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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失去出口，经济将会怎样？（2）
事实上，出口/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衡量出口在一国经济中重要性的可靠指标。中国并不是出口/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国家。2006年马来西亚的出口/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接近100％，越南2007年的出口/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超过90％，新加坡甚至达到了201％，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类似。显然，尽管出口/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接近1甚至超过2，但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认为马来西亚的出口部门可与整个国民经济规模等量齐观，或者新加坡的出口部门是其国民经济的两倍。换句话说，假如马来西亚停止任何出口，那么其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会下降为0；同样，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不可能由正转负。因而，出口/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是衡量一国经济对出口依赖程度的合适指标。
要评估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贡献，就必须统一核算口径。当用一个比例表示贡献度时，分子通常是分母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度量口径不一致，出口中有些部分不构成国内生产总值。具体而言，出口数据中的两部分是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需要扣除的。一是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进口部分，比如来料加工产业中的进口部件；二是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在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部分，比如有国内企业提供的原材料。扣除前一部分很好理解。后一部分之所以要扣除，是因为在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时，它们也是不计入的。只有将其扣除，出口数据与国内生产总值才有可比性，并体现出不同出口结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差异。比如，当我们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时，中国出口100万美元的服装只计入其中国内增加值部分，比如10万美元；而美国出口100万美元的软件，其中计入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内增加值可能高达7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同是出口100万美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大相径庭。这是关键点之一。
出口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如果从宏观经济景气周期来看，出口下降可能并不会对当前的经济增长构成重大挑战，因为出口商品中的增加值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算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即便出口在下降为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会维持在较高水平。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假设了“其他条件不变”，也就是说，假定出口下降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其他引擎。这是个在长期里难以成立的苛刻假设。如果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出口的长期萎靡必将会拖累消费、投资等其他部门的增长，并会严重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显然易见，如果没有出口，中国经济的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热门美剧《寻人密探》中有一个理论： 要了解一个失踪的人会去向何方，就要先了解他过去都经历过什么。中国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在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之后，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经济增长保持了良好的势头。此外，两者的波动方向有时也并不一致。在1990年、1997年出口增速加快，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却出现下滑；2007年出口增速下降，而经济增长仍处在上升通道，这意味着出口变动并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除历史数据外，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也很好地说明了问题。危机影响严重的时期，出口持续低迷与经济加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照。200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出口下降；二季度经济复苏明显加快，增长％，出口降幅却增至。这一方面是由于内需尤其是投资的加快增长弥补了外需下降的空白；另一方面也佐证了出口的名义贡献度明显低于其实际贡献度。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一些出口/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更高的经济体也在加速复苏，这进一步表明出口对这些经济体的实际贡献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比如，2009年二季度韩国的增长率达10％，台湾增长更快。这些所谓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出口萎靡的情况下都领先复苏，表明出口的重要性被普遍高估。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同对外开放和出口部门的壮大密不可分，我们的经济成就是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环境中取得的。
经济学家似乎特别在意长短有度。198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德布鲁曾说过，经济学论文应该像女人的裙子一样，短要短到令人感到刺激，长要长到让人感到里面有些实质内容。写论文如此，做研究看问题同样如此。总体而言，跟随全球经济周期的下行，中国经济基本会有所趋冷，但这不会演化成一场灾难。
近10年来，“中国制造”为美国等地区提供大量廉价商品，同时将国际收支盈余借给了美国政府和消费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对中美双方而言，这种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危机同时显示，当出口显著下降时，我们能够通过扩大内需达到保增长和调节内外失衡结构的目标。鉴于实际的出口贡献度明显小于其名义贡献度，中国完全有能力逐步摆脱对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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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为何没能创造自己的需求？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对照中国情况而言，在物品短缺的时期，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那时几乎所有商品都十分紧俏，只要生产出来，就会有市场。但是在今天，许多部门的产能是过剩的，或者供给的弹性很大，这时已经是“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也被称为凯恩斯定理。在起作用了。
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变化。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不在于投资，也不在于政府消费，而在于居民消费。表面上看，危机中的消费给人一种稳步增加的印象。2009年前11个月，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长超过15％，考虑到下降的物价水平，其实际增长率达16％。这一速度是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两倍多，表面上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正在快速提高。
