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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说：“它已经使用过了，百分之百成功，没有闪失。”
技术专家解释说：“为了你的安全和预防，你在使用这枪之前，可以预先服一粒解毒丸，在开枪后立即打破这个用布袋装好的玻璃瓶，吸入解毒气体，就不会中毒了。”
为了让史塔辛斯基放心，第二天，谢尔盖再次把他召去，那个克格勃军官带了一只狗在那等他，他们三人驾车到了一处森林，观察过附近确实没有外人后，谢尔盖把小狗捆在一棵树旁。那军官交一粒药丸给史塔辛斯基说：“先吃一颗。”接着把枪塞在他手中说：“这枪的保险盖已打开，准备射击吧！”史塔辛斯基吞食了一粒药丸，对着小狗扣动了扳机，枪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小狗也没有叫一声就倒地死去了，史塔辛斯基又遵照命令，打破了一个解毒的玻璃瓶，吸了一口气来解毒，果然安然无恙。
1957年10月9日，史塔辛斯基伪造了一个假身份，飞到了慕尼黑。谢尔盖交代他用10天时间完成任务，谢尔盖说：“你得按时出击，不能迟过18日回来，完成后毁掉那武器，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史塔辛斯基乘法国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往慕尼黑后，用齐格飞·德利格尔的名字在史塔曹斯酒店登记开房。10日的早晨他起床后，吃早餐时吞了一粒解毒丸，穿戴好后，把毒药枪放在大衣内袋，开始去执行杀人任务。
他买了份报纸，站到利比特的办事处对街一个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一面看报纸，一面等待利比特出现。等了7个钟头后，他肯定利比特那天不会再出现了，就回酒店去，因为他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中每一计划好的细节，不得自作主张，上级没有讲过要去找寻或跟踪这人，射击必须在计划的地点，把握不大时就不动声色地等下一次机会，如果10天都没有机会下手就返回柏林。
他等了两天，一直没有机会。第三天早上，10点钟，他看到一个身材短胖的人下了电车，向他这方向慢慢走来了。他立即认出了这个人即是利比特，他忙走进了对面的大厦，走上了二楼。他等到利比特推门进来，从靠右边的楼梯上楼，同时史塔辛斯基从楼梯走下来，他把手枪掏出来，用报纸包住，当他和利比特碰头时，他举起右手，扳动了枪机。几乎是同一秒钟内，利比特往后一仰，从楼梯上翻滚下来。他匆匆走到门边，打破玻璃瓶深吸了一口解药，走出门去，他一步向对面的街走去，一直沿着马路直进荷夫花园，把枪和药瓶扔进小桥下的溪水里去。在他回酒店的途中，看到利比特办事处前围满了人，有警车和急救车。他回到房间，付了房租，搭下一班火车到法兰克福去，到柏林的最后一班客机已经飞走了，他仍用德利格的名字订了一张明天早晨的返美航空公司的机票，当晚就在法兰克福大陆旅馆过夜，他给上级打了一个报告：“在我所知的城市我遇见了我认识的对象，并且向他问候致意，我肯定这问候是成功的。”
10月12日10点40分利比特被发现倒毙在卡尔斯柏拉兹街八号的楼梯旁，经过法医检查剖验，他死于心脏病。
在完成刺杀利比特任务后，史塔辛斯基又执行了很多其他任务。其中较重要的一件是到荷兰的鹿特丹去参加一个乌克兰民族组织创始人的葬礼。他特别留意一辆蓝色的奥普甲必丹型汽车，是慕尼黑牌照的，他所以特别注意它，是似乎以前曾经见过它停泊在慕尼黑的俄国教堂外边，果然不出所料，这车是一个重要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首领斯蒂芬·班达拉的，班达拉演讲完后，坐上汽车走了。史塔辛斯基把所有到会的人都偷拍下来。
1959年4月，史塔辛斯基奉命到莫斯科，向一个克格勃的高级军官格奥尔基汇报他收集的全部材料。
之后，他接到命令，像消灭利比特那样去消灭另外一个目标——班达拉。由于班达拉身上带有武器，身边又有一名保镖，因此克格勃又专门制造了一支双管毒气枪。这支枪可以同时打死两个人。
史塔辛斯基在慕尼黑花了几天时间观察班达拉，有一天他看见班达拉一个人驾车回家，车驶进车房后没有关门，这是一个机会，他迅速向车房冲去，把毒气喷到了班达拉的脸部，只听“扑通”一声，班达拉立刻倒地而死。不过，警方经化验，发现班达拉的脑中有少量的氢氰酸的残留物。
这些只是克格勃使用无声毒气枪杀人的故事。除了这种杀人手段外，克格勃还使用毒伞枪和毒弹。
