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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艺生涯（7）
马连良在业界渐渐小有名气之时，“伶界大王”谭鑫培尚活跃于舞台。他晚年的琴师徐兰沅和鼓师刘长顺，成为老谭（时人对谭鑫培的爱称）不可稍离的梁柱人物。谭去世后，叶社长重金礼聘徐、刘二位来为马连良操琴、司鼓，力捧爱徒。当年的观众多崇拜老谭为偶像，能在舞台上再度见到徐、刘二位亦属幸事。看到台上场面与老谭时代一般无二，少年马连良又得徐、刘二位相助，观众从心理上对他就有了些倾向性。况且，马连良在台上唱戏，从不惜力，总是满宫满调，渐渐成了科中的台柱人物。尽管如此，马连良深知观众对他热情鼓励，一多半是冲着徐、刘二位来的，正应了“新竹还需老竹扶”这句老话。看来红花再好，也要有绿叶相配，不能做“光杆牡丹”。戏班整体阵容的强大，才是制胜的法宝。这一想法后来成为影响他艺术生涯的重要观念之一。
1912年，“喜连成”科班的出资人、吉林富商牛子厚由于经商失败，无力负担科班的资金，就将它转手给了北京外馆首富沈昆先生。沈家是做口外蒙古及俄国等地生意的商人，从此将科班更名为“富连成”，简称“富社”。到了1916年，马连良已演了不少由他担纲主角的正工老生戏，如《武家坡》、《法门寺》、《雍凉关》等。这年萧长华先生决定复排经典连台本戏《三国志》，其中至关重要的诸葛亮一角决定由马连良来担任。这出戏是“富社”的拿手好戏，每贴必满，其他科班都望尘莫及。因为戏占的人多，行当全，只有“富社”有这个优势；另外，只有萧长华才有此密本，并有能力负责全盘“总讲”，即排戏、导戏。由于戏的内容好，编排得当，是行话所说的“戏保人”的经典剧目。对担任主角儿的演员都有抬举，萧先生让马连良饰孔明，是特意地提拔。原来此剧在“祭风坛”一场时，孔明只有几句念白，一带而过。此次复排，萧先生认为马连良以前在演《雍凉关》时那段二黄导板、回龙转原板的唱不错，可以借鉴。于是重新填词，加工整理，修饰润色，一段新的《借东风》“先天书玄妙法犹如反掌”这样诞生了。这时马连良在台底下已经有了人缘，经此一剧的烘托，把这段《借东风》唱得是落落大方、潇洒飘逸。加之马连良一脸聪慧，扮相出众，儒雅清丽，宛若孔明复生。对孔明这个人物的把握上做到了运筹帷幄、神机妙算、虚怀若谷、超凡脱俗，受到观众热烈欢迎，马连良终于一炮而红。《借东风》从此成了马连良的代表作，跟随他在舞台上红了半个世纪，人名与戏名就此划上等号，提到马连良就令人想起了《借东风》中的孔明。这年马连良年仅16岁。
在马连良作科期间，其三伯马昆山已从上海“转战”福州了。他善于经营策划，便组织了班社在福州当地演出，当了班主。他的大侄子马春樵是武生、红净两门抱，二侄马春轩擅演小生又拉得一手好京胡，二人都成了三伯的左膀右臂，“马家班”在福州干起了一番事业。听说三侄连良是个“科里红”，马昆山急忙写信给大哥马西园，要求在连良毕业之时不要搭任何班社，直接来福州，他要好好捧捧这个侄子。于是马连良在1917年出科之后，随父亲一起乘火车南下上海，再转乘船到达福州，爷儿几个见面分外高兴。没过多久，“马家班”在福州就越来越响了，马连良成了该班的老生主演。
第一章 学艺生涯（8）
马连良在福州虽然很红，无奈这时已经开始“倒仓”了，处于变声期。这对一个唱正工老生的演员来说，是必过的一道“关卡”。如果嗓子保护不好，很可能这辈子也就不能再唱戏了。按常理，出了科就唱主角，总要置几身行头及演戏必需的物件，着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迫于生计，马连良不得不支撑着唱下去。一日，福州当地的一个银行家刘崇伦先生对马昆山说，我看你这侄子终非池中之物，他是个大角儿的坯子，将来必成大器。目前正“倒仓”，若再这样唱下去，这孩子恐怕就毁了。他现在应该少唱戏，多学戏，保护好嗓子至关重要。你若不弃，我愿资助他回京学戏，也不枉我们朋友一场。马家叔侄听后不胜感激，于是拜别了刘老先生，北上而归。
经过在福州一年的演出锻炼，马连良深知，“要想成高人，就得有能耐”。他制定了一套新的学习计划，首先来到“富连成”，看望师父叶春善和萧、蔡几位恩师，和他们商议。
