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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个履历而言，罗列的都是王同学能拿得出手的职务，其中涉及军务的占去了一大半，其他的还有吏部、刑部，均为尚书，虽说南京吏部尚书有内退之嫌，但崇祯初年的那个刑部尚书却十分的不同凡响。
王同学是崇祯元年三月上任的＇5＇，在他任上有个很棘手的问题，那便是收拾魏忠贤的党羽，当时老魏虽已自裁，但其党羽还多居高位，所以这明显不是个闲差，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让废柴来担当的位置。
再有就是王同学的那个“署部事”的履历也值得一提，这是个很特殊的职位，它的全称是“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相当于一人同时兼任了财政部、国防部、总装备部三个部的第一副部长，估计跟现在的国防科工委管的事儿都差不多了。
说到这里，若稍微仔细掐算一下王同学多个正、副部长的履历——“总理过户、兵、工三部，兵部侍郎、尚书，吏部尚书；刑部尚书”，不难发现在明朝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中，王同学算是担当过正、副部长的，就有五个之多了，因此以王同学这样的履历来看，他若是真个废柴，那起码也得算是个复合型废柴（可能性不大）。
另外，他的履历跨度也非常大，纵横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级别也挺高的，多是副部级以上的高干，光是尚书的“头衔”就能数出五个之多，另加两个侍郎（“署部事”时也是侍郎），可谓“三朝重臣、四朝*”，要真是个废柴，能连续四朝身居高位、要职，那也太玄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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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庸著《袁崇焕评传》】
＇2＇【阎崇年著《袁崇焕传》】
＇3＇【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4＇【《明史》卷二五七王在晋传】
＇5＇【《崇祯长编》卷七崇祯元年三月“南吏部尚书王在晋仍以太子太傅为刑部尚书”】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文韬武略大比拼
具体到军事方面，有关兵部的官职，王同学从外派的巡抚、经略到中央的兵部侍郎、尚书这些要职是全都干过，不过王同学的军旅生涯，还不光只有这些。
明朝的文臣领兵的体制，是“督抚兵备”体系，其中“督、抚”（总督、巡抚）属于高级军职，“兵备”乃属基层军职。在高级军职里王同学干过的有“山东巡抚”和“辽东经略”（“经略”与“总督”属同级＇1＇），而基层的“兵备”（可由“副使”或“佥事”担任的）更是王同学的老本行，王同学在一份奏章中自己曾有过这样的总结：
王在晋题：“……书生未闻军旅，然职始为佥事兼摄沿海四道，与倭寇战于海，获功升级受钦贲，历游楚、浙无非兵事。”＇2＇
从这段奏章内容来看，王同学刚出道的时候是打倭寇的，资格比老，加之后来又分别对付过后金和流寇，期间也顺便跟蒙古部落有交情，资历可谓不浅。
综上所述，王同学在历任了兵备、巡抚、经略、侍郎、尚书这么多军职以后，可以说在明朝“文臣领军”的体系中是实现了全垒打，从基层到中央的要职全都干过，而时间跨度也够长，历时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
所以，如果以王同学军事履历的“丰富度”和“时间跨度”来看，就算他当初是一介文弱书生，在历任了这么多军职以后，即便成不了伟大的军事家，那也不至于废柴到——兵略、胆识、智慧、远略全无的境地（阎会长语＇3＇）。
此外，就时段而言，王同学在上任“辽东经略”之时，他的军旅资历也远高于孙阁老和袁县令。在经略辽东之前，王同学任过兵备是打倭寇的，当过巡抚是提防后金的，到了京城入兵部为侍郎是备经略之选，后来又一度总理三部，同时兼任财政部、国防部、总装备部的第一副部长，负责的是辽东军需供给，可以说当时的王在晋业已是个常在军旅、久历战阵，兵马钱粮、军械造办一切熟络的老江湖了，临危被选去辽东这种险地也不算意外。
