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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还找到几片碎纸，隐约可见“海伦”和“克拉夫兹”的字样，像是个破碎的信封。很可能是信封放在睡衣的口袋中，和尸体一起进入碎木机内，却没有被完全磨碎。此外，最后还捡到一些类似女用内裤的纤维，经过比对，也证实是属于海伦的。
虽然没有海伦的完整遗骸，但是在我们找到的56块碎骨中，包括了1块头盖骨、1块面颊骨、几块手指骨及几块腿骨；此外，还有2000多根头发，1颗牙齿，1副假牙架，半个指头。总之，我们总共收集到1/1000身体的物证，但是经过5000多项检验证实——这些碎骨都属于同一个人，并且任何人缺乏这些骨骼及肌肉都不可能存活。检察官认为证据充足而逮捕了理查。
理查在刑警拘提时，只不屑地讲了一句话：“你们说人是我杀的，有本事就证实给我看。”
法庭审判
很快就要开庭了。我意识到法庭上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辩护律师问我，假定海伦是被碎木机灭尸的，你将如何证明？
我们的案件重点是碎木机灭尸，要进行比对，必须切碎一具类似的尸体。我们本来下决心以无名尸做试验，却基于人道立场而中止。退而求其次，我们只有改用一头猪，因为人体与猪体有很多相同之处。同时，为避免保护动物组织人士抗议与新闻媒体渲染，我们只有到深山野谷进行实验。
刚开始，我们估计碎木机的弹抛距离是15英尺，我将车子停得远远的，但是，许多刑警好奇心旺盛，都将车停在附近，以图亲眼目睹。
我原来以为100多磅重的猪，至少要花十几分钟才能磨碎。谁知道，开机后一瞬间，轰隆数声，这头大猪居然在2分钟内就灰飞烟灭了。
碎屑弹得老远，周边停车走避不及。接下来两个多星期，这些刑警车上的猪肉碎屑还是清晰可见。
经过比对，碎木机弹出来的猪骨碎片与湖边现场的人骨碎片形状完全一样，呈现多边切割的痕迹。
然而，头发经碎木机切磨后又是什么样子呢？猪鬃与人发完全不一样，不能作为比对标准。穷极生变，实验的前一天，我正在书房里盘算，到哪里找这么多的头发，女儿孝美刚好进来，长发飘逸。我灵机一动跟她说：“孝美，你留短头发比较好看。”
“真的吗？但是妈妈说我留长发比较好看。”
“我是男生，从男生的眼光来看，你留短发会更清爽，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把头发剪得美美的。”我回答道。
“真得？那你就帮我剪短些吧。”她果然中了我的计。
我拿起剪刀，咔嚓几声，就收集到我需要的头发。
第二天，我兴高采烈地正要出门，没想到妙娟一早发现女儿头发剪短了，马上联想到我的实验。她还没来得及问我，我便赶紧驾车离家。
我将孝美的头发放入碎木机内，经过切刀装置绞切的头发果然留下拉扯的痕迹，与湖畔现场收集的头发一模一样。出庭时，在专家证人席上，检察官问到用来作为比对的头发从何而来，当我从实招来时，陪审团都笑了起来。
我出席作证了6天半，经过两个多月的交叉盘问，终于要由陪审团作出裁定。陪审团经过多天的磋商，在裁决的当天中午，一位陪审员午餐后就遁迹无踪，只剩下11位陪审员。法官宣布审判未结束而无效，3个多月的辛劳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这宗无尸的命案涉及前中央情报局人员与外遇事件，审判期间，又传出理查的前妻，一名菲裔女子也凭空失踪未获。经过媒体的详细报道，案情已升高到全国性的关注。此外，海伦家世显赫，这宗谋杀案成了欧洲的头条新闻，康州新镇更扬扬沸沸，无人不晓。在第二次审判前，法官为维护公正裁决，便将审判转移到他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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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重建
1年后，我再次出庭作证。检察官最后问道：“李博士，综合所有证据，你能否推测出海伦被害的经过？”
陪审团听了几天乏味的科学证据分析，现在一听我要重建第一现场、解开谜底时都竖起了耳朵。我一边展示幻灯片，一边述说着海伦的最后一晚：
11月18日晚上7时，克拉夫兹一家吃完了晚餐，保姆出外约会，海伦帮小孩洗澡。
8时，小孩子上床睡觉。海伦到了卧室，换上了她最喜爱的蓝绿色睡衣，顺手将一封信放入睡衣口袋内，准备躺在床上看信。此时，理查进入房间，两人为离婚发生争执，海伦转身不理会理查。
理查顺手拿起重物，可能是球棒，也可能是警用的手电筒，悄悄地走到海伦背后，用力一击。这一击将她打倒跪在地上，理查再补上一击，海伦头部血流如注，并有7点血迹喷到了床边。同时她在重创后头部着地，摩擦到床边，留下了擦抹型血迹。
海伦倒地后，理查将海伦的尸体用床单包起来，放入车库内的冷冻柜内。随后，再用浴室的毛巾清洗地毯上的大片血迹。