师徒见面，分外高兴。马连良就对师父说：“师父，我想再回来跟您学戏！”叶师父惊讶地说：“我的徒弟只有不断出科的，从来没有回炉的，你可是头一个，说说你的想法吧。”“我想跟您多学点以念做为主的戏，现在倒仓，不能总唱。另外，我不能只会站‘当中间儿’（主角）的，我还想学站两边的戏。我可以不唱，但我得会，将来有用。”叶春善明白，他这是要“抱总讲”，为了将来自己排新戏呀。叶先生感叹，这孩子太有心胸了，师父一定成全你。从此，马连良二次进入“富社”，就像现在读研究生班。他白天有时跟师父学戏，有时去观摩别人的演出，晚上时常在富社露演以念做为主的剧目，如《审头刺汤》、《天雷报》、《九更天》等。
20世纪20年代京城里的戏班可谓“诸侯”林立，名家辈出，京班大戏开始步入鼎盛时期。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谓之剧界“三大贤”。当时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名门望族自办的堂会成为达官贵人之间重要的交际活动。在前清时期，堂会多在王公贵族的府第里举办。像中堂、尚书这一级别的高级官员，一年当中也就办一两次堂会，以免招摇。可进入民国后，官吏之间互相攀比，腐败之风甚嚣尘上，有时一个普通的科长也要办堂会。堂会价钱也从清末每场二三百元大洋，上涨到民国初年的一千元；1917年前后，每场堂会开销高达五六千元；到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逃离北京之前，堂会开销一般要七千元大洋左右。
堂会的盛行和高额的出场费，给当红艺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营业戏的戏份还是比较少的，当红艺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堂会，收入最多的当数“伶界大王”谭鑫培。有一次“老夫子”陈德霖给他送去四百大洋的报酬时，“谭贝勒”还说：“别要太多了，以后人家不敢请咱们了。”其时陈德霖已经另外付了三百大洋给他的家人，谭家人多开销大，实收大洋七百元。谭故去后，“三大贤”的堂会收入普遍在每场六百至八百元。如果哪家的堂会没有请这三位，这个堂会就不够档次，主人也就没有了面子。可以说，“三大贤”在20世纪20年代，是京剧步入鼎盛时期经济利益的最大受益者。当时一袋白面（44斤装）的售价为两块大洋，一个女佣的月薪三至五元。而绣一件京剧演出的“蟒袍”服装要价却高达几十元。
第一章 学艺生涯（9）
这时的马连良还只是一个初露头角的青年演员，还没有“挣大钱”的机会。为了给自己多置几身行头，每天还要节衣缩食地过日子。一天他散戏后回家，只见弟弟连贵正坐在大门的门槛上发愣，手托着下巴喃喃自语：“哥哥唉，您快回来吧。哥哥唉，就等您往家拿钱哪。”马连良明白，家里又揭不开锅了。一边拉起弟弟，一边安慰地说：“兄弟别担心，有哥哥我哪。”马连良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他要负担起这个家。
马连良的勤奋好学是业界公认的，为了能观摩到余叔岩的戏，他有时下午就揣上两个馒头提前跑到戏园子一个角落“猫”起来，怕被人家发现说“捋叶子”，偷艺。行话有“宁舍十亩地，不舍一出戏”之说。余叔岩调嗓子时间多在午夜时分，为了向余学习《珠帘案》，马曾去余宅的墙外，从夜里两点站到五点，听他调这出戏。马连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在重点观摩余派剧目的基础上，还观看其他老生名家的剧目，如孙菊仙、叶慧宝、王凤卿、谭小培、刘景然、王又宸、高庆奎等。他认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在前辈大家身上汲取营养，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同时还要避开他们的锋芒，独辟蹊径，有所发展，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除了看戏，马连良最爱去的地方就是位于大马神庙的王瑶卿家。戏班里的人都爱到王家请教，听王发表艺术见解。当时梨园界对前辈王瑶卿有“通天教主”之美誉，青年演员多愿意让他指点迷津，王家俨然成了“京剧沙龙”。王曾傍老谭演剧多年，对其剧目颇有心得。后因嗓音不济，演出渐少，逐步淡出，其间马连良曾多次登门求教。论及马连良之艺术走向，王先生认为，应该走贾洪林先生的路子，即唱、念、做并重的戏路。王先生认为，马连良目前嗓子正在变声期，演这种类型的戏既可保护嗓子，又能保障生计。
