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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歹徒（2）
20分钟后车到宿舍楼门口，我一进宿舍就把他们几个吓着了，连忙给我拿毛巾去水房冲洗。另外一个班的兄弟过来看我，我边擦血边跟他说，先借我20块钱，给楼下的出租车司机送过去。
那兄弟马上就下去了，然后说已经给司机了———现在想起来，当时还该跟那师傅道声谢的。我照照镜子，眼睛肿得老高，嘴角可能是跟牙齿碰了一下，裂了一厘米多。
后来宿舍里的兄弟又带我去旁边的中铁建总医院。当时已经十点多了，值夜班的大夫是个特慈祥的老太太，给我打了麻药，在嘴角缝了三针。处理的时候听同学说了事情原由，最后没收我钱，说以后千万得小心，还说要是觉得眼睛不舒服就再去找她。这也是个善良的老太太，我后来好了，却忘了她姓什么了，也该给她道个谢的。
然后我就回去休息了，第二天戴着墨镜就去报案，结果派出所说那里已经有好几起报案了，他们正准备布控呢。我又跟国内部主任沈说了被抢劫的事，她吓了一跳，让我先休息。
两周后，我的线拆了，眼睛也好了，想回去继续实习，沈却叫比我早一年进报社的师兄星文拎了一堆东西来看我。星文来了后说话老是吞吞吐吐，我特明白，就问他是不是领导担心再出这事，想不让我去实习了。
星文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猜的，不过这事情只是偶然，我自己都没把这当回事，你转告沈，如果她同意，我还是想去实习，如果她坚持觉得不合适，那就算了，没关系。
星文回去后没两天，告诉我说如果完全好了就继续实习去吧。我又继续开始实习，这次直到后来奇迹般地留在单位，都没有出任何问题，也算老天对好心人的补偿吧。后来才知道，星文那天回去后跟沈说，这小子心态极好，一眼就看得出别人想说什么。沈一想，也是，出了这事还想着要继续实习，的确挺神的，就同意了。
这事我连家里都没说过，怕他们担心。实习第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报社寄来的800块钱稿费，马上还给了老七，我被抢后的生活费都向他借的；又给自己买了个包，这次是在农贸市场买的是30块钱的布包，看上去特农民，但是直到我2002年搬进自己的新房子时都没舍得扔掉。3做记者这几年，我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形，但是都比较警觉，没给对方什么机会。后来我还分析过那次为什么会上当，估计就那二次皮的包看上去比较招人，里面因为有采访本而显得“很有内容”；但最关键的还是那人的外表麻痹了我，尤其是他背的那个包让我失去了警惕，你想啊，哪个抢劫的会背个包干活啊，丫当时真背个破包装清纯！日子就这么平淡下去，直到半年后，报案的派出所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那帮抢劫的给抓住了，搜到了一堆身份证，其中有我的，让我 去取。当时我已经办了新证件，嫌远，就没去。再后来就没再把这事当什么事了，平常该走夜路还走，继续贼大胆，直到今天因为美女的话头又回忆起这件事。写在这里只是提醒大家小心，现在谁都不容易，出什么都别出这样的事。
虽然我运气比较好，但是想想，那仨人幸好只是抢劫，没有动凶器……所以我以后再见背着包问路的人都特没好气，跟背着孩子卖光盘一道理。当然我也不是好惹的，现在在车里藏了一把刀，要碰见坏人抢个包侮辱个妇女什么的，照样跟他们搏斗！
我被“剽”了（1）
我得到了什么？2000块钱而已；我失去的呢？我失去了一个长着“胎记”的孩子。112月的一天，我去重庆出差，把稿子写完的那个晚上，在酒店里上网，忽然收到同事郑直发来的一封信，言简意赅：“看看这个。”后面是一个链接。
点进去一看，是一篇叫《剃刀边缘的爱情》的文章，讲的是那个“要结婚的艾滋女”小琴的故事———那是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月、发了很多篇稿件的事情。
