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鲎急噶恕！�
到了现代社会，人才比起战国末年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但有一条规律不会改变——如果企业缺少一种面向未来的领导力，给它打工的员工（尤其是高级员工），也就不难预见公司在发展战略和未来的工作环境上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真心实意想到那里去求发展的人才并不会多。不论它的招聘预算有多么奢侈，第一流的人才还是不会愿意到那里去耽误功夫。
其实，即使众人熟知的燕昭王招士，结局也不算成功——最终他所信赖的乐毅，还是被他儿子所代表的燕国贵族挤对走了。难怪明人邱禾实要感叹：
昭王当日有高台，陛级原因郭隗开。
千载黄金留士价，多年骏骨不重来。
（黄金台）
这里的“士价”不是“市价”，指的是人才的价码。“骏骨”是人才的代称。诗人确信，别说没人再建黄金台了，即使建，有乐毅的教训，人才也未必再招得来。
而到了秋瑾的时代，社会精英向往变革已是心急如焚，缺少的，唯独是发动这场变革的领导力。所以她说，“贤才”哪里是靠花钱就能买得到：
蓟州城筑燕王台，招士以财亦可哀。
多少贤才成底事，黄金便可广招徕？
（黄金台怀古）
经典兵法著作《黄石公三略》里讲：“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同样道理，“清白”、“节义”的人求职，也没理由不看招聘者自己修的是什么礼、行的是什么道。
可怜青年的可恨之处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杂感）——没有诗句比这两句更能概括中国旧文人惨状的了：既瞧不起别人，也找不出自己有什么大用。这是清朝青年黄景仁的自况。
此人少年时文采飞扬，但在科举上却一“试”无成，于是决定“北漂”。然而他在北京也就是放浪形骸，结果贫病交加，中年就死去了。跟李贺一样，只留下一堆的诗。
不过跟李贺不一样的是，这位个子瘦高、面色白净（“身长玉立”）、文也玲珑、情也潇洒的江南帅哥，早已没有了唐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的方向感。书生爱情失败，于是“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感旧），感伤至极。书生无所事事，于是“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癸巳除夕偶成），无聊至极。书生生性自负，于是“忽然破涕还成笑，岂有生才似此休”，空傲至极。书生养不起家，于是“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其一），寒酸至极。书生沉醉将死，于是“绿酒无缘消块垒，青山何处葬文章”，潦倒至极。但最说明问题的，还是他在19岁时写的那首七律：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
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杂感）
这里的第一层意思，是说黄景仁在现世功名和求佛或学道之间，终于舍弃了后者。但问题出在第二层意思上——虽选择了现世功名，但这位青年儒生却又陷入了没有手段去实现追求的困境。“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句，既有自嘲又有哀叹——自嘲，是暗示自己不屑于官场上的那些小把戏；而哀叹，则是伤心自己没有能力开创一个真正值得的大事业。当然，这不能怪他。原来“康乾盛世”之下的社会精神不过像一潭死水。纵然出了几个如同春鸟秋虫般生来就要“作声”的青年，却不知向谁挑战，也不知怎样竞争。
21世纪的中国已变得很不一样了，市场经济为青年进取提供着越来越大的自由。但在公司里偶然也会看到一两个小黄景仁的影子。他们虽然选择了工商生涯，却始终放不下架子、做不好细节，甚至连简单文书也做得不合规格，却总是在同事背后指指点点，说这人“农民”那人“俗气”云云。
读李贺诗的时候，人们钦佩他，因为他毕竟有志气。读黄景仁诗的时候，人们同情他，因为毕竟是时代剥夺了他的机会。但看看现在公司里个别自命清高的小文青，真像宋人晁说之讥讽的那样“既无武备擒戎虏，又乏文章骋国才”（因客谈湖中大珠作）。这样的人想让别人同情也难，因为他们是在拒绝机会。
最艰难的变革
世界上没有一场变革是以皆大欢喜告终的。列宁说“革命是群众的节日”，但意思并不是一旦革命成功就天天过节，万事无须操心。
所有万众狂欢式的场面都是一时现象，所有人间天堂的承诺更都是无法兑现的宣传。自由不等于快活，不等于摆脱烦恼，更不等于天上掉馅饼。正因此，彼得·德鲁克才说“不能把自由当作执照”。一场真正的变革，它的落脚点，必须是让人们，尤其是那些获得新的自由的人们，具有更大的自主行为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起更大的责任来。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短命政权，比如金陵六朝。它们的开创者并非全无本事，可刚建立了一点家业，就被后代在饕餮、沉醉中两下子就折腾光了。
后来，取代它们的唐朝，却流行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经过贞观之治和几代君主（包括武则天）的经营，这个时代的人更喜爱表现的，不是太平盛世中的炫耀和欢乐，而是对激昂的勇士精神的捍卫——有时明明知道去边疆要吃苦，但还是选择要去：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
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王维·少年行）
有人宁愿一辈子镇守边疆，连生命都可不顾：
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戴叔伦·塞上曲）
还有人说生命可以不顾，边疆的和平却一定要坚守：
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
（李益·塞下曲）
