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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1898年6月的一天，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委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遂后颁布法令，实行变法维新。变法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反对，再加上维新派本身指导思想和策略上的失误，推行百日，即宣告失败。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梁启超被迫出走日本，许多人被捕或被罢官，其中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血洒京城，为实行变法付出宝贵的生命。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不少维新派拥护者，看到依靠皇帝搞君主立宪的一套行不通，遂转向革命，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等革命派曾邀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 。康不仅自己不参加，还阻挠弟子们参加，后来又组织“保皇会”，在华侨中开展活动，与革命派兴中会对抗，极力反对革命。他撰写《答南北美州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物质救国论》等文章，散布革命必使天下大乱，“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鼓吹“坚守保皇会义，圣主必复，中国必全，幸福必至”。他在“物质救国论”中专门写了《论中国近数十年变法皆误行》一节，宣布变法活动是错误的，完全变为政治上保皇复辟，文化上尊孔复古的封建主义的卫道士。1927年康有为逝世前，曾接前清末代皇帝溥仪为康七十寿辰的贺礼，立即诚惶诚恐地写《谢恩折》：“赍到皇上御笔：‘岳峙渊清’四字匾额一幅，玉如意一柄，赐匾为寿。臣喜舞汴蹈，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祗领讫”。此时，清朝已被推翻十几年，康有为仍然口口声声称溥仪为“皇上”，称自己为“老臣”，“微臣”，行文中写到“皇上”一律比正文高出二字，提到自己时，字都写得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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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2）
有个叫王眉五的人，1911年在日本见到康有为，曾问他：“何以人人皆谈革命，推翻满清，创立共和，而南海先生（即康有为）却仍主保皇，拥戴君主立宪？”康有为回答：“我国民智未开，骤行共和，必致内争。墨西哥之九十年内乱，法兰西八十三年内争，是皆前车之鉴”。康有为还针对有人说他保皇是为了个人名利，想当官的说法，在给冯国璋的电报稿中表示：“仆戊戌以来，主持虚君共和，先后言之，未有改也。先坟掘，亡弟戮，家产没，二十年来，蒙难负罪，未尝屈改，而冀得一官职、争一权利。上质天日，下告国民，仆之心在救中国，拯生死耳” 。
2、 “长慧烛天”、“琼花照世”的改革家梁启超。
1943年一月，著名学者梁漱溟曾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的一生做了如下介绍与评价：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
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
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
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
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
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间并不甚长，
象是他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民国六年两度），早已不是他的时
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
九年后……放弃政治，组织‘新学会’”。
“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任公又不如其他的人。所
以有人评论他几句话：其出现如长慧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
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任公的特异处，在
感应敏应，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
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数，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
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
生逐多失败”。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
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
转变” 。
梁漱溟的这几段文字，扼要而全面地介绍了梁启超的一生，评价也是中肯而富有启示性的。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早年受过传统的封建儒家教育，1890年进入广州万木草堂学习，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和学术影响，成为康的得意门生之一。1895年，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发动会试举子提出有名的《公车上书》，开始了变法维新的政治活动。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撰写出大量宣传变法维新的政论文章，1897年在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创办《湘学新报》和《湘报》，提倡新学，鼓吹变法。梁启超大声疾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他反对顽固派敌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以农立国”的口号，不同意某些维新派人士“以商立国”的口号，明确提出“以工立国”的主张，也就是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民主革命浪潮兴起的冲击下，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批评清政府，宣传民族革命，并与孙中山的革命派研究合派组党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还联合唐才常、韩文举等13人致信康有为，沥陈革命理由：“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履行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并表示：“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光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在日本期间，梁启超写了不少介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的文章，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诺莎、培根、笛卡尔、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梁启超的转变遭到康有为等人的严厉谴责，在康的影响下，态度再度转变，远离孙中山的革命派，逐渐走向革命的对立面。1899年与康有为等人一起组织保皇会，打出立宪保皇的旗号。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作为喉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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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3）
