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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史读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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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虽然说得好听,理由也相当不错,但可惜的是孙老师屯种所得太少了,每年就十八万两'3',跟辽东每年消耗几百万一比,还不够塞牙缝的!

  在孙老师扩军以后,仅山海关一处的人马和官员,每年光吃喝拉撒就要耗费四百万两,这还不算辽东的其他用度,比如造办军械、官衙建造、等等所耗费的银子,所以区区十八万两的屯种所得,对于整个辽东用度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4'

  其实,如果仅仅是不够塞牙缝那都还不是大问题,毕竟人家孙老师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每年还算是有十八万两的进项,总比没有强吧,可若是再算一笔帐,估计孙老师又得钻地缝了,因为他大搞屯种除了“进项”以外还有“出项”,那就是四年里修建“四十七城堡”的费用(诸如买耕牛、农具这些支持三农建设的暂且不提)。

  之前,王经略都把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了,可93万两也就能修三十七里城墙,按照这个标准来换算,老孙头扛着锄头屯种四年,每年都还风调雨顺,也就能得72万两,只能勉强修二十多里,而据阎会长考证,宁远内城、外城加起来约有十五里长,前屯与宁远相当(锦州比宁远大),若减去这两城,那老孙头剩下的收成所能修的城墙就只有7里多长了(37…15X2=7),如果再由“四十五城堡”来分(47…2=45),那每座城堡连80米城墙都分不到,围成一圈大小也就是一个四合院。

  在明朝边镇修建里,如宁远、前屯这些卫城是可以驻扎好几万军队的,其余各堡城或驻军几百、或驻军一千多不等,所以四合院显然是住不下的。

  另外,这“四十七城堡”并非是孙大人四年“政绩工程”的全部,孙大人的“出项”里还要包括有数以百计的“台”:

  大学士督理军务孙承宗奏:“……自八里铺起历宁远城,堡十有二,台六十有六,抵中左为二百七十里,北偏为边,自铁场堡历永安迤□而东,抵椴木冲锦州界,有边堡二十一座……台一百二十六座,地与西虏为邻。”

  按照孙大人的叙述,自八里铺到宁远与锦州分界处,期间距离是270多里,就设有“台”共计192座(66+126)。而孙大人四年守辽下来,城池台堡并非仅修到宁远为止,孙大人的政绩工程是一路修到了右屯,此处离八里铺起码有400里之遥,所以除“四十七城堡”外,还应有“台”数百座,若照此算来孙大人的政绩工程真可谓浩繁、宏大,只靠老孙头自己扛着锄头的屯种所得是怎么也够不了的,最终还得靠天启这位董事长自己来掏腰包,用自己的私房钱来填。

  皇帝的私房钱叫做“帑金”,孙阁老是皇帝的老师,所以从来不客气,左一个几十万两,右一个十几万两,拿得是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因此孙老师守辽东,除每年有五六百万辽饷花销以外,还有额外的帑金消耗,数目也相当可观。

  不过,钱虽然是花了不少,但效果却不怎么好,孙老师在辽东的种种作为,总结来看就好比是,修了一大堆豪华的厂房,再请上一大票保安来保卫,但厂房里却在糊纸盒,每年的销售收入还不够缴电费的,而保安的工资就更别提了,所以还得不断的追加投资……

  综上所述,这位孙大学士确实是标准的八股文应试教育的产品,文章锦绣、宏大(篇幅确实很长),但算数却不怎么好,经济生活方面就更是一塌糊涂了,连“进项”和“出项”的概念都没有,摊上他去当辽东的CEO也算天启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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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2'【《崇祯长编》卷十三】

  '3'【《崇祯长编》卷十三“其官兵屯田五千余顷,官屯銀一十五万有奇,盐钱利银三万四千有奇,採青省饷部銀十八万。”】

  '4'【《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计每岁山海内外马步兵十一万有奇,本色折色之费,养马草料之费,海运脚价之费,文武将吏班军匠役人等俸薪廪给杂项之费,约共费四百万,此就山海一关十万兵言”】。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十章  童子军和老江湖的差距
在孙阁老的大手笔的折腾下,辽东镇随即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开始的时候军队数量迅速扩充,可是又不敢去与后金接战,但军饷却依然得照付,时间一长便出现了后金一根毛都没有少,而朝廷却有些扛不住了的局面'1'。

  看着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孙老师又提出应改“速战之备”为“久守之谋”,所谓“久守之谋”其实就是在家门口大修城池台堡圈地屯田,其工程浩繁、宏大,不过这些政绩工程完工以后,每年的实际屯种所得却还不够塞牙缝的,而此时天启眼看着就要被军饷逼得当裤子了,无奈之下孙老师又开始搞清汰(减少军队数量)。

  孙大人扩了军又不战,久不出战,又养不起,于是就琢磨屯田,可屯田的收成还不够塞牙缝,所以又想办法裁军,这不是瞎折腾吗?