其实，有唐一代，自唐玄宗往后，无所作为的统治者绝非少数，中央政府也时常处于国库匮乏、兵力不够的尴尬境地。倒是唐朝的那种英雄文化，让这个政权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挣扎着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如何把一场变革坚持下来，并让它演化出一套新的文化甚至新的制度？人类文明虽有数千年历史，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却其实非常有限。如何把大变革期间脱颖而出的企业经过一代一代的董事会和CEO发展下去，中国内地的经验现在还几乎是零。中国的改革开放仅有30年，很多一度发展势头良好、赚钱赚得就像过节一样的国企和民企，很快就都遇到了发展停滞的问题。
所以说，当新的制度空间业已开辟、企业不再被日常生计所困扰的时候，企业家面临的才是最艰难、最严峻的选择——怎样避免金陵六朝那样竞相衰败的厄运？怎样开创和维系盛唐时代那种英雄辈出的文化？
在参加高层庆功会、成就报告会的时候，在与各行各业成功人士一起出席传媒秀的时候，在出入社会上声色犬马场所的时候，在对下属指手画脚的时候，在任何摇头晃脑、感觉良好的时候，都不妨先环顾四周——有没有唐朝勇士般的队伍在守卫你的基业？
倘若没有，不如作罢。
小道与大道
*过来的人大概还记得，当时的某位政治人物给自己起的名字（不是本名），取自唐人一首著名的科举应试诗，作者钱起：
……
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省试湘灵鼓瑟）
湘灵这一典故，取自远古时湘妃的悲剧神话。此诗最后两句，据说还是“鬼谣”。某天深夜，钱起听到院子里传来一个声音。等他跑出去看时，院里竟空无一人。不过他还是把这两句抄录了下来，没想到后来赶考，竟然还用上了。这个故事是由钱起的弟弟最先说出来的，或许是为了吹嘘哥哥的文才。
如果没有钱起的典故，人们对彼人的名字也不会有那么多议论。要知道唐诗里杰出意境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对这两句如此热衷？作为个人兴趣，人们也没有什么好评说的。可假如一位政治人物，或一家公众企业，故意去追求这种半实半虚的效果，甚至还请专职或业余的公关人员（比如钱起弟弟）制造一些半玄半鬼的故事，就未免让人感到心里“发毛”。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互联网泡沫的年代，众多公司玩弄的种种时空错乱、光怪陆离的营销把戏，不但没能为它们赢得更多的支持和生意，反倒让人感觉不适。
它们有的非要把公司前厅装潢成东方迷宫或大型休闲场所，有的非要打通关系在天安门城楼上挂一次写着公司名字的大红灯笼，也不管城楼下的过客有谁能看得见。有的非要花重金包租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举行投资分析师会议，目的是让自己的IPO（招股上市）能先声夺人。还有的搞促销活动就像奥斯卡颁奖大会，雇用影视、体育和媒体明星轮番捧场。
难道非要这样才能显示出创新精神吗？诚然，政治、经济都须创新，然而任何公众人物和机构都有一个社会形象的问题，在这上面最好不要有过分的追求，尤其要避免太造作、太铺张、太古怪、太脱离大众的动作。
在客户关系（投资者关系也包括在内）这个领域里，唯一的大道只有真诚。所有的形象创意，撇开了这个大道，就都是小道。小道不可做大道，不能老玩这个游戏，更不能一玩起来就产生自恋甚至一发不可收拾。
作为一个有抱负的人，钱起在少行旁门左道这一点上想得很明白。“湘灵鼓瑟”只能算是他的一篇非典型作品，读他的整部诗集，按照他自己的总结，“有寿亦将归象外，无诗兼不恋人间”（暇日览旧诗因以题咏），诗歌严肃地承载了诗人的对生命的体悟，在他的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终归坚持了儒家的教养。
一个例子，就是钱起瞻仰好友王维旧居归来所写的诗——既没有神仙歌唱，也没有鬼魂说话，却体现出更多的真诚：
芍药花开出旧栏，春衫掩泪再来看。
主人不在花常在，更胜青松守岁寒。
（故王维右丞堂前芍药花开，悽然感怀）
。。
重建忠诚
不论什么时候，一个社会、一个团体能否崇尚忠诚是关系到它能否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任何一家具有竞争性的企业，它的内部关系决不能仅仅是老板发话、雇员干活；它必须能够保证员工的相对忠诚。
早在1957年，当时几乎所有美国工人都抱着给大企业一辈子打工的梦想，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就预言：20年以后，企业组织将开始分化为少量通过信息技术参与管理的中坚分子，以及可按照业务特点而随时调整的一般员工。
所谓中坚分子，就是一批在企业组织的激励下把个人潜力发挥到极致的人。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里，德鲁克这样写道：“组织不是一种工具，它可以是价值观的体现，或者是经营风格的标志”；“组织最主要的是社会性的、人文性的，因此，其目的必须是让人们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些话，都是在暗示核心员工团队的精英化。
在唐朝初期，大概是由于统治者的清醒意识，在这方面经营得相当成功。每当说起唐诗的精神，后世评论家总要称赞那时的诗人洋溢理想、挥洒侠气，却好像不好意思说当时的体制提倡忠诚、崇尚功名，似乎那些都属于落后的东西，现在不宜再提倡了。但假如没有体制的作用，社会上哪会有那么强的一股精神？我们又哪会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二首）那样的文学？世界上又哪会有大唐帝国？
什么“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什么“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卢照邻·刘生）；什么“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什么“但令一被君王知，谁惮三边征战苦”（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这些平常人、后世人都说不出来的“傻话”、“疯话”，不是因为政治风气使然，谁又会说的出来？
大唐帝国建立的初期，国家得以兴旺发展，就是得益于在社会上，首先是在精英阶层里重建忠诚。
在市场竞争残酷、企业调整频繁的时代，只要有可能，欧美雇主也还是要用心培养员工忠诚，以求依靠团队的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