直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处于形成过程中。这就使得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有强国富民、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却很少能从中国的社会现实中获得思考和研究的丰富材料，从而形成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坚实的思想理论。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往往只是借鉴了西方经济理论观点，而缺少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思考。据19世纪长期在中国办报的李提摩太讲，他在报上所发表的文章有一半以上都为当时中国国内各报纸所转载过。他的著作《时事新论》和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几乎是当时谈洋务、讲维新的人所家喻户晓的。“这些外国侵略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知识是十分浅薄的，……由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多半没有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学术训练，不容易直接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吸取所需要的理论观点。相比之下，倒是这些外国侵略分子所介绍的零散的、浅薄的知识，还较容易为他们所理论和吸收” 。思想浅薄，缺少现实的深厚根基，缺乏理论的力度，是构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软弱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新兴资产阶级对近代知识分子提倡改革、推动现代化的政治态度，各不相同。中国较早的和较大的企业，除外资创办者外，许多都是由大官僚们首先着手经办的，他们经济实力强，政治势力大，如对10个纺纱厂的创办人的调查，能查出身份的有9人，7人是现任官僚和退职官僚，包括当朝宰相、头号大官僚李鸿章，这些人虽然也赞成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但积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反对搞君主立宪，不赞成政治体制的改革。另一部分民办企业家发展较晚，再加上受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控制，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都远不如官僚资本。以近代著名的资本家张謇为例，他自己没多少资本，所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主要得到了两江官方（主要是刘坤一）的支持。又由于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联系，其企业才得以较为迅速的发展。这就决定张謇虽有改革要求，却对封建势力表现出更大的妥协性和保守性。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变法维新运动时，张謇虽然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却不肯积极参加变法活动，并且一再劝康、梁“勿轻举” 。至于民办企业家的中下层，处境更为艰难，其态度显得十分无奈。《徐愚斋自述年谱》的作者徐润评说道：“＇官方经理＇有强权而无公理，何以服人……余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势，无可如何，只可随众而已” 。因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推动政治改革、呼唤现代化的活动，很难得到正在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有力支持。
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于贫穷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也表现出反抗和斗争精神，如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但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盲动性、保守性。太平天国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种，有饭同食，有衣同衣，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纲领和义和团盲目排外的“保清灭洋”口号，更能激起广大农民的情绪，他们对知识分子宣传的政治改革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则一时还感到距离太远，十分陌生。再加上知识分子个体脑力劳动所固有的传统弱点，自命清高，轻视实践，轻视群众，更加深了与农民群众的隔阂。使得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很难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同和支持。著名作家鲁迅在其小说《药》中，曾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一个知识分子为革命英勇奋斗，最后被统治者杀害。面对革命者的壮烈牺牲，许多群众持冷眼旁观的麻木态度，有的还议论：“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吗？”“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一个农民为封建迷信思想所驱使，竞用热馒头去蘸烈士的鲜血，做为儿子治疗肺痨病的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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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方的亚当夏娃重写出生证（5）
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各阶级、阶层状况，以及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传统弱点，使得他们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和实现现代化，初登政治舞台，就涂上一层浓浓的悲剧色彩。著名的知识分子谭嗣同，为变法维新而血洒京城时，慨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悼念牺牲的战友刘道一赋诗云：“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1）
初登历史舞台的近代知识分子们，成立“强学会”、“保国会”等各种组织，在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而又面临重重危机的中国，第一次高扬自由、平等、民权、立宪的旗帜，大力宣传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发动了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他们之中产生了一批叱咤风云、永垂青史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等。然而历史给予他们的机遇并不算长，其中一部分人很快角色转换，由改革维新的领袖、旗手、先锋，转换为守旧、保皇、成为历史继续前进的落伍者。如何认识这一现象，不仅关系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代人的评价，而且成为如何认识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值得进一步研究。
1、由维新派旗手到保皇党领袖的康有为。
康有为，广东省南海县人，1858年生于一个富有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接受过正宗的儒家教育。22岁那年到过香港，此行使他“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制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此后，学习了不少西方政治理论书籍和自然科学技术知识，思想逐渐有了变化。1884年开始编写《人类公理》一书，后改名为《大同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影响久远的名著。《大同书》为世人勾画了一幅“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力高度发展，一切生产劳动皆用机器，“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劳”，工人地位最高，“工最贵，人之为工者亦最多”，既是工人，又是“学人”。
康有为一方面靠著书、写文章、办学讲学，宣传他的思想主张，一方面利用进京赶考等机会，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改革。其中一次，由他起草，发动并组织有一千多应考举子联名上书皇帝，即有名的“公车上书”。后来，曾参与联名上书的举子们惟恐惹乱子而妨碍自己的功名，纷纷散去时，康有为又不顾风险，以个人名义上书皇帝。上书到达光绪皇帝手中，得到认可。1898年6月的一天，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