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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学者眼里，中印两国经济模式完全可以用传统和现代来区分。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有些武断，甚至含有褒贬色彩，但却不能全盘否定其合理性。时下，印度经济学家习惯把自己的经济与“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联系在一起，如果参考一下统计数据，这似乎并不为过。摩根坍利的数据显示，目前服务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经达一半以上，占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增长的六成，而有形的制造业一直停滞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过，对于印度模式来说，这句话未必准确。因为，以软件、咨询业闻名于世的印度相当“内秀”，很难给人视觉上的冲击。
而中国的经济走的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老路，“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也是需要花大力气才有望实现的远景。近年来中国服务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10年间上升不到2％，而制造业比重一直处在50％的高位且仍在攀升。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高楼大厦使得中国看上去“一天一个样”；神形具备的“世界工厂”以低廉的“中国价格”打遍天下，关于“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是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中国”的感慨也非印度所能比拟。
在微观层面，中印两国经济运行的基础也存在显著差异。印度拥有历史悠久的私营经济部门，自1991年以来市场导向的改革措施进一步提高了私营企业的竞争力，并成为上市公司的绝对主体。近年来，主要大型上市私营公司均取得突出业绩。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早于印度10多年，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仍然没有走上正轨，国有企业控制着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透明程度不等的各式“天花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印经济的增长寓言（2）
‖“龙象模式”之争‖
很多人都注意到，在世界范围内，乐观情绪的焦点正在从中国转向印度。这是近几年国际学术会议上出现的一个明显变化。用复旦大学张军教授的话说，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对中国的现在比对她的未来知道得更多，而印度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这实际上表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其实，就过去的增长记录和当前的发展势头而言，印度比起中国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并且这种差距并未见明显缩小。那么，印度的乐观来自于何处呢？
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印度经济具备了实现长期增长的所有重要条件： 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健全而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在西方看来相当标准的政治框架。经济学原理一再告诉我们： 有了这些，从长期来看，经济是没有理由不增长的。因而，几乎所有人相信，虽然印度脚下的道路并不宽广平坦，但很快她将踏上一条光明大道。考虑到这些，印度当前的经济增长依旧不那么令人振奋，这倒是多少有些令人费解。
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对于中国经济的优秀表现，我们已经找到了多重视角来解释。比如，中国路径作为增量式改革被认为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创新，在体制内的利益未受影响的前提下，体制外实现了迅速增长。因此没有造成生产和福利的大幅下降，改革的成本也比较小，走出了一条一部分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之路。另外一个解释是，中国的成功源自其特殊的分权改革。转轨经济的一个共同经历是经济决策权从集权化的中央向地方分散，也就是说，给予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去追求经济增长，而中国通过构架一种“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使得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表现出罕见的兴趣。
在一般的转型国家中，伴随着经济分权，政治也会出现了民主化和自由化，地方政府官员的去留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当地选民决定的，中央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这就增加了地方政府被地方利益集权“俘获”的可能性。而在中国分权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保留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尤其是通过以经济增长绩效为主要指标的官员考核提拔机制来激励地方官员追求经济增长。因而，中国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着： 为外资提供优越的投资环境和政策优惠、推动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甚至民营化、新建基础设施、经营城市发展……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地方政府缔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浑厚动力。
即便我们能够很好地解释我们过去和现在的高增长，但是对于未来会怎样，我们远没有那么自信。相反，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的经济增长纯属意外。众所周知，中国银行信贷大部分都贷给了国有部门，股市、债市这两大资本市场远未完善，利率尚未市场化；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仍然无法自由流动；土地也不能按照市场原则实现流转。资本、劳动力、土地这三大生产要素都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商品市场呢？地区保护主义的盛行和地区间的产业趋同清晰地表明商品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限制。在国际上，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至今也没有得到许多国家承认。
中印经济的增长寓言（3）
中国这种不完善的体制能否支撑中国经济继续走下去，还能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多久？这绝对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首先，双轨制和增量改革的创新虽然显示出制度变迁对生产力的巨大释放作用，但是一旦这种二元体制制度化，就有可能陷入到一个僵固的社会之中，改革就会因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变得越来越难，未来的制度演进就可能被“轨道锁定”（Locked in）。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强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有可能使得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原因是政府决策虽然效率更高，执行起来也更加雷厉风行，但是犯错误的可能性也更大，并且一旦发现犯错误又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从而出现人为造成的政治经济周期。中国经济不是过冷就是过热的症候不正是有力的佐证吗？而地方政府在这一轮房地产市场行情中所扮演的推动角色也让我们看到经营城市理念背后的隐忧。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转轨经济的大家庭之间正在上演一场经济增长的龟兔赛跑，中国就像那只矫健的兔子。刚开始时它稳稳地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把对手们远远地甩在身后。可是，这个古老故事的结局是否预示着中国的宿命？人们对印度乐观情绪的高涨和对中国担忧的增加绝对是空穴来风。