1912年，袁世凯筹划复辟称帝，邀梁启超赴京。梁不顾别人的劝阻，执意进北京出任司法总长。随着事态的发展，梁启超感到袁世凯“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了下来” ，并和他的学生蔡锷一起策划反袁斗争。“维新—拥护共和—保皇—拥袁—反袁”的曲折经历和政治上的屡屡失意，使梁启超对政治感到厌倦，并且萌生了一层浓厚的悲观情绪。他50岁生日那一天，颇为感慨地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改造中国，中间奋斗了几十年，成了今天的我，但中国还是这么乱，这么落后，既不富，也不强。为了改造中国这个理想，我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是人所共知的，难道说我不努力吗！可是，到了今天，50岁的今天，我已认识到这个改造中国的大任，已不可能在我有生之年及身完成了，这就是我的天命观” 。他不再搞政治活动而走向学术王国，以求安身立命之所。
3、从弘扬新学到依皈旧学的思想家严复。
毛泽东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县（今福州）人，他的父亲是个普通的中医，丧父后家境贫苦。14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1877—1879年被派赴英国学习，他很注意研究西方学术著作并考察英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情况。回国以后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司（教务长）和总办（校长）达20年之久。其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翻译和宣传西方学术文化，被称为“中国近代头一个大规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人”。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唤起和振奋了一代中国人，成为维新派以及革命派知识分子发愤图强，从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基本思想武器。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复受到民族危亡的刺激，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激烈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他指出：君主和官吏都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 。他大力宣传“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 ，“民主自由，天之所畀也”的民主自由思想，提出“主权在民”的主张。严复还对中国的旧学给予否定，指出旧学分三个部分，即“宋学义理”（唯心主义理学）、“汉学考据”（烦琐的章句笺注）、“辞章”（拘泥形式的文字游戏）都是些“无实”、“无用”的东西。他为科举制度列了三大罪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提倡建立新式学校，讲授西学（新学），培养人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严复的经济思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指出：“严复对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对生产、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都曾做过一些理论上的分析，提出了某些合乎科学的论断；对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关系，他也有过个别的较为正确的见解，在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中，他还是最先对西方国家的垄断压迫、财富集中现象提出若干批评和非议的人” 。如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就必须给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即：“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 ；他指出，“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即只重视农业，反对发展工商业），导致“闭关锁国之说”；他一方面接受古代经济思想中“崇俭”的提法，认为俭是美德，另一方面又主张，“俭”并不是目的，应把节省下来的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即：“所贵乎俭者，俭将以有所养，俭将以有所生也。使不养不生，……乌能有富国足民之效乎？” 。
严复思想激进，但政治态度比较软弱，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由于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偏执，再加上反动势力的威胁，逐渐丧失了锐气，转入消极，他片面强调教育和知识可以促使社会进化，主张渐变，反对突变，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如说：“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 ，因此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持反对态度。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阴谋活动，1915年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做准备，严复成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这一时期，严复在学术思想上，也变为复古主义者。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提出把文科变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并且对学习和吸收新学（西学）给予否定，如说：“向所谓合一炉而治之，徒虚言也；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 。严复到晚年，曾慨叹：“鄙人年将七十（1917年时65岁），暮年观道，十###殆与南海（即康有为）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百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 ，竟然主张用孔孟之道做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 。
从康有为看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4）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严复的依皈旧学倾向完全视为倒退，其中，也包含他对几十年来改良与革命现实的反思，认识上的某些深化，以及思想上的矛盾困惑，等等。如严复早年引进西方新文化，以为很快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沧桑，终于发现旧文化有几千年之根基，很难撼动，陷入悲观情绪。他说：“其结果也，数十万年之牵变，必不败数千载之遗传。……吾国虽有百华盛顿，千拿破仑，万亿卢梭以为之革命巨子，犹将无益于存亡之数。呜呼，蔑古之徒，可以反矣” 。严复早年曾尖锐批判传统的以农为本的思想，宣传工业救国。经过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