1978年秋英国的一天，49岁的保加利亚作家兼编剧家马尔科夫，正在等候公共汽车。突然，一名操着非英国口音的男子，用一把雨伞的尖头刺了一下他的大腿。他当时并没有在意，回到办公室以后，他就觉得大腿疼痛难忍，随即被送进了医院。4天之后，他便不幸身亡了。经解剖，在他大腿内找到了一枚直径只有2毫米的超小型弹壳。这个弹壳的成分中90％是白金，10％是铱。弹壳中央有2个直径只有毫米的微细小孔，这是装毒药用的。虽然它只能装2至3毫克的毒药，但由于是剧毒，所以足以致人于死命。
另外，使用放射性毒药，也是克格勃进行谋杀活动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
1957年9月，一位叛逃到西方的间谍霍赫洛夫正在法兰克福参加一次会议，他突然感到不舒服，接着就昏厥过去了。当他开始恢复知觉后，就剧烈呕吐个不停。5天后，他的脸部有吓人的褐色条纹、浅黑的斑点和青紫色的疙瘩，整个脸部完全变形，眼睑里分泌出一种带有粘性的分泌物，血液从毛孔里渗透出来，皮肤变得干燥、皱缩而发红。约摸过了3个星期，病情有所好转，痊愈后，他的头发全部掉光，而且满头留下斑痕，后来毒药学家发现他的病是因为食物中被掺进了铊。这种毒素通过饮食进入身体之后，就完全分解，并以剧烈的辐射渗透他的全身，这使霍赫洛夫差点丧命。
除此之外克格勃还使用另一种杀人武器毒针。所有这些只能说明克格勃的心狠手辣和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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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国绝密情报失窃记
在巴黎郊外奥利机场一个偏远的角落里，一幢低矮的方形混凝土建筑孤零零地坐落在铁丝网的后面，这就是美国的军事信使中心。对美国人来说，它是全欧洲所有的设施中最重要不过的，这里日夜有武装警卫严密地守卫着。每隔两三天，军事信使们就从华盛顿送来绝密文件，在这座建筑物中编目登记，然后锁在钢铁栅栏后面的坚不可摧的钢铁地下室内，直到别的武装人员将它们送到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最后目的地为止。这些机密包括西方的基本防务计划、美国最重要的力量和弱点以及传递最敏感信息的密码系统等。克格勃早就盯着这个信使中心，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取其中的绝密情报，但是却总是苦于无机可乘。不过，由于地下室所藏的机密的强大诱惑力，克格勃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哪怕是极其渺茫的百万分之一的希望。
1952年秋，美军中士罗伯特·李·约翰逊在柏林任文书。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军队的不公正待遇，未得赏识，原因是另一个中士得到了他早已垂涎的提升；另外，他曾告发一个同事的放债骗人，可是上级军官并没有惩罚这个人，因此，约翰逊决定投靠苏联以报复军队。他幻想着自己成为一个著名的叛逃分子，每天晚上从莫斯科电台进行宣传，气得五角大楼干瞪眼，没办法。
约翰逊不知道如何亲自与苏联人联系，就逼迫与自己已经处了4年的女友黑迪去帮忙牵线。克格勃官员劝告约翰逊别到苏联或东德避难，而是继续留在军队里，以便更好地报复军队，具体途径是经常向苏联人提供情报。约翰逊答应了，并要求克格勃教导他怎样做间谍，同时派人在旁边帮助他。由于发现约翰逊是个完全不讲道德、没有任何信仰的人，除了酗酒、赌博和嫖娼外，没有什么别的兴趣，而且智力又比较低下，所以克格勃对他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收罗他只不过是信手拈来而已。
1953年4月，约翰逊信守诺言与黑迪结婚，然后向军队告假到巴伐利亚度蜜月。实际上，他和黑迪进入东柏林后，便乘火车到勃兰登堡城，作为克格勃的客人在那里度蜜月。苏联每天到他们的住处传授间谍活动的基础知识，黑迪被训练成一个交通员，发给她假证件和挖空鞋后跟以便藏胶卷的技巧。
