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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出面，代表萍秋索要亲母王慧茹夫人留下的一堂菲律宾木家具。然后又要钻戒，陈慧琏认为太过分。这位老姑奶奶就倚仗自己在族中的辈分高，对陈慧琏横挑鼻子竖挑眼。从当年入马家门没按回教的风俗办事，到今天的保亲不谢媒，都归罪到了陈的身上。实际上是指桑骂槐，矛头指向三侄马连良，而且越说越生气，气极而泣，把一场喜庆的出嫁婚礼变成了闹剧。哈宝山见母亲哭哭闹闹，认为“老家儿”受了委屈，于是不顾脸面大打出手，拿起一个茶壶，直接扔向了客厅的窗户。前来道喜的梨园界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都认为哈宝山太过分。于是由万子和出面喝斥哈宝山，让他顾及马家的体面，别没完没了。谁知此时的哈宝山已进入歇斯底里般的疯狂状态，给万子和来了个“不论秧子”，不管不顾地飞起一脚，把万子和踢了一个大跟斗。这万子和是何许人也？北京梨园界经励科的头儿。当时就挂不住了，立马发出了一道封杀令，“从今儿起，谁也不许用哈宝山！”犹如当头一盆冷水，把哈宝山激醒，一场闹剧才算告一段落。
一向顾及脸面的马连良，怎么也想不到家中会发生这样的闹剧，真想找个地缝扎进去，实在不屑与哈宝山共处一室。事后深思原委，马又一次想起了萧先生“一大三大”的那句话。心想这所房子的风水可能有问题，为何是非不断哪？其实这种令家宅不宁的是是非非与后来发生事情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在一年多以后，由这所房子诱发的另一场更大的“是非”，几乎成了他的灭顶之灾，就更让他想不到了。
长女萍秋出嫁之后，又有许多人给长子崇仁提亲。此时的崇仁已年过二十，是该娶亲的时候了。选来选去，还是世交李秋农介绍的这门亲事马家比较满意。女家是京城著名中医世家，她的两个兄长满伯良、满达元是臌症（肝浮水）专家，又是京城里的老回回，两家人都比较知根知底。于是决定让长子崇仁与满家小姐羡懿互相“相看”一下。在一次扶风社演出《借东风》时，马崇仁扮了一个“阚泽”，在台上让满家小姐看了个够。同时他也从台上向台下观众席里“偷觑”了几眼，知道李四爷（李秋农）身边的小姐就是满羡懿。大家都比较满意后，双方家长才决定在西来顺饭庄见面。
第四章 惨淡经营（16）
两家的家长，介绍人李秋农和两位阿訇互相见面，回民的礼仪叫“拿手”，也就是“订婚”之意。两家人商议后，大家都认为喜宴是不可小办的。一是马家的长子结婚，是马家的一件大事；二是以马、满两家在京城里的名望，必须给亲朋好友们一个交代。可目前的这种世道，谁家有心情大摆筵宴呀？这不是 等着让别人戳脊梁骨吗？先等等吧，什么时候能把小日本赶跑就好了；两家人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办这桩喜事了。
图片说明（按图中顺序）
1． 1937年马连良（左一）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开幕式上剪彩
2． 1937年重新开张的上海黄金大戏院
3． “禁戏”《串龙珠》剧照
4． “禁戏”《串龙珠》上海演出特刊
5． 《春秋笔》中马连良前饰张恩，剧中身份为王彦丞的家奴
6． 《春秋笔》中马连良后饰王彦丞、张君秋（左）饰王夫人
7． 扶风社“五虎上将”，左起分别为张君秋、刘连荣、马连良、马富禄、叶盛兰，可称当时剧坛顶级阵容
8． 《范仲禹》中马连良饰范仲禹，马富禄（右）、马四立（左）饰二差役
9． 国乐公司出版的京剧唱片及封套，以当时活跃于舞台的生旦领袖马连良，程砚秋的照片为招徕
10。 在育英中学读书的马崇义和马崇礼（左）
11。 新新大戏院在解放后更名为首都电影院
12。 《法门寺》中马元智（马崇智）饰刘瑾
13。 马连良与儿子们；前排左起：六子崇延、马连良、五子马崇智，后排左起：四子崇政、次子崇义、长子崇仁、三子崇礼
14。 《铁笼山》中马崇仁饰姜维，该剧为何连涛先生亲授的第一出戏，学成之后拍照留念
15。 马连良、张君秋（左）合演《摘缨会》的剧照
16。 马连良与夫人陈慧琏
17。 《审头刺汤》中马连良饰陆炳（中），张君秋饰雪艳（左），马富禄（右）饰汤勤
18。 《十老安刘》中马连良饰蒯彻
19。 马连良捐资购置的沈阳“回教文化学院”校舍及操场
20。 马连良与幼子马崇恩在南宽街家中花园