当我心不在焉地扫到这样一段文字的时候，忍不住愣了一下：“……这样的消息一经传出，小琴小明自然一夜之间要成为全国媒体追逐的焦点。大家都奇怪一个身心健康的小伙子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更对他俩在一起的生活投注了复杂的目光：好奇、钦佩、怀疑……”
都说当妈的怎么都能认出自己的孩子，我虽然没那福分，但怎么看怎么觉得这段文字像个胎记。
再往下看：“……这是一家专门为艾滋病人、感染者及其家属提供优惠治疗的医疗机构，门面不大，二楼被隔成一个个整洁而简易的病房。因时间已晚，只有小明输液的房间还亮着灯……”———读到这里，先前那种满不在乎的感觉已经一扫而光，瞪大眼睛往下读，越读越气越气越读，读到文章最后一个字，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咬人！
因为这篇长达7000字的文章，居然有4500字出自我那篇一周前见报的稿子《吸毒是我最后悔的事》！胎记看清楚了，孩子却被“拐卖”成了别人家的，天！
打开邮箱给郑直回信，就写了两句话：“这人怎么抄我稿子？我要到网上贴他大字报去！”说他抄，真是一点都不含糊：
一是整篇文章的结构基本就是我那篇见报稿子的结构；我写的4500字几乎每一个细节每一段表述都可以在这篇文章中找到对应，只是都被蒙上了一层一戳就破的面纱。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两段文字，我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消息一经传出，小琴、小明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媒体追逐的焦点。大家都有些不相信一个身体健康、思维正常的小伙子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更对他俩在一起的生活投注了复杂的目光：好奇、钦佩、怀疑……”“这是一家专门为艾滋病人、感染者及其家属提供优惠治疗的医疗机构，门脸儿很不气焰，二楼被隔成一个个简易的病房。因时间已晚，只有一个房间还亮着灯。”
此外，我那篇采访因为笔误犯了个错误，对方甚至把这个错误也“剽”了过去。
最搞笑的是一些只属于我自己的语言被改得不伦不类，比如我原文中那句“……高烧不退肺部感染？！这几个字让几年中一直在做艾滋病报道的记者忍不住道吸一口冷气……”———某同事说“倒吸一口冷气”这样的表达只可能是我这样的毛头小伙子才会用，老记者是不会那么一惊一乍的，可是在这篇文章中写的是：“……高烧不退？！肺部感染？！这一行字让1991年以来一直做有关毒品报道的记者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说实话，我之前一直气得鼓鼓的，惟独看到这一句时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因为这人登在文章中的采访照片看上去已经40岁左右，想想这么一位看上去端庄稳重的老记者动不动就“吸气儿”，实在是有几分滑稽。
2第二天我在重庆街头报摊上见到那篇抄袭文章正在显眼位置热卖，就买了一份留做证据，想要是真的打官司也许用得上。买来就扔在箱子底，一次都没翻过，老觉得心里不舒服。
两天后我回到北京，把这事情跟新闻中心主任沈说了。她听了很惊讶，因为这个人和这家媒体实在是很出名。她把我的稿子和那人的稿子拿去，一边核对一边把抄袭部分勾出来，结果那篇文章被勾得密密麻麻。她也有些来气：“这绝对是抄袭，4500字的东西全部照搬，也太过分了！”
我们商量的意见是，先以报社名义跟这人接触一次，要是他态度好就想解决办法，要是态度不好，那就上法庭。
我被“剽”了（2）
沈给那人的手机拨了电话。那人大概已经听到了些风声，一听她的来意，立马服软：“我借鉴了你们的稿子一下，没有跟你们打招呼，实在不好意思。”沈说：“您这说法是不是太轻描淡写了一点，7000字的稿子有4500字一样，这好像不是‘借鉴’了吧？”
那人说：“我交稿子的时间太紧……”沈说：“这好像不是理由。”
那人又说：“你们那篇稿子写得太好了……”沈说：“这好像更不是理由了吧。”
那人见躲不过去，只得没口子地道歉：“接您这个电话，我汗已经下来了。”沈笑笑：“我只是先了解一下情况，这事解决办法还要和律师以及当事记者商量一下，到时候我们会跟您联系的。”说罢就挂了电话。
沈说，那人很怕他单位知道这事，因为他已经不是我这样的小卒了，而且他态度实在很好。“你说怎么办？”沈问我。我说：“要不，放他一马？”尽管我对他这样过分的抄袭非常气愤，尽管我也的确动过打官司的念头，但是我仔细考虑过后还是决定放他一马。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他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手，我也许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不要这么做就完了，但是他不是，所以多少得为这事付出些代价。至于多大的代价，我还没想好。就在我们商量的时候，沈的手机响了，是一同事打来的，那人拜托他说情。嘿嘿，找得真快。我暗笑。3第二天早上8点开始，我一连接到三个电话，都是不认识的人冒昧打来求情的，被我不冷不热地打发了。下午又接到一个，是京城某媒体的同行，听声音应该是个前辈，他说得更直接：“他愿意赔点钱，你提个数吧。”虽然我那时已经咨询了律师，知道用钱解决是最简单的方式，可是一听他这话我还是嫌那山芋烫手：“您让他提吧，我先要钱不就是敲诈了？”
三天后，那边又来电话：“我问过他了，你看1000块怎么样？”哼，1000块就想买我的“孩子”，边儿去！
我说：“我已经打听过，他那边的稿费是每千字150元，他抄了4500字，我们律师的意见是3000元，按稿酬的5倍索赔。”中间人马上说：“这样吧，你退一步他进一步，2000块怎么样？”
其实2000元也在我的接受范围内，更主要的是，我对这样的“讨价还价”比较厌恶，跟菜市场买菜没什么两样！所以就快刀斩乱麻地告诉他：“好吧，成交！”
两天后中间人把钱交到了我手里，然后让我写个条。我就写了一张“今收到某某代转稿费2000元”。
又跟中间人瞎聊几句，我才发现他根本不知道对方抄了什么抄了多少，大概因为我接了他20张大钞的原因，言语间还有种我能察觉的不屑，这让我非常不舒服。他说：“某某其实是个非常够哥们的人，你以后有事可以怎么怎么样。”我毫不掩饰地撇了撇嘴：“算了，有什么好怎么怎么样的，他见了我不尴尬才怪。”说完道别走人。
在回单位的路上，摸着鼓起来的钱包，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空荡荡的。我是没有想到“艾滋女”系列报道还会缀上这样一个摇曳多姿的尾巴———我得到了什么？2000块钱而已；我失去的呢？我失去了一个长着“胎记”的孩子。虽然愣了点，但是可以随便抱着给别人看；现在却多了一个“养父母”，用象征性的2000块钱就取得了“抱养权”。那他是不是就能理直气壮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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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翅膀（1）
在我办公桌抽屉的最底层，压着的那封两年多前老记者来的信，尽管我经常闭眼不看，但是在我心里它却时刻醒着。
只要是故事，就会有个开头因由。那天把《我被“剽”了》写完，一朋友看后就问我：“怎么你放那文抄公一马的原因一点没写？不可能没有原因的，你这样的脾气绝对不会无端地放过他！”
这话说得不错，我之所以会选择放那人一马的确是有原因的，尽管这个原因对我来说有些挥之不去的酸涩。
2000年3月，我已经在报社当了9个月的实习记者。那时我离毕业还有4个月，但是已经和报社签了协议。当时找研究生部学生处盖章，老师看了一眼有点惊讶地说：“《北京青年报》？它可是很少接受应届毕业生的，而且还是外地生源。”同学们也知道进“北青”很难，所以连实习都很少来这里，我进了“北青”让大家都很惊讶。
我虽然是个很看得开的人，但是旁人的惊讶还是让我有些沾沾自喜。那时我在以前的国内新闻部做机动记者，没有工作量的要求———这些都让我忘了一件事情：我没有翅膀，我只能站在地上。
事情就发生在那种状态之下。4月的一天，编辑布置我采访“修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