贾洪林是老谭的得意门生，与师父同在“同庆班”中，为老谭唱配角。有时老谭不愿唱的戏，就由贾来代演，台底下并无异议。贾后期因中气不足，在唱上难以施展，于是将其创作的力量集中于念、做方面。经常得到满堂彩，有“梨园鬼才”之称。马连良坐科时曾有幸与谭、贾二位老前辈同台演出《朱砂痣》，贾在演到“病鬼”吴惠泉见到突然返家的妻子姜氏时，一边演唱一边做戏。当唱到“你是人你是鬼快说端详”时，人往后退，丢拐杖，甩髯口，右手扶桌边，左手向前“抖指”，浑身哆嗦，把剧中人当时惊悚、惶恐的心情以及体虚多病的精神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同活见鬼一般。这种高超的演技对幼小的马连良产生了一种心灵上的震撼，从此在科里以模仿贾洪林著称，有“小贾洪林”之绰号，马连良当时也确实视贾先生为自己艺术上的偶像。当时相片是稀罕之物，贾先生的剧照也不多，马连良曾觅得民国初年时贾洪林与陈德霖等人的《桑园寄子》剧照一张，爱如珍宝，摆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视贾先生如同神明一般。
叶春善师父本身是“末”行出身，主要以念、做的表演手段演绎人物，如《四进士》中的宋士杰、《失印救火》中的白槐等。马连良坐科时学的是“生”行，正好走“生末”两门抱的戏路，定能独辟蹊径。王瑶卿对他建议说，当年贾洪林先生演《甘露寺》里的乔玄，就特别有彩，前唱后念做，妙趣横生，不妨找找本子，把老腔老词重新加工整理，正对你工。王瑶卿先生的建议与叶春善师父对马连良的培养计划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到了1921年年底，经过三年的回炉打造，马连良剧艺大进，能戏极多。看着爱徒技艺日有所长，渐成火候，叶师父十分欣慰。他把马连良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你若还留在我身边，就耽误你前程了，出去闯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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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艺生涯（10）
马连良的两次入科，在京剧发展的二百年间，可谓史无前例。在青年的时期其虚心进取的治学态度，为他日后成为泰斗级人物夯实了基础。即使在今天，这种主动回炉深造的情形也是相当罕见的。由此可知，马连良之所以能够成为马连良，固然有其成长的客观因素和时代背景，但他自身的主观因素和人格特征是绝不可替代和复制的。
马连良19岁那年，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王慧茹结婚。这王家也是京城里的一户穷回回，人称“棚王家”。王慧茹的父亲是棚匠出身，为有钱人家的红白喜事搭棚造阁，营造场面，以此为生。女儿嫁人，当爹的拿不出一点陪嫁之物，只好向别人借钱。马连良当时收入也不多，两家人是穷帮穷，互不嫌弃。好在王慧茹过门后，孝敬公婆，夫唱妇随，人又极其贤惠，一家人的日子虽穷倒也安乐。马西园为了防止儿子年轻有惰性，每天早上天没亮就打着灯笼叫醒儿子，爷儿俩到城根喊嗓，练功，寒暑不辍，就像在科班里一样。
练功时常常遇到已成架子花脸名角的郝寿臣先生，郝比马大15岁，马称其为“大哥”。每天在一起练功，两人渐渐地成了好朋友。郝寿臣几乎每天都比马连良早到，把场地扫干净，这让马连良十分感动。马连良向其请教早来的原委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