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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本来我们以为阿房宫已被项羽烧了，“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但一群考古队员发现了问题——没有“焦土”，他们在阿房宫旧址土层中没有看出任何焚烧的痕迹。为啥不烧呢？我能感到考古队员们的纳闷，烧是正常的，不烧是不正常的，他们继续探索，终于释然：原来，阿房宫从未真正落成，秦始皇，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师，他未能住进这座“豪宅”。
项羽的纵火罪依然成立，但他所烧的只是咸阳宫殿而已。该老兄在历史上扬名立万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这魄力非凡的一把火，如今考古学家断定他烧错了，我认为这将极大地影响他的江湖地位。
在古代中国，焚烧“罗马”一向是英雄志向，那些反叛者，昔为贼寇，今为君王，最能抒发他们改天换地的壮志豪情的就是一场冲天大火，二十四史上，大火抹去了咸阳，抹去了长安，抹去了洛阳，抹去了江陵，抹去了元大都……
一切都抹去，然后一切重新开始。这是放火英雄们的逻辑，我不敢非议。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个逻辑的结果，结果就是我们这大地之上，有一块命中注定的大橡皮，随写随擦抹，被抹者不暇自哀，后人亦不哀之，后人不哀之自然坚决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抹后人也。
中国人有很多对自己的错误看法，其中之一是认为自己热爱历史、非常恋旧，这显然是错的。当年孔夫子早就看出我们是善忘的一群，是忘事儿特快也特爽的一群，所以他老人家苦口婆心、絮絮叨叨，讲的就是反遗忘、反纵火。我们听的年头儿长了，真以为自己打从骨子里就是守旧派，其实只是时机不到而已，时机到了，大家不是齐发一声喊，连孔家店也一并打倒了，欢欢喜喜忘他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于是，在一个唐朝诗人的笔下，阿房宫被焚烧，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想象中，它被无数次地烧，仅仅是由于一场虚构的壮丽大火，我们才记住了这座天上人间的宫殿，我们记住它是因为我们以为它已被我们毁灭，而毁灭即是“正义”。
我们就是这么“记忆”的，这就叫“为了忘却的记忆”。
但阿房宫竟不曾被烧。看了有关这一发现的报道，我觉得报道者字里行间的反应并非庆幸和欣喜，而是有点扫兴。项羽这位先生令人失望，阿房宫都没烧过，他算哪门子“英雄”？而自唐代以来我们一直凑着的历史大热闹原来只是花样文章而已，这岂不扫兴？
当埃及的法老们完蛋时，我们必去拆除金字塔，当秦始皇、秦二世完蛋时，我们当然会烧阿房宫。阿房宫没有烧成，那仅仅因为它不值得烧，它只是一片烂尾楼，枯竭的秦朝财政已经付不起工程款，它还没有成为大地上的奇迹。
于是，项羽和橡皮放过了它，把它遗弃给了时间和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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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遗产献给“世界”
本来想谈《吕氏春秋》，但近日尘心大动，多看了几眼电视和报纸，回头再谈什么《吕氏春秋》就觉得不合时宜。时之宜也的日子应是有一天巴黎来人，宣布将《吕氏春秋》列入世界纸质文化遗产，可惜到那时也轮不到我谈了，自然有记者把闷得发了霉的专家翻出来晾晒，一边诚恳地问：《吕氏春秋》是啥东东？
这个日子暂时不会来，因为巴黎方面还没有把印在纸上的文字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意思，毕竟，咱们暂时还没能发明出一种办法，像拆掉一座建筑或解散一个剧院一样让一部书在天地间转瞬消失。
当然，咱们同时也发明了一些办法，力图使某座建筑或某个剧院不致消失，其中之一，就是把洋人请来，请他们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宣布，这可不只是你们家的，这是全人类的，可不能乱糟蹋。
这个办法迄今大致有效。事实上，该办法用在其他方面也同样有效，比如，今天就有小两口打了架鸡飞狗跳，二人分别摔门离家，轮流致电本老哥，互相诋毁、控诉，决意一拍而两散。老哥俺心中窃喜，自知晚饭有了着落也，遂喝道：都给我回家，做某菜，备某酒，待老哥前去了断。