21。 马连良长女萍秋（左）、长子崇仁（右）、三女莉莉（中）摄于青岛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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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艺海沉浮（1）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本鬼子投降了。全城的百姓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做人了。戏院里天天满堂，人人兴高采烈。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马连良决定来个喜上加喜，于十月初六给长子崇仁在六国饭店宴会厅举行婚礼。不但马家要高兴地庆祝一番，而且也要让亲朋好友和梨园界的同仁一起热闹热闹，让大家把心头沉积了八年的郁闷一吐为快。
婚礼当天社会各界名流、亲朋好友云集六国饭店，观看梨园界中少有的洋式婚礼。证婚人是国画大师齐白石，他身着中式团花长袍，胸前飘洒银髯，一派仙风道骨。主婚人马连良，一身黑色西装礼服，风度翩翩，洒脱倜傥。介绍人李秋农，穿黑色马褂，深灰色长袍，儒雅大方，庄重典雅。三位分别讲话之后，在《结婚进行曲》的伴奏声中，一对新人，款款而行，走向主席台。马崇仁身着黑色燕尾大礼服，白衬衫系黑色领结，颇有绅士风度；满羡懿手捧鲜花，身着一款法式白色婚纱，一派大家闺秀风范，让观礼的人们羡慕不已。多少年没有过这么高兴的事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手中的鲜花撒向这对幸福的新人。
回到家后，又举办一场中式婚礼。有人唱喜歌，有人向新人扔“枣栗子”，把崇仁夫妇忙得不亦乐乎。见了长辈就磕头，都快变成“磕头虫”了。贺喜的宾客们都送他们红包，其中一位西服革履，派头十足的客人出手阔绰，送了二百美金。但崇仁夫妇并不认识他，后来才知，此人是妹妹马静敏未婚夫陈粟乡的老板，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王云荪。他是抗战胜利之后北京城里的风云人物，交游广阔，因与陈的关系，成了马家的座上客，多年以后才知此人有军方背景。
梨园界的人士一向不愿与官方有太多的往来，原因是本身不谙政治，只懂唱戏，不愿与政治产生瓜葛。自清朝、北洋、民国到日伪时期，历朝历代的官员都“柿子只拣软的捏”，戏班的人被他们欺负怕了，还嫌闪躲不及呢，谁爱理他们呀！以前造访马家高官不多，抗战胜利之后，常常有慕名前来拜访的国民党官员，皆因王云荪这层关系。王与达官贵人们往来颇多，这些从大后方来的人听说王云荪与马家有来往，都要一睹当代须生王座的尊容。于是，每天南宽街的院墙外面排着长长汽车车龙。来访的官员中，多数都是来办“劫收”的大员，附庸风雅，不懂艺术。马连良虽不情愿应酬，但也不敢得罪，只好佯装笑脸，虚以委蛇。
当然也不乏有一些既懂艺术又尊重艺术家的官员，人家愿意与梨园界的人士接触，马连良自然是礼貌应对。他们当中也确有个别为官清正、真心为老百姓办事的人，在与马连良的交往中，的确办成了一件实事。有一位青年军官奉上峰的指示与马连良谈话，问目前梨园界最大问题是什么？需要政府如何协助？马连良见其真心诚意，不似虚意客套，就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积蓄多年的心中苦水，告知戏班最难办的事就是“戒烟”。“别的行当不说，生行从杨小楼老板到我的世侄辈，包括我在内，大多数人都被‘大烟’困扰，政府能帮忙吗？”
名伶有烟霞之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皆因生计所累。每晚舞台上动辄三四个小时，高度紧张，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大码头，一期至少要连演三四十场，优秀红伶还要续期。配角演员可以“歇官中”（戏班行话，休息不扣包银），主角可天天都要上，观众就是奔“他”来的。因此，只有用“大烟”才能达到每天上场之前精神饱满的作用，明知是饮鸠止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另外，唱老生的多有这种嗜好，与行内相传的抽烟可以去“燥气”有关。老先生们认为，青年演员身上毛火之气太盛，抽烟可以使之变得老成持重，与所演老生角色的身份相接近。抽“大烟”又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交际活动之一，世人均难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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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艺海沉浮（2）