当然，这只是展示了一种悲观的可能性，历史的发展往往会超越人类的想象。虽然中国转型还没有完成，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正是中国“后发优势”的重要来源： 伴随进一步转型而来的制度完善必将为中国提供更加巨大的增长空间，而眼下中国前进的脚步依然强劲有力。只不过，考虑到上述风险的存在，我们的确需要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思考投入更多。毕竟，谁都不愿意生活在对“未来”的担心之中。
‖把目光投向印度的理由‖
毋庸置疑，在巨大差异的背后，中印两国的基本国情却十分相似： 人口最多（两者人口总量占到世界1/3以上）；历史文化传统悠久厚重；历经漫长的封建社会，并一度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最后经过艰苦的民族斗争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所以，两国从基本相同的起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巨大的差异意味着巨大的学习空间。印度跨越了制造业，把经济直接建立在服务业之上。这种略显独特的发展观虽然隐含着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基础设施落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乏力等。但在许多方面，印度也因此走在了中国的前头。发掘印度发展模式的优势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实际上，印度对“标准”发展模式的偏离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理解。首先，印度到1991年才真正对外开放，此时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初露端倪。其次，印度的精英教育为印度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再次，印度的基础设施阻碍了工业发展，使其转而依赖现代服务业。最后，“绿色革命”在印度发展，并且印度可耕地面积位居世界第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如中国紧迫。
透过现象看本质，印度模式可以归结为三个特点。首先，更少地依赖物质资本。在吸收外资方面，中国远在印度之上，相当于印度的10倍；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也是印度的2倍以上。其次，印度具有优良的制度和“软的”基础设施，对合约和法律的执行非常有效，交易费用接近香港，低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相对发达国家。最后，本土的企业家精神十分活跃，也就拥有更加优良的“气候”和“土壤”。
中国有越来越迫切的理由借鉴印度道路。目前，“节约型”的产业结构使印度能够避免能源、原材料供给约束，有效利用高度国际化的人力资源、信息科技专长和通用英语等有利条件为经济提供了更加合理的上升空间。显然，这正是中国必须转变经济方式的要旨所在。
值得强调的是，良好的制度基础设施对印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印度高效运作的金融体系就是良好制度环境最重要的收获之一。金融自由化是印度十几年前就开始的市场化改革的起点，而中国的金融改革一直举步维艰，远远地落在工业化的后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毕竟，金融的本质就是信用，信用来自法律及其执行、合约及其诚信，这些东西在中国既缺少传统，又缺乏经验。结果，在亚洲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中，只有印度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名列前茅。
这些理由都在提醒我们应该把更多目光投向印度。
从哪里解开中国的高储蓄之谜？（1）
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随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居民储蓄率的迅速攀升。近年来国家开征了20％的利息税，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挡中国人高涨的储蓄热情。2009年底，中国储蓄存款总额突破26万亿元，同比增长接近两成。喜欢储蓄对个人来说也许是传统美德，但对一国经济来说却并非总是好消息。高储蓄引发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与之相连的低利率却刺激着投资，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因而极难平衡，犹如行走于狭窄的刃锋之上。另外，不断累积的存贷差也在银行业形成令人担忧的低效率和金融风险。
高储蓄问题的重要性要求认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在目前的讨论中仍存在一些不妥甚至错误之处，不过现代消费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高储蓄模式的有效视角。
‖未富高储？‖
储蓄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中没有被消费（以及没有被政府购买和用于出口）掉的部分，按主体可分为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前两者合称私人储蓄。其中，家庭储蓄是交纳税收之后可支配收入中扣掉消费剩下的部分，家庭高储蓄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高储蓄现象源于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强烈反差。一方面，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中国仍是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而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这与人们的直觉相悖： 富裕家庭的储蓄倾向（消费倾向）通常高于（低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因为当一个家庭收入很低时，仍然有一部分支出是必须的，结果只能将余下的用于储蓄，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重也会增加。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边际消费（储蓄）倾向递减（增）规律。亚当·斯密说过，对一个家庭成立的道理，对一个国家大概也能成立。因而，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储蓄率通常要低于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
进一步看，1960—1970年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与中国相去甚远。经常拿来与中国比较的是美国。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在4％~5％之间，其中1990—1994年略高为％，但自1999年以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开始大幅下降，甚至变成负值，2005年三季度的储蓄率为％，富裕的美国家庭可谓是过着寅吃卯粮，过度消费的生活。总之，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储蓄上的差异令人震撼。
‖习惯了存钱不花？‖
人们面对这种反差通常的反应是，将这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归结为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即东方文化崇尚节俭而西方文化鼓励冒险。这是一种很方便的做法，并且东亚的经验事实貌似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撑。因为日本、韩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