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选过一次年度“天才数学家”。据说正经搞理工的读了那本刊物，不仅是捧腹大笑，还能起性，所以我经常接到英文求爱信和裸体照片，有男有女，其中有些还不错，但多数很糟糕；危险部位全被炭笔涂掉了。我一封信都不回。对于某些搞同性恋的数学家，我比《花花公子》的玩伴女郎还性感。为此我不止一次起了宰掉小徐的心。但是我也明白，就是倒霉蛋也不能杀人。
我觉得外国的科学家缺少同情心——假如他们和工程师都傻掉，只剩下一些艺术家，我倒想看看他们那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假如毕加索活着，马蒂斯活着，高更和莫奈都活着，我也想看看他们画起柴油机是否比我高明。但是最没有同情心的是小徐这种人。我曾经把炭笔塞到他手里，强迫他画一张画，哪怕是画个鸡蛋也行。但是他就是不接，还笑嘻嘻地说：我不成，我有自知之明。这话又是暗讽，说我们都没有自知之明。
在马蒂斯决定复活，替我来回柴油机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他：他休想得到一点顶用的技术资料。有件事和他死前大不一样：国外所有的技术书刊都以光盘、磁盘的形式出版，而这类东西是禁止进口的，以防夹带了反动或者下流的信息。至于想用计算机终端从国外查点什么，连门都没有。这是因为一切信息，尤其是外国来的信息都是危险的。（opig按：sigh，想想最近的google事件，王二还是很有远见的。）打电话可以，必须说中文，因为有人监听，听见一句外文就掐线。我不知马蒂斯中文说得怎么祥，假如说得不好，就得准备当个哑巴。除此之外，什么材料都是危险品：易燃的、易爆的、坚硬的。危险这个词现在真是太广义了。在这种条件下，让马蒂斯来试试，看他能搞出些什么！
会后小徐对我说：你把你的贝宁木雕结我，我就给你算这道题。我说你妈逼你想什么呢你，又不是我要算这道题。那时候我的脸色大概很难看，吓得他连连后退，过了老半天才敢来找我解释：“老大哥，要是你要算这道题我马上就算，要你什么我是你孙子！”
这时我已经恢复了老大哥的风度，心平气和地说：我不要算这道题，是公家要算这道题。我尽心尽力要把它算出来，这是我的责任，但它毕竟不是我的题。小徐说：只要是公家的题他就不算，这是他的原则。但是他不愿为此得罪老大哥。我说：我怎么会？坚持原则是好事。为了表示我不记恨他，我和他拥抱，吻了他的面颊，这让我觉得有点恶心——这家伙有点娘娘腔。但我既然是老大哥，对所有的人就必须一视同仁。
有关那件木雕，有必要说明几句。那是上大学时非洲同学送我的，底座上刻着歪歪斜斜的中国字：老大哥留念——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个纪念品，其一，它说明我上大学时就是老大哥；其二，它说明有个黑人把我当成黑人。一般来说，我们黄种人总是被黑人当成白人，被白人当成黑人，被自己人不当人，处处不落好。我能被黑人当黑人，足以说明我的品行。这姓徐的竟想把它要走，拿到黑市上卖。只此一举，就说明他要得数盲症了。
开完了数学讨论会后，我坐到绘图桌前，那个穿红毛衣的实习生搬凳子坐在我身边，假装要帮我削铅笔，削了几下又放下了。说实在的，削铅笔不那么容易，刀子钝笔芯糟，假如她只是心里有话要说，那就是糟蹋东西。那孩子悄声对我说：王老师，我会算这道偏微分题。我也悄声说道：别管我们的事——辅导老师没关照你吗？她说：关照过的，但是我的确会算。我不理她（我还要命哪），她还是不走，这叫我心里一动——于是我压低了声音说：读过《1984》？她脸色绯红，低着头不说话。这就是说，读过了。
我们过去都是艺术家，艺术家的品行就是；自己明明很笨，却不肯承认。明明学不会解偏微分方程（我们中间最伟大的天才也只会解几种常微分方程），却总妄想有一天在睡梦中把它解开，然后天不亮就跑到班上来，激动地走来定去，搓手指，把粉笔头碾成粉；好容易等到大家来齐了，才宣布说：亲爱的老大哥，亲爱的同事们，这道题我解出来了！！然后就在黑板上写出证明，大体上和数学教科书上写的一样，只是在讲解时杂有一些比喻，和譬如“操他妈”之类的语气助词，这能使大家都能理解。有了这些比喻和“操他妈”，证明就属于我们了。讲解者在这种时候十分激动并且能得到极大的快感，有一位天才的指挥家在给大家讲解“拉格朗日极值”时倒下去了，发了心肌梗塞，就此一命呜呼。这种死法人人羡慕。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不容易得救盲症。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喜欢女人来帮助我们。当然，有些少数丧失了自尊心的人也会这么干，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关于艺术家不得数盲症的机理，有必要讲得更明确：我们在科技方面十足低能，弄不懂偏微分，所以偏微分才能吸引住我们。假如能弄懂，就会觉得没有意思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太聪明，并且要保持艺术家的狂傲的性情，才能在世界上坚持住。
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以前我有一位同事，是吹萨克管的，是个美男子。因为在十几岁时玩过一阵子无线电，速校毕业后负责电子工程。此人钻研业务到了走火人魔的程度，发誓不把概率论里的大数定理搞明白死不瞑目。因此他就丧失了自尊心。有一回，我们部里来了个小眼镜，她说能证明大致定理，也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居然让美男子听懂了证明。然后他就完全惟小眼镜马首是瞻。听说他们在家里玩一种性游戏：小眼镜穿着黑皮短裙，骑在美男子脖子上。后来她实习期满要调到上级单位时，两人就双双殉情而死——这当然又是小眼镜的主意。刚毕业的女孩子总是对殉情自杀特别感兴趣（她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让我们一块死吧！仿佛只剩下电死吊死还是淹死这样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听她们的，都死了谁来干活？我就接到过多次同死的邀请，都拒绝了，是这么说的：你能调到上面去很好呀，别为这个内疚；我们大男人，不和女孩子争，等等。讲完了，挨个耳光，事情就过去了。这是因为我从来不请教女人数学问题。假如请教过，知道了她们有多聪明——她们的美丽已经是明摆着的了——多半就没有勇气拒绝死亡邀请。这是活下去的诀窍。
有关这个诀窍，必须再说明一遍，因为它很严重。不能问女人科学问题，因为你已经四十多岁了，做了多年科技工作，不植大致定理、不会解偏微分方程，而且得不了数盲症，又有何面目活着？我们都在危险中，所以就不要让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告诉你，你不会的她都会。这是因为你是男高音、画家、诗人，她要得到你。活下去的诀窍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有一句话，我要与大家共勉：好死不如恶活。我的兄弟们，我已经四十八岁了，还有一身病，但还在坚持。
2 0 1 0
5
今天是星期四，也是我四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的一切，都有必要好好总结一下。我像往常一样上班去，天像往常一样黄，自来水像往常一样臭，像往常一样，有人遇到了一道数学题，我们开会讨论，并且像往常一样没有解出来。这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我比往常老了一岁，天比往常更黄了一点，自来水比往常更臭了一点，没有解出的数学题比往常多了一道，一切都比往常更糟糕。我在制止这个恶化的趋势方面竭尽了心力：力图忘掉今天是我生日，力图改进我的柴油机想让它少冒点烟，力图想出一种净水器，力图解出那道数学题，但是全都没有结果。我们技术部里每个人都在力图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第一个问题除外），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他们都比我还笨。只有一个人除外。首先，他可以解出那道数学题，其次，他是学化工的，在水处理方面肯定有办法；最后，他是管燃料的，假如能给我纯净一点的燃料，柴油机就可以少冒一点姻。但是他什么都不干，到班上打一晃，看完了我们的洋相后，就溜出去了，而且是借了我的摩托车。我有确实的情报，他是跑到上级那里去打小报告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是去医院看病——此种搞形说明他很快就会发数盲症。我应该不借他车，但是我不能。他说，他要去看病。而且我是老大哥。
2 0 1 0
1
红毛衣说，她看过《1984》。这是乔治·奥威尔的作品，是一本禁书（现在有很多禁书），因此没有铅印本，但是有无数手抄本，到了工学院的女生人手一本的地步。我的外号就是从书里来的，但这是一种英国式的幽默。禁书就是带有危险性的书，那本书里有个情节，女主人公往男主人公兜里塞了一张条子，昨天就出了这种事，我兜里出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I love you！”，连写法都和书上一模一样，足见看《1984》入了迷。只有一点和书上不同：作为男主人公，我不知是谁塞的。在此之前，我过生日，每个实习生都要吻我，这是一种礼仪。一共两个女孩子。有一个很奔放，简直是在咬我，另一个很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的脸红扑扑，嘴唇很硬，这种情形说明她从未有过性经验，所以应该把她排除在外，但其实真凶就是她。我总算找到我需要的人了。
王二把红毛衣请到家里来喝咖啡——我这样写，是因为当时我正在大公无私的状态——王二有真正的哥伦比亚咖啡，是他哥哥寄来的，不过有年头了，没有香味。但毕竞是真正的咖啡。现在他还给王二寄咖啡，但是总也收不到，因为邮政系统也是一团糟。好在还可以打越洋电话，否则就会和哥哥断掉联系。打越洋电话比国内电话容易得多，拿起听筒摇上几下（现在电话都是人力驳接的了），说：你给我接美国，然后喀喀乱响一阵，就换了声音，“ATNT operator……”，你告诉她对方付款、电话号码，马上就会通。当然，有时也不顺利，接线员朝你大吼一声：美国，美国在哪儿？你只好告诉他往上找，左边第一个，有时他还是找不到，此时就只好骑车奔往电话局，自己来接线，不过这种现象不多。哥哥要给王二打电话就麻烦得多，先接中国，再接河北，再接秦皇岛，再接北戴河；这就要三个钟头。接到北戴河就不能接了，好在此地人人认识王二，半个电话局的人都会出来找他。但是他跑去接电话时，十回里有九回不是他的电话。电话里的人再三道歉说，他想找某人，但是电话局的人不认识某人，并且建议他找王二，王二谁都认识，所以只好找王二传话。这些话越扯越远，就此打住。——红毛衣对王二说：昧真怪。这说明她没喝过真咖啡。喝完了以后，她还是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连杯子也不知往哪里放。这是因为她以前没到单身男人家里做过客——这孩子长着一个圆圆的娃娃脸，很可爱。王二说，把杯子故在桌子上，她就把杯子故到桌子上，与此同时，提醒自己一定要勇敢一些。这屋子里很暖和，墙上挂着挂毯，茶几上有一件鸟木雕，但是看不出雕的是什么。她把手放上去，问王二这是什么。王二说是阳具。她起紧放开手（好像握到了蛇），定了定神，又握住它说：很好玩。此时王二招了招手说，你坐过来。她就坐到王二身边，心里抨抨地跳，但也觉得自己很勇敢。王二抚摸了她的头发，吻了吻她的额头，说道：你很可爱。然后又用一根手指触触她毛衣底下凸起的乳房，然后说：说吧，找我有什么事。那孩子把脸伏在他