戏班行话说，“梨园行是不养小不养老”。演员的一生全靠自己谋划，人们常说：“生意（卖艺）钱，当天完；买卖钱，管十年；庄稼钱，万万年。”大多数艺人都是性情中人，年轻时挣了钱，不知积蓄防老，把包银花费一空。到老来连生计都有问题，更谈不上有闲钱“过瘾”了。许多老艺人已经积习难返烟瘾极大，顾得了抽烟就顾不了吃饭，因此时常有人贫病饥饿而死。马连良每想到此，就记起了几年前他去看望言菊朋的事。言派艺术虽已形成，但是曲高和寡，是行内人所说的“打内不打外”的艺术，不被多数观众接受。言先生后来体弱多病，淡出舞台，郁郁寡欢，颇不得志。马连良到言宅之后，见言菊朋躺在床上，面色难堪，眉头紧蹙，问明原委才知他正在戒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硬扛。马连良一听就急了，说：“三哥，戒烟要进医院，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能马上就断。自己硬来，会出事的！”言菊朋面有难色地不停点头，表示明白，没有说一句话。马连良眼圈含泪地离开了言家，回家后封了一百大洋交给弟子言少朋。心想一代名伶言菊朋都落得如此下场，何况别人呀！
没过多久，政府方面有了回音，决定帮助梨园界集体戒烟。可政府拿不出钱来办这件事。马连良当即表示：“我拿出一部分钱来，我再找我的朋友帮忙，请有能力的捐出一些款子，相信能够解决大部分人的难题。”于是，由政府出面，男艺人由马连良组织，女艺人由孟小冬组织，在宽街的“大公主府”集体戒烟，也就是现在的宽街中医院。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宋德珠、王和霖等等都参加了，杨小楼的二路武生、老前辈迟月亭逢人就说：“马连良积德积大了，救了多少人呢！”马连良自掏腰包为梨园界的同仁戒烟，自己也觉得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他希望能够如戏文中所说的那样，“向阳门第春光暖，积善之家庆有余”。可“胜利”之后的日子，却与马连良的预料正好相反。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在料理“公务”的同时，开始大把大把地为自己捞取好处。其中一些慕名前来马宅拜访的官员，见到“南宽街”这所深宅大院，见到摆放明清家具的客厅，见到拥有法式雕花桌椅的餐厅，见到倒映人影的地板，见到墙上的名人字画，不由得露出了垂涎的口水和贪婪的目光，这不正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挖空心思所要寻找得对象吗？！敲诈名伶是历朝历代的官员最简单、最省事的敛财方法，可算得上是“弹无虚发，一击中的”。敲诈得方式与方法则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这段时期里，最流行、最有效的招数就是把敲诈的对象打成“汉奸”，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清算“汉奸”的财产，把它作为“敌产”和“逆产”，明目张胆地“充公”到他们的腰包里。于是“大员”们开始搜寻马连良的把柄，然后再治他于死地。马连良南宽街的大宅第，又一次给他招来了影响他后半生命运的“是是非非”。
这出“马连良汉奸案”的大戏，由国民党高官做后台老板，负责全盘策划。由位于东华门东兴楼饭庄附近的“稽查处”为前台班底，特务李国章唱主角，出面搜集1942年冬季马连良扶风社去东北演出的“材料”。在伪满宣传的基础上再添油加醋，把这次以捐资助学为目的的巡演，说成是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官方派出的使节团，专程为庆祝伪满建国十周年而去演出的。把日伪强加在马连良扶风社头上的“华北演艺使节团”的帽子，巧妙地偷换成“华北政务委员会演艺使节团”，这样马连良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官方”的代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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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艺海沉浮（3）
1946年6月，马连良在北京参加了多次纪念抗战胜利义演之后，被上海天蟾舞台方面约请前去献艺。一天他与梅兰芳、谭富英、周信芳、李少春等人合作《四郎探母》，为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募捐义演。突然后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