第二天，即11月19日清晨，他支开小孩和保姆，开始毁灭证据，先找一辆小卡车拖来先前租好的碎木机，回到家后，将染有血迹的地毯全部卷起丢弃。
然后，19日深夜，他将冰冻的尸体搬上卡车，拿出几个月前购买的电锯，以及车库内的一些木材，开车朝约尔拉湖驶去。
到了湖边，他将碎木机停在一个接近湖中央的空地，先用电锯将海伦的尸体分段锯开。由于尸体已经冻僵，没有任何流动的血液，因而现场没有找到任何血迹。
随后，理查开动碎木机，将肢解的尸体连同一些木材一起放入碎木机内粉碎。碎片被抛到湖中央，但是一些骨头碎片和头发依然留在湖边。
在粉碎完这些证据后，理查将电锯的编号磨掉。然后，将整把电锯丢入湖中。
接着他赶回家，继续毁灭家中所有的证据，并将海伦的汽车停到飞机场，以转移警方的目标……
他满心以为自己是个经过特殊训练的情报人员，而这是一个精心策划、天衣无缝的灭尸计划，但没想到我们能利用科学方法，用身体的1/1000作为证据逮到他。
第二次的审判时间较短些，只进行了1个多月，我作了5天半的专家证人。陪审团经过几个小时的磋商后，很快地作出了裁决。虽然理查始终不肯认罪，但是在这些科学铁证下，陪审员裁定理查谋杀太太海伦的罪名成立，他最后被判50年徒刑。
家人情深（1）
我的祖籍在江苏如皋；世代在当地经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境相当富裕，颇受当地乡亲的尊敬。父亲李浩民继承家业后，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于如皋地区，听人说大上海滩是一个商机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带经营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贸易，生意非常兴隆。
父亲很疼爱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计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亲和母亲李王岸佛原已生了10个子女，1938年我呱呱落地时，已是第十一个。很多人都担心孩子过多家计负担过重，不过，双亲都觉得他们已经习惯带大了这么多个孩子，再多1个也不会太累。
等到我1岁多时，我们便举家从如皋小镇迁到当时被称为“花花世界”的上海。虽然上海的大都会环境对于我们来自小城镇的外来人来说很陌生，但是我们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很愉快。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适，不愁吃穿，母亲忙不过来，还请了佣人帮忙。许多同乡亲友到上海投靠我父亲，我父母待人很友善，热心助人，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因而进进出出的亲朋好友为数众多。
父亲在将我们送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过他总会抽空教我识字，他的管教非常严格，有时我念错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学习时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在他回家考我前，我都设法背得滚瓜烂熟。
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间就过了3年。到了1947年，父亲担心战乱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长，便安排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前往台湾。二哥李政宣早几年已先到台湾经营农场，三哥李昌钢也随后在台湾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他们把我们兄弟姐妹安顿得很好，许多亲友也到台湾投靠我们。父亲定期从上海带钱到台湾，家中十分富裕，母亲和兄长们也十分慷慨地招待这些亲友或同乡，让他们住在我们家中，真可谓“食客数百”。
记得我在9岁的时候，全家人正喜气洋洋地备办着除夕年夜饭，准备在父亲回家后大家一起开心地吃一顿团圆饭。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父亲乘搭的太平轮出事沉没，船上的几百名乘客全都罹难。刚开始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报纸、电台都陆续报道这一消息，称这艘运载几百名乘客及大批黄金的轮船的确在海上出事，无人生还。
