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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一代京剧大师:我的祖父马连良(选载)-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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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人全部逮捕,全城抓“麻子”。戏班的人大多居住在宣武门外棉花地一带,每天下午进宣武门到长安、哈尔飞等戏院,准备晚上开戏。戏班里的人有麻子的还挺多,这天在宣武门城门口全让鬼子抓起来了,包括马连良的鼓师乔玉泉在内。乔三爷赶快求人给马宅送信,马连良一听就急了,他视乔三爷如左膀右臂一般,马上拿钱去日本宪兵队“保”人。进了监房一看,包括乔玉泉、李盛荫(名老生李盛藻的哥哥)等在内的一帮梨园兄弟都在那儿“囚”着呢,大伙一看马连良到了,知道乔三爷有救了,有人就说:“马先生,您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非急死不可。”还有人说:“三爷,求您也把我们‘保’了吧!那边还等着我们开戏呢!救场如救火呀!”见此情景,马连良没说二话,能“保”多少就“保”多少,梨园界的“麻子嫌疑犯”们终于走出了宪兵队的大门。
  

第四章 惨淡经营(9)
自从1937年张君秋加入扶风社后,虚心向前辈学习,像《审头》的眼神、做派等马连良亲自给说;《刺汤》里的身段、表情由马富禄严加指教。由于张本身基础好,起点高,很快步入了名角的行列。艺术上突飞猛进,有了不少拥戴他的观众,期盼他多露几出正工青衣戏。马连良用张君秋在戏中多为配角,张没机会露演太多的正工戏,马又不唱《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等戏,没有张发挥的机会。马一向以“全部”的本戏做号召,戏大时间长,前面的时间就短。如张君秋在前面唱一出《女起解》、《祭塔》等戏,七点半开演后还没上一半的座,唱戏的人也不舒服。张君秋向其师爷王瑶卿学了《头二本虹霓关》,一直想露但没机会。一次马连良贴双出《战樊城》、《洪羊洞》,捧张的戏迷们希望他在中间演出《头二本虹霓关》。当天新新大戏院卖了个满堂,许多“张迷”们涌在前三排等着看张的这出新戏。“头本”演到一半,张君秋的大哥张君杰从后台跑过来对“张迷”们说:“李华亭说了,头二本加起来太大了,不唱二本了,怎么办?”“张迷”们也急了,如此我们等马老板上《洪羊洞》时,就起堂了。李华亭怕出事,终于应允接演“二本”。马、张二人由于艺术发展方向不同,只得分别谋求自己的出路。1942年初,张君秋自组“谦和社”,马连良的扶风社只好再约请李玉茹等做二牌旦角,继续营业。行内人士都说,也就是马老板才撑得住这个班社。若换了别的老生,走了这么一个大青衣,非散班不可。这句话既说明马连良有相当的实力,也表示张君秋的影响力不可等闲视之。
  成了大角儿,自然免不了被人欺负、敲诈。这时的日伪当局也越来越疯狂,搜查、逮捕成了家常便饭。在一次全城查抄电台的搜捕中,马、张两家都祸不单行。马家本来有一台大型的电子管收音机,顶上有一部电唱机,体积像一口普通的箱子,是当时少有的家用电器。听到“全城查抄电台”的消息后,不知是什么高人指点,说此物像电台,赶紧埋了吧,省得麻烦。不久就走漏了“秘密”,突然来了一队日本鬼子,说马家有电台,有“通敌”嫌疑,把收音机连同马连良次子崇义一起抓到宪兵队。经查证确实不是电台,加上又“孝敬”了老头票,才把人放了。
  临近岁末,广播电台主办了一场大合作戏,是谭富英、金少山、张君秋合演的《二进宫》。三位铁嗓钢喉连袂,早早卖了个满堂,观众翘首以待。前一天晚上,张君秋到朋友顾子言家中吃饭,顾是银行家,家中有一部电台做商业用途。日本鬼子在搜寻到电台信号之后,把顾家围了个水泄不通,把顾子言、张君秋及其他人等全部抓到了宪兵队,张君秋也落了个“通敌”的罪名。
  第二天上午,张母张秀琴知道以后,急得心慌意乱,六神无主,找谁都帮不上忙。有人建议去找马老板,马的面子可能管用。以前马与君秋合作多年,加上君秋又是马的义子这层关系,马不会不管。张君秋的母亲是梨园行出身,她知道行内的竞争是多么的严酷,戏班人常说:“在班如手足,出班出五服”。张君秋离开扶风社,多少给马家造成一些经济损失,马先生肯定不会高兴,于是她抱着试试的心态来到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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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惨淡经营(10)