可孙阁老和袁县令就差远了，就在王经略被任命之时（天启二年三月＇4＇），孙阁老暂掌兵部不过一个多月＇5＇，而袁县令被派往辽东充其量也就一个多月＇6＇，他们二个人在军职上的时间加到一起不过三个月，这跟历任军职已经三朝的王经略一比，那根本不是一个级别，所以也难怪孙阁老在那场载入史册的掐架中会钻了地缝。
在搞清楚王同学的军旅背景以后，先前几位大能们所说的，什么王同学在掐架之时，根本不懂军事（金大侠语）或者从来没有打过仗（当年明月语）这些话，就显得太不靠谱了，史学研究可不能想当然，万事都要有依据才行。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王同学完全有资格指着孙、袁师徒二人的鼻子说：“书生未闻军旅……”，而这样的评断也是恰如其分的，孙老师奏章里长篇大论、头头是道，而实际操作却一塌糊涂；袁同学放狂言、出风头、小报告样样在行，可是兵略、远见、谋略、智慧等要素就够呛了（这些稍后便可见分晓）。
其实，书生就书生吧，不会打仗，不懂军事，只能在纸上作作门面功夫，有些书卷气倒也正常，不过孙阁老、袁县令二位在《明史》中可是充的“光辉形象”，俗称大能，所以这文、武两样，虽说不能双全，但较之王同学总也不能全废吧？若真的全废了，那王同学客串那片绿叶也真的太难混了，但可惜的是就有那么不幸，他们二位跟王同学一比，攒的墨水也都不够多，尤其是袁县令，差得还很远。
阎会长研究袁崇焕很花功夫，他曾和俞三乐老先生一起出了一本《袁崇焕资料集录》，其中收集了几乎所有有关袁崇焕的资料，从明清的一直到近现代的都有收录，莫乃群的序中评价说：“广求博采，兼收备载，取材丰富，是为前所未有”。其内容虽说丰富是够丰富的，可就是袁崇焕本人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一些诗几首、奏议几疏、议和信几封等等零散的碎片，没有一本成书的著作，而对于后世史学研究来讲，那些碎片除了有助于研究他本人以外，就基本没有什么价值了。
先前，我等草根曾经以为袁崇焕果真打死了努尔哈赤，因而爱新觉罗一家对他是恨之入骨，以至于文字狱期间就把他的书稿全给毁禁了，所以现在才是一片空白。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乾隆还八方打听老袁有没有后人来着，连儿孙都想抱养，根本看不出是祖上有仇，反而像是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一般。
再往后由于老袁名头太大，都想沾光，以至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上显示祖籍在“沈阳地方”的汉军正白旗的袁氏包衣中也有人号称是他的后人（可老袁祖籍广东），还居然写进了《清史稿》＇7＇，说是老袁的遗孤流落到了关外，说得是绘声绘色、有模有样的，不过老袁的妻妾都被崇祯发配到二千里外＇8＇，而且是向南方走的，再怎么发配也不会发配到后金的地盘上去，所以照此来推测，即便有所谓流落关外的，估计也是没有名份的（俗称二奶）。这事情是否属实我们暂且不论，不过依照这样的行情，估计老袁若真有什么书稿也应该不会在禁毁之列，而现在之所以一本都没有，那确实是因为老袁不是那块材料。
孙老师呢当然就不同了，虽然他老人家“武不能定国（招致惨败），文不能安邦（挖空财政）”，但作为“书生”还尚能著书立说，比袁同学一片空白要强出许多。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人家孙老师是教书先生，书生韵味还是很足的，也好编个书稿。
比如，自己的奏疏凑一本，守辽的事迹也算一本，自己的随笔、诗稿也合一本，其他的活儿也揽，如高阳县的县志也算一本（孙大人祖籍高阳），而这个套路在当时也几乎是个惯例，但凡感觉自己有些书卷气的人通常都是如此，也没太多新意，该系列分别对应的是孙大人《督师奏议》、《督师全书》、《高阳集》、《高阳县志》等相传而有之的著作。另外，孙大人似乎官瘾也不小，对为官之道还颇有兴致，相传还有《古今中官志》这样的著作。