这一噩耗来得太突然了，我们都不愿相信，我从来没有看过母亲如此悲伤，她觉得纵使轮船沉没，父亲仍有可能会在轮船沉没时死里逃生，便花大笔钱雇了一架飞机到出事的地区四处搜索，但是没有任结果。
父亲就从此与我们永别了，他为我们编织好的在台发展的美梦也破灭了。原来投靠我们家的亲友同乡纷纷离开，剩下从未出外工作过、年近半百的母亲，带着失去丈夫的创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于异乡陌地里担负起把10多个未成年子女抚育长大的重担。
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能吃苦耐劳的女子。在父亲罹难后，她擦干眼泪，挑起我们这个有十几张口的大家庭重担。家里只有两个哥哥及两个姐姐工作，积蓄又少得可怜。为了养活这么多小孩，母亲起早摸黑，四处奔波，忙里忙外，填饱我们的肚子，替我们安排学校，有时看到别人都有父亲而自己却没有，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母亲却将自己的痛苦掩饰起来，开导我们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她对我们的期望，才能安慰父亲在天之灵。我们兄弟姐妹也理解家中的困境，都会设法帮助家务，或到外面打工以贴补家用。
上海的日子和台北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家里常常缺钱闹穷，饭都吃不饱，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缝缝补补继续穿。用电也是十分节省，为了省电，我们小孩都围在一张圆桌上一起看书做功课，睡觉时间一到，得马上关灯。虽然母亲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她知道父亲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尽管忙里忙外不可开交，只要一有机会她就查问我们的学业。家里没有钱，买东西都要考虑再三，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文具或学费，母亲总是想尽办法去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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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情深（2）
当时我们住在桃园郊区，但上学却在桃园小学，要走很远的一段路。自从父亲过世后，我都没有穿过新鞋，大部分时间都是光着脚。记得我入学那一年，学校不允许学生光着脚上学，虽然当时家里很缺钱，但是母亲还是挪出家人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替我买了双新鞋。我知道这双新鞋得之不易，不愿意将它穿坏，因此我总是在上学时光着脚丫提着鞋子走路到学校，到了校门口才将鞋子穿上，下午一走出校门时又马上脱下来，提着鞋子光脚走回家。就这样，别的同学每年都换一双，而我这双鞋却伴随我很长的日子。
虽然家里经济环境很不好，但母亲对我们的学业要求非常严格。大姐李昌云、三姐李小枫、四姐李昌婉、六姐李昌萍相继到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在大学教书或持家相夫教子。我母亲后来随同三姐搬到美国，我就留在台北跟四姐李昌婉和姐夫林伯安住。因为我在家中年纪尚小，学校成绩平平，母亲在我留学前就一再叮嘱我，要好好读书，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学位，为了不让她担心，我就答应她，一定会念到博士学位。在我求学的生涯中，我的兄姐均花了很多心血照顾我。四哥李昌鑫、五姐李昌霞、六姐李昌萍及两个妹妹李昌如与李昌芷，还有两个侄儿因为年龄相近，所以最谈得来。我们都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一家人。
初中刚开始，住在大姐家里，就读彰化中学，初二转到强恕中学。毕业后考上大同高中。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许多知心朋友。记得当时同班同学吴东明担任班长，他后来担任台湾“国安局”副秘书长；刘平衡在班上担任文艺股长，后来成为著名的画家；我在班上担任风纪股长，后来就走上了警政这条路。
念初中时，我很想当一名篮球运动员，一有空就练习篮球。虽然当时营养不良，发育缓慢，身材瘦小，但仍想争取加入篮球队。教练不想直接拒绝我，便叫我长到米以上再来。我知道自己的身高无法突飞猛进，篮球梦难以实现，便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