马家这边刚把儿子崇义接回来没多久,心还没定下来,又出了张君秋被囚日本宪兵队这桩“公案”。马连良一听就急得直跳脚,头上顿时冒了汗,脱口就问:“是哪个宪兵队?是不是铁狮子胡同那个?”因为他知道“铁狮子胡同”是魔窟,据说进去的人就没有生还的,赶快托人打听消息。回信说,不是“铁狮子胡同”,但这次与崇义的案子不同,真抄着电台了。人要一个一个地过堂,慢慢审。马连良心想,若真被宪兵队过了堂,君秋非“散了架”不可。为了君秋和晚上的戏,马连良只好硬着头皮去求“金司令”。“金司令”就是臭名昭著的金璧辉,也叫川岛芳子,时任日伪安国军司令。为了复辟满清王朝,她心甘情愿地投靠日寇,在北京城里无恶不作。一次金过生日,把所有在京的名伶都找去为她唱堂会,马连良因晚上有戏必须早走,金认为马不给她面子,于是连威胁带敲诈地说:“今儿个你不是挣钱要紧吗,明儿你来给我唱个通宵!”像马连良、李万春等名伶,早已被她敲诈过多少次,大家都像逃避瘟疫一样躲着她。夫人陈慧琏知道丈夫不愿与金往来,可为了营救张君秋和保障晚上这台大戏好顺利演出,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往。于是她对丈夫说:“你若一个人去,弄不好把你也搭进去,还是咱们一块儿去吧。”然后夫妻一道前往金府。陈慧琏不愧为大智大勇之人,她想起金曾对自己手上的那颗钻戒流露过垂涎目光,这回算是派上用场了,连忙把它包在礼盒里送到了“金司令”的手上。金厚颜无耻地收了,说了句:“看你的面子,不会让他受苦,晚上的戏可以先唱,唱完了还得回来再接着审。马老板,你这件团龙马褂的料子不错,哪儿弄的?”马连良知道她还要再敲一笔,连忙说:“我家还有一匹,明天给送过来。”隔了一宿,张君秋终于被“释放”。
  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破财解决的。最令马连良烦心的是一些汉奸官僚仗势欺人,让马连良陪他们唱戏,借马的名望抬高自己的“艺术地位”。徐州警察局有一个高官,是当地的一霸,本人是个青衣票友。扶风社在徐州演出期间,他要求马连良和他一起唱《全部一捧雪》。这是马连良既叫好又叫座的一部重头戏,一人连饰三个角色,观众趋之若鹜。如果其中有这么一个“汉奸丸子”(丸子,京剧内行给票友起的外号),不但会把这锅好汤搅了,马连良还要落下个趋炎附势的坏名声。愤懑之余,还必须想计策与之周旋,否则在徐州就没法唱下去。马连良只好表面上答应,好在整出戏中只有中间“审头”一折与他在台上见面。前面从“过府搜杯”到“莫成替死”,马连良在台上唱、念、做、舞激情饱满,挥洒自如,赢得台下彩声不断。快上“审头”时,马连良在后台突然说自己肚子痛得不行了,后面的戏没法演了,快让李洪福李二爷扮上替我。李洪福不敢上,怕让人轰下来,只好让长子崇仁顶上,好歹把这出“审头”给糊弄过去了。后面“刺汤”结束后,马连良又“好”了,接着唱“雪杯圆”,总算把这出《全部一捧雪》完成了。汉奸后来明白了,也没辙。
  小汉奸好糊弄,大汉奸就难了。当时有一名叫石天觉的汉奸,擅使双枪,百发百中,有百步穿杨之功,绰号“双枪将”。甘心投靠日寇,充当鹰犬,为日本人所器重,委以重任。他为了捧一个与之相好的交际花,让经励科佟瑞三出面,约请京城头牌名角陪这个交际花唱戏。约角儿的方法很简单,在佟瑞三身后跟着俩特务,同意唱戏还则罢了,不同意就往桌子上拍“盒子炮”。马连良本身就烦佟瑞三,佟常常找些二三流的演员陪“窑姐”唱戏,坏了唱戏的名声。马一直提倡戏班的同仁要自尊、自爱、自强,这次若是同意唱戏,不等于自己打自己耳光吗?若是不唱,恐怕以后在家门口就不好唱戏了。思之再三,做了最坏的打算,最后决定,拒绝演出。特务们威胁他说:“金霸王、谭老板他们都应了,您是不是要我们石爷亲自‘请’才行啊?”马连良搪塞道:“个人有个人的难处,我近来嗓子不在家,怕是要‘塌中’,需要休养一段日子。”特务们没办法,只好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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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惨淡经营(11)
为了应付这类演出,马连良是能躲便躲,能扛就扛,可有一桩演出则实在扛不过去了,也给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痛,这就是1942年冬的“东北之行”。