进了门，见夫妻如乌眼之鸡，酒菜却已备好，本老哥大刺刺上坐，边撮边吆喝，翻来复去，不过两句话：
尔知不知他（她）乃举世无双之宝贝？！
尔知不知尔甩了他（她）众人立时狂喜而抢之？
如是者重复一百二十多遍，二人终于相视无语凝咽，目光且甜且酸且热，如看一大金砖，本老哥酒足饭饱，悄然溜之，走在街上，叹曰：
噫！本老哥之于该夫妻，正如巴黎之于咱们和遗产，有些事别人不吆喝，自己便要胡折腾也。
但话说回来，该办法有效，也有限。俺去日本时，事先备了份“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按图索骥，游园子逛庙，见处处修缮精心，也不见穷凶极恶大开发之状；只是日本人终究是“小”，比较缺乏世界眼光，所到之处，几乎无人提起巴黎认为此地如何如何是个宝，要吹牛也只说此乃敝国“文化财”，言语之间，是一副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模样，别人的吆喝倒是可有，也可没有。
“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看电视也看到了一个咱们的例子，那是在北京，一户人家为明末咱们民族的英雄袁崇焕守墓，代代相传，三百余年以迄于今，结果呢，终于还是海枯了、石烂了、拆迁了，被赶进八竿子打不着的楼房里去了。
电视里，最后的守墓者涕泪横流，哀痛欲绝，我看着她，无话可说。
说什么呢？如果咱们已经失去了对永恒、对长久、对先人、对自身之来源的起码的尊重，那么，咱们也只好收拾一点先人的遗产献给“世界”算了。
办公室里的屈原
《离骚》，古今第一大牢骚也。
据说，屈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照我看来，屈原丝毫不浪漫，《离骚》里，该同志官场失意，就开始失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换上奇装异服，并戒了大吃大喝：“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后，就天上地下一通乱转，把古圣先贤、八方神仙全都请教一遍，阵势弄得极“浪漫”，但那“抒情旋律”七弯八绕，始终不离最实际的问题：怎么办？调离、跳槽还是留下来、熬到底？是从此放松了思想改造还是继续严格要求自己？
多年前看过《离骚》，只觉得它像一座热带植物园，充满稀奇古怪的花木。如今再看，已是人到中年，这才发现它是有关中国读书人的人生意义，这意义简单地说就在“进退出处”之间，四字如四面铁壁，牢笼多少灵魂。而屈原的天马行空其实也是狮螺壳里的道场，正在那儿焦虑地挠墙。
这些话不该说，想必很多人不爱听，至少粽子厂不高兴。但我已经不打算吃粽子，粽子厂的心情与我无关。反正粽子总会有人吃，比如老公有了情人或包了二奶，那就不妨在端午节买几个，一边吃，一边长吁短叹读《离骚》，正所谓情景交融。
——《离骚》本是政治诗，但屈原有时把它写得像情诗，而且是失恋的、被抛弃的情诗，这可能是他的一大发明。汉儒讲《诗经》，“寤寐思服，展转反侧”，明明是想那小妹妹想得睡不着，硬解成心里惦着领导，生生熬出了失眠症！这种奇怪诠释纯属不说人话。现在重读《离骚》，我觉得该思路恐怕是受了屈原启发：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话里话外，眉头心头，直把大王比成了老公，当自己是怨妇；每看到此等处，我便欲掩卷叹息：何必呢，何必呢，离婚就是了。
但屈原终究伟大，他唱出了中国人恒久的心病；在我们的男权社会，没有男人喜欢人家把自己当成女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美人芳草”的诗学传统，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男人们见了女人还是男人，见了有权有势、高高在上的男人，马上就在心里变成了楚楚可怜的女人。
然后呢，就自恋，就发牢骚。于是每间办公室里都可能有屈原：上司昏聩，小人当道，俺这正派能干的人儿兮，偏不受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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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孟子遇见理想主义者
孟子有理想，但有时他会遇见比他更有理想的理想主义者。
比如那日，酒席散了，他的弟子彭更借酒撒疯提意见：像您老人家这样，几十辆车开着，数百弟子跟着，从这一国吃到那一国，这、这也太过分了吧？