约翰逊夫妇回到柏林不久，27岁的克格勃官员波拉就来为他作长期的“治疗”。波拉就是弗拉基米尔·瓦西列维奇·克里沃舍伊，精通英语并熟悉美国事务，常常被视为美国人，他像对待低智的孩子一样体贴地照顾约翰逊，让他参加秘密会议，得空就彬彬有礼地大献殷勤。对约翰逊的每一次服从都给予奖赏，但从不乱给；对他最轻微的违背指示都给予惩罚，但从不过于严厉。从波拉开始，苏联人对约翰逊都不提政治，也不在意识形态方面激励约翰逊，而是让他形成一种认识，觉得通过苏联人，他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和有价值的人。
在波拉的指导下，约翰逊转到柏林司令部二处（即情报处）做职员。他在那里开始不加选择地拍摄了一大堆非保密文件，并连夜偷运出来。这些对克格勃都是无用的东西。波拉对他说：“我们佩服你的精力，但我们只需要秘密文件。”约翰逊更加卖力，他的办公室在午饭时没有人，他就趁机拍下墙上一张表明苏军在东德部署情况的地图。当他下个月在东柏林见到波拉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可是波拉回答说：“真的，我们并不需要一张美国地图来告诉我们自己的军队在什么地方。”
后来，约翰逊又将自己的好友詹姆斯·艾伦·明特肯鲍中士拉下水。明特肯鲍35岁，身材魁梧强壮，谨小慎微，被同伴们称为“怪物”、“讨厌的家伙。”他俩都是被社会遗弃的、缺乏生活目的和意义的人。奇怪的是，明特肯鲍竟然从心底里十分乐意大力协助约翰逊，帮他猎取有价值的情报，以此反对自己的祖国。一天晚上，他们俩雇了一个妓女，在约翰逊的公寓拍摄一部黄色录像，以便卖给士兵们赚钱。可是妓女的粗哑叫声和酗酒的骚乱声，引起了邻居的反感，他们叫来了警察，警察又通知了军队。次日，反谍报人员讯问了约翰逊和明特肯鲍，并搜查了公寓，不过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约翰逊把录像带装错了，底片全曝光了，于是在被告诫要尊重德国公民之后，两人都获释了。
然而约翰逊惊慌失措，他认定军队是在搜查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就急急忙忙地拉着明特肯鲍去见波拉，准备逃到苏联去。波拉看到约翰逊领着一个陌生人来，十分恼火，在一家咖啡馆里，他愤怒地问道：“这个人是谁？”经约翰逊解释了他与明特肯鲍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以及目前可能被捕的处境。波拉说：“这完全是蠢话，他们如果真的怀疑你，就会控告你，怎么会完全不理你？振作起来，忘掉这些要逃跑的蠢念头。”他又转而命令明特肯鲍：“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你在军队里干什么？你成家没有？你为什么卷到这件事情里来？”
听了一会儿，波拉放下心来，态度变得彬彬有礼，十分温和。他受过专门的训练，敏锐地觉察出明特肯鲍是个同性恋者，这是克格勃乐于发现的一种折磨人的事情。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并不是因为同性恋者容易被讹诈，而是由于克格勃认为，有此毛病的人常常伴随着性格上的错乱失调，使人心情动摇不定，容易受到巧妙的操纵。克格勃耐心地搜寻特殊的同性恋者。这种人在他所处的社会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影响，有自己的地位，但在内心深处却将自己与整个社会隔绝开来。他们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心情十分压抑，也十分孤独，似乎所有的人都看不起自己，整个社会都与自己为敌。他们身上还蕴藏着一种潜在的冲动力，随时准备报复整个社会。对于这种人来说，叛国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进行报复的武器。明特肯鲍正是这种人中的一员。
波拉向明特肯鲍暗示已经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者，并指示他在美国社会中识别出那些同性恋者，同时许诺，在他从军队中解职后，克格勃可能安排他在柏林作古董商。大约6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波拉突然命令他终止同约翰逊的联系，并停止一切冒险活动。克格勃已安排明特肯鲍返回美国承担更复杂、更重要的任务。他们考虑得很长远。
1955年4月，约翰逊被调到法国罗什福尔附近的陆军军需库，临行前他没有参加同波拉已约好的最后一次会晤，更没有约好今后联系的办法。克格勃见他的职务并不重要，也乐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