  北京的戏班一般是半年在京演出,半年出外演出。自从1918年马连良第一次离开北京去福州搭班唱戏起,十几年来他去过的“码头”不计其数,就是没有去过东北。东北的戏院方面约过几次,都没有成行,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据去过的同仁反映,东北的戏院老板比较粗野,不规矩,生意不好,包银不兑现;生意好了,强行“挽留”,不留不行。一句话,说话不算数,还犯混。第二,都不愿意过山海关这道“鬼门关”。在那过关后,等于出“国”了,到达了伪满洲国的地面。日本鬼子在勒索的同时,还会把戏班的衣箱、盔头箱、切末、道具等用刺刀捅了又捅,翎子折了再折,折腾得唱戏的如同被扒了一层皮,还不敢申辩。他们用毁坏中国人财物的方法为自己找乐,变态到了极点。曾有位小生演员叫陈少华,他的行头箱子被鬼子注入了镪水,到家后才发现整箱的行头——他毕生的心血,全部化成了灰,为此陈少华吐血而亡。
  1942年年初的一天,豆腐巷马宅来了六个人,带路的是马家的世交,花市古玩李家的李秋农。后面五位衣着比较体面,头戴礼拜帽,有人颌下留有长髯,一看就是阿訇的打扮,门房赶快将他们让进南客厅,并通知马连良。大家寒暄落座之后,才知道这五位是从奉天(沈阳)专程来北京的大阿訇,受奉天回教协会和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校董会之托,想请马连良的扶风社去唱一期义务戏,为首的阿訇叫张子文。
  张阿訇曾是晚清秀才,会阿拉伯、波斯、德、俄等多国语言,有“德国张”的雅号,是宗教界的知名人士。他一向主张回民的孩子不但要会诵经,还要学习中外文。在北京西单清真寺任教长时,与马西园是好朋友,于20年代初到奉天创办“文化清真寺”。为了提高回胞的文化素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张又于1936年开办了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并亲任院长。数年以后,由于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学校必须另觅新址。为了筹措经费,张阿訇以奉天为中心,展开了为“回教学院”的募捐活动。回族同胞纷纷响应,但倾沈城回胞之力也只能凑集5万元,与所需之款相去甚远。于是,张子文等人来到北京,约请热心公益的马连良。
  马连良得知,在当时奉天的南湖风景区附近,有一所日本人办的日本学校——锅山女子学园,专门招收日本学生,中国人不但不能就学,而且根本不能靠近。这时日本人已经在“满洲国”开始实施奴化教育,让所有中国学生都学日语,妄图把它当成“满洲国”的国语。阿訇们担心地说,将来咱们中国人都不会说中国话了!“回教学院”欲用购置这块土地的办法,把日本人赶走,变成中国人办的中国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马听后表示大力支持,并决定参与这一义举。马连良的父亲马西园向来热心教门里的公益事业,虽已去世多年,为教胞公益不遗余力的传统一直保持着,加之五位大阿訇远道前来邀请,盛情难却,马连良对去沈阳演出之事基本应允,具体行程、演出安排等细节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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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惨淡经营(12)
另外,考虑前往沈阳演出的另一原因就是关内经济每况愈下,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生活动荡,民不聊生,戏班的演出收入一直不好。关外以“大剧场、大票价、大包银”为招徕,吸引名伶前去演出。在这一时期,以生行挑班的名伶如言菊朋、谭富英、李盛藻、李万春、李少春、奚啸伯、周信芳、贯大元等都去过了东北,回来后收入颇丰,也使马连良动了心。在扶风社里唱戏的有几十口人,它们分别要供养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要养活上百口人,为了大家的生计起见,也要走一趟。
  马连良决定赴沈阳筹款演出之事,被在北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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