而孙老师最为有名的书稿要算《车营百八扣答说合集》了，这是一本记录车营战法、阵法以及练兵方略的书籍，所以对后世具有些研究价值，只不过对于当时，貌似少了些实用价值，因为孙老师在辽东混迹那么些年，战绩实在乏善可陈，就连以“光辉形象”载入史册（明史）的部分，也只有败仗的记载，而没有胜仗的记录（想吹嘘一把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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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史职官二》卷七十三“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有提督，有巡抚，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
＇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
＇3＇【阎崇年著《袁崇焕传》“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
＇4＇【《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升兵部左侍郎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
＇5＇【《明熹宗实录》卷十九“命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6＇【《明熹宗实录》卷十九“升兵部主事袁崇焕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
＇7＇【《清史稿·列传第二百四十七》“富明阿，字治安，袁佳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袁崇焕裔孙。崇焕死，有家属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升参领。”】
＇8＇【《崇祯长编》卷三十七“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第五章 王在晋笔下有三朝
若将孙、袁二位大能攒的这些墨水跟那位因被视作“废柴”而声名狼藉的王同学一比，那就确实显得寒碜了点儿。王同学出生于河南浚县，据浚县的资料介绍，他跟孔子那位高足——子贡是同乡，其一生著作甚丰，有《越镌》、《历代山陵考》、《海防纂要》、《总部疏稿》、《经略抚齐中枢疏》、《龙沙学录》6卷、《通漕类编》9卷、《岱史》、《辽记附述》、《辽评纪要》、《评辽续记》、《兰江集》、《宝善堂集》、《西坡漫稿》、《西湖小草》等＇1＇，涉猎极为广泛。
其中，《越镌》、《海防纂要》、《通漕类编》三本被后世广泛用于研究明代航海、贸易、海关、海防、军械、战阵、经济、地理、航运、船舶、漕运、河渠等方面，这三本书之所以研究价值高，都是因为王同学善于将自己官任上接触到的案例、资料、体制等系统的编纂成书。
《越镌》中详细记载的大量通商案例很是宝贵。
《海防纂要》里除海防理论外，还有戚继光战车中轻车的详细资料，福船、广船的制造方法及其优劣详解＇2＇，显示钓鱼岛、黄麻屿、黄尾屿、赤尾屿在明朝就属于中国版图的海航路线图（针路＇3＇），以及在当时来说还比较新潮的观念——世界。
《通漕类编》则是有关明代漕运、河渠、海运、海道等方面的详细记载。
而王同学最为出彩的著作当属《三朝辽事实录》，此书对后世研究明清鼎革期间的辽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关于明清鼎革的史书文献可谓繁多，《三朝辽事实录》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成书的体例。
在明末清初，修史书的文人很多，有壮志未酬的、有心怀鬼胎的、有文过饰非的、有专供御用的、有指点江山的、有道听途说的、有一泄私愤的，也有扰乱视听的，还有专门跑来凑热闹的（比如朝鲜），反正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些所谓史书一般都没有学术规范，讲求的是要主观不要客观，要的是说辞而不要依据，只要能自圆其说，只要写得高兴，就怎么写都行。
如此的滥竽充数之下，相互抄录也大行其道，一个事情，你抄我的，他再抄你的，别人再抄他的，最后不论是否属实，在大家众口一词之下，大家可互为奥援，即便是造假也能避免“孤证不立”的尴尬，往后时间一长，若再有后人来修史，一看各种“史料”都众口一词，那即便是假的也能成事实，如此修史还不如不修。
以上这些史书的行文体例都很不规范，大多是作者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