孟子的表情我们看不见，但我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平静如水，他答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只要有真理，吃人家一顿饭又有何妨，当年尧把天下都送给了舜舜也没客气，你难道认为舜也过分吗？
——孟老先生啊，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明明是说你过分，你马上抬出个舜来，舜王爷是大圣人，战国时代的读书人当然不敢非议，就好比人家一批评我我就说他是要批评托尔斯泰，这不是拉大旗做虎皮又是什么呢？
所以，愤怒青年彭更没被唬住，说了一句话直指要害：“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这是惊雷，两千年来响在儒生和知识分子的噩梦里：你们这帮家伙，不劳动白吃饭，不行！
孟子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看着彭更愤怒的眼睛，他必是从中看到了广大的沉默人群，于是他字斟句酌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社会分工不同，知识分子行仁义之道，守精神家园，也算是一份工作，应该像木匠和修车师傅一样有一碗饭吃。
彭更愣了一会儿，忽然，他更生气了：难道君子追求真理就是为了混碗饭吃吗？
孟子的回答我不想引述，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孟子》。我的兴趣在于彭更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立场而且对他的自相矛盾毫无自觉：一开始他认为思想不是劳动，不劳动而吃饭是可耻的，但紧接着他又宣布，如果思想是为了吃饭，那也是可耻的。精神活动不仅是“事”而且是无比纯洁的“事”，不应搀杂任何世俗考量，写小说就是写小说，不能想着挣版税。
两千年前的那一天，孟子面对这个弟子，他一定感到极为孤独和疲倦，这位彭更在那一刻远比孟子强大，他同时占领了两大高地，居高临下，胜券在握，而孟子的任何辩解听上去都像是陷入重围的徒劳挣扎。
——一方面，从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而空作玄远之谈的书生；另一方面，从精神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价值出发，人们也理直气壮地质疑那些以精神为业的人们的世俗生活：你为什么不纯粹为什么为稻梁谋？为什么做不到通体真理天衣无缝？
两大高地绵延不断，孟子及孟子的后继者们在高地之间的深渊中挣扎求存。“*”中不劳动是知识分子的原罪，而今天，在捍卫精神纯洁性的名义下，“理想主义者”会在任何精神现象的背后闻嗅铜臭和私欲，然后他们就像捉奸在床一样兴奋，他们宣布：所谓“精神”不过是苟且的权谋，果然如此，总是如此。
面对后一种责难，孟子的回答是苍白无力的，他实际上说：请你读我的书，你不应追究我的动机，就好比你尽管吃鸡蛋而不要去审查下蛋的母鸡。这当然不行，有时审查母鸡是必要的，两千年前的那天，如果换了我，我宁愿如此回答那位彭更先生：
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活动，都终究离不开人要吃饭这个事实，他的思想、想象和精神是是他在世俗生活中艰难搏斗的成果，即使是佛，也要历经磨难方成正果，而人，他是带着满身的伤带着他的罪思想着，思想者丑陋，纯洁的婴儿不会思想。
——我知道我也不能说服他，这个叫彭更的人，他是比孟子更强大的先知，他的激情和理想有着更持久的力量，那就是，不管以劳动伦理的名义还是以精神纯洁性的名义，剿灭人类的精神生活，
独不可以舍我乎
古时，越人活动于今之浙江，卧薪尝胆，施美人计，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深、比较忍、比较狠。但越人当初也曾生猛，断发文身，不高兴就杀人。比如有一段时间，越人热衷于一项有趣的活动，就是杀他们的国王，杀了一个又一个，连着杀了三个。杀国王这件事不算有趣，有趣的是，杀完了一个，兄弟们消了气，又开始着急，没有国王怎么行？于是连忙张罗着再找一个。
显然，越人的国王基本上是养来杀的，近似于家禽家畜。于是，有任职资格的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有一天大家伙儿呼啸而来，宣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