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增速均以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速度增长，但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出现明显下滑。2009年中国的居民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36％，这一比重自1990年以来下降了近15％。多年来，美国的居民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70％左右，欧洲和日本则在50％以上。
仔细辨析可知，社会零售总额数据会通过以下途径高估居民消费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销售给企业、事业、行政单位的零售额，还包括销售给城乡居民建房用的建筑材料，而这两部分均不在居民消费范畴之内。居民建房支出在统计上属于投资。尽管社会零售总额也包括了一些居民消费之外的项目，但总体来看，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要明显低于社会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9年一季度，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但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不到9％。
众多研究将中国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中国的高储蓄。近年来，平均每个中国家庭将其可支配收入的25％用于储蓄，相当于美国家庭储蓄率的6倍，日本的3倍。中国的储蓄率也比亚洲地区的平均储蓄率（用国内生产总值加权）高15个百分点。很多人强调，中国的高储蓄是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现象。这个解释同时也在暗示，中国消费率低是因为收入增长很快，而消费的边际倾向是递减的，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倾向于把更多的钱存起来；还有人强调，中国储蓄率上升还依赖于东亚文化，尤其是强调社会安全网络的不足。
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固然对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水平有帮助，但却难以解释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的储蓄率经历了一个止跌回升的过程，而同期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却基本处于持续下滑状态。
实际上，中国消费率走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下降。统计分析发现，储蓄率的变动只能解释中国近年来消费率明显下滑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占比的下降体现在居民收入的各主要部分上，工资性收入作为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其比重的下滑尤为值得关注，也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中国大概有1亿~亿的劳动人口处于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状态。这阻碍了工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进而导致了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持续下滑。结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从1996年至2005年，共下降了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个和个百分点。
此外，投资性收入的比重和政府转移支付的比重均有所下滑。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明显偏小，纵向比较看，家庭投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近10年来也有显著下滑，这其中利息收入下降是重要诱因。与此同时，中国居民从资本市场上分享公司盈利的渠道也并不通畅。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十分微弱，与国外政府在公共部门庞大的支出相比，中国财政支出中医疗教育支出比重过小，并且多年来没有明显改善。在再分配阶段，居民部门占比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政府部门则上升了个百分点。
危机以来，政策面一直将扩内需、调结构与保增长并行列为政策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也收到了初步成效。归纳看来，短期政策包括更好地改革市场流通渠道，方便供求匹配，并对家电和汽车消费进行补贴；中长期政策包括推进医疗改革、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以期通过构建更好的社会网络来限制预防性储蓄。
鉴于中国经济失衡的严重性以及危机背景下作出调整的必要性，这些措施还显不足。本文分析表明，要提升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有效的途径是收入结构的调整，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多派经济学理论均认为，消费的不足源于社会收入分配的失衡。显然，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就很难有实质性增加。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看上去和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不同在于，乡镇企业或中小企业现在所起到的作用已经下降了。政策面应该放开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业的进入门槛，并改革户籍制度，让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就业并转移到城市。
加快金融改革是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重要性的关键一环。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过于依赖大型工业企业，且多为国有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在国有控股银行享有优惠的融资条件，在市场中居于强势垄断地位。金融深化不仅能够让更多的企业获得发展资金，还能够减少消费者的资金约束。
结构调整的金融深化抓手
全球都在避免因过早退出而再犯错误。众多研究确认，过早退出导致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出现多次探底，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当局也存在类似失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断告诫说，主要经济体提早撤除可能激化全球经济中的弱点，扼杀刚刚展开的复苏。
关于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争议其实并不多。从维护财政平衡的角度主张退出财政刺激方案，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联合国的模型显示，这可能令全球经济再一次陷入衰退，致使公共债务进一步增加。中国的财政状况相对稳健，4万亿投资项目将全面展开，财政扩张步伐并未停止。
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各主要中央银行也还找不到明确的紧缩理由。因为实体经济仍处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下，而货币政策最为关心的通胀，尚不构成重大威胁。相对温和的物价环境支持货币政策退出极度宽松的状态，但适度宽松仍然是必要的。新增信贷应该从2009年的高峰回落，但仍将维持在历史较高的水平上。信贷增长惯性使得信贷急刹车的可行性不大。
在政策保持连续性和全球整体复苏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势头良好。总体而言，“救火式”宏观调控的压力会有所减轻。在政策刺激之后，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通货膨胀，尤其是资产价格膨胀。宏观经济以及企业盈利的持续发展将构成基本面支撑；货币金融环境的相对宽松将构成流动性支撑；而全球范围内的通胀预期和中国的预期或将成为故事性支撑。阿克洛夫和希勒在新著《动物精神》中，把故事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