  当然,《明史》上是不会这么写的,在《明史》里即便是搞砸了锅,孙大人依然是光辉形象。

  
  明史载:“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砲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后叙宁远功,廕子锦衣世千户。”

  
  点评:

  此处仅把老孙头的“政绩工程”拉拉杂杂罗列一堆,而全然不顾朝廷都快被吃垮的事实,这种掐头去尾的忽悠手法在《明史》中屡见不鲜。

  其实,孙大人搞成今天这样无法收拾的局面,早在一个人预料之中,他就是被孙大人撵走的那位辽东经略王在晋。早在孙大人上任之初,王在晋就阐述了自己对战局独到的见解(或者叫预言),其中最为精辟的一段阐述被收录于《明熹宗实录》卷26中:

  
  在晋又题:“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2'

  
  《明熹宗实录》卷26收录的是天启二年九月归档的卷宗,孙承宗也正是这个月来到山海关接手王在晋辽东经略工作的,然而孙阁老未来几年工作的尴尬,却尽在王经略临走时的预言之中。

  王在晋的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的大意是力量不够不能轻言出战(有针对性),第二层则是在说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轻言出战的后果(有预见性)。王在晋认为,如果条件不成熟而轻易言战备战,那是自找麻烦,因为挑起争斗却又无法完结,会遗留下不能了结的局面,而这种无法结束的过程,必然会造成难以为续的消耗(孙大人之症结也)。

  可以说王在晋以一句“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准确的预言了孙阁老瞎折腾而导致的不可收拾之局面。

  之前,孙阁老曾经送给王在晋一顶“沉雄博大之未能”的帽子,而在孙大人搞得不可收拾以后,王同学很幽默回赠给孙阁老一顶“太能沉雄博大”的帽子,并且还附赠了一条“疾不知医”的飘带,曰:

  
  “是其所不满于经臣(王)者,特沉雄博大之未能耳。沉雄所不敢居,而枢辅(孙)任事竟坏于博大,经臣正其对症之药也。疾不知医,枢辅将无自误乎。”'3'

  
  王在晋说,您孙枢辅不是嫌我算不上“沉雄博大”吗?可您老坏事就坏在太能“沉雄博大”了,您的大手笔一出,朝廷都差点让您给吃垮了,呵呵……像我这种不能沉雄博大的人,不正好能弥补您老的缺陷吗?

  以孙、王二人连番掐架来看,孙承宗这类应试教育的产品,跟常在军旅的王在晋一比,那简直就是童子军叫板老江湖,而王同学总结的“疾不知医”也正是孙老师的非常贴切的写照,因此孙阁老在辽东经过折腾一番之后终以“柳河之败”惨淡收场其实并不算是意外,真正意外的是他挺身入局之举,纯属无知者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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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言:“……果由今之道而无变计,即今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六】

  '3'【《三朝辽事实录》卷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一章  张鹤鸣不是辽东经略
明末,

  天启二年

  辽东师溃以后京城一片慌乱,张鹤鸣身为兵部尚书,自然轻松不了,某日张大人心一横,提交了申请,要求亲自去前线视师,朝廷批复下来以后,他准备了些日子,便动身出发了。

  本来,人家张大人主动申请去辽东,然后收拾行李便动身,是一个很连贯且普通的动作,但对于张尚书的申请以及后续动作,御用文人和两位大能都很有看法,他分别们对张大人申请到辽东的职务、态度,以及他抵任之前的作为,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阎会长曰:“张鹤鸣心里害怕,逗留十七日,始抵达山海关。抵关数月,无所作为,以病为由,辞职归里。天启又升宣府巡抚解经邦威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1'

  
  阎会长明确了张大人是因为害怕,所以在抵任之前,故意逗留了十七天。而对于张大人到辽东的职务,阎会长虽然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他叙述中“张鹤鸣辞职归里,天启又升解经邦”的顺序给人的感觉是,张尚书病假回籍了,之后才轮到朝廷点解经邦去经略辽东,这样的说辞自然是把张大人也当成辽东经略了。

  说到这位解经邦,倒是很有些特别,因为他的推辞非常坚决,一而再,再而三的交辞职信,所以最终被朝廷开除公职、永不录用,在解巡抚打包袱回家以后,朝廷才不得不以会推的方式选了王在晋为经略,而王同学登场以后又引出了孙老师。

  就“辽东经略”这个职务而言,从解巡抚,到王同学,再到孙老师,这一条线路各家的认识都比较一致,并无争议,而依照阎会长“张鹤鸣辞职归里,天启又升解经邦”的叙述来理解,这张大人也该进入“辽东经略”之列,而落入此深坑的先后顺序应该是——张、解、王、孙。具体来说,就是张尚书病退了,朝廷又点解巡抚,而解巡抚被开除了,才会推王同学,王同学最后又被孙老师给撵走了。

  不过,如果先后进入坑是“张、解、王、孙”这个顺序,那就无法解释张尚书在王经略上任以后,居然还在山海关喊了两嗓子。张大人的这两嗓子,一次是在议八里铺重城之时吆喝的'2';二次是在他回京复命之前,力挺王经略时所喊的'3'。张尚书这两次有记录的吆喝说明,在解巡抚打包袱回家、王经略上任以后,他老人家都还在山海关活动,并没有如阎会长所述,张大人早就病退回家了。所以,阎会长的说辞与史实不符,解读有误。

  由于,阎会长的说辞跟史实有上述冲突,因此又引出了另外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张尚书的职务是否跟解经邦、王在晋、孙承宗是重叠的,都是经略辽东?当年明月认为,张鹤鸣是接替熊廷弼的,而解经邦是顶替张大人的,张大人、解巡抚走了以后,就轮到了王在晋,这个过程有如接力赛,而“辽东经略”这个深坑就是接力棒。

  
  当年明月:“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鼓励给他鼓劲,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上方宝剑,还亲自送行。

  ……

  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张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

  ……

  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752年)进士。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署部事)。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4'

  
  不过,以史实来看,二位大能的理解恐怕是有些问题。

  首先,《明熹宗实录》上记载张鹤鸣是“自请视师”'5',是主动申请,态度很端正,并非如当年明月所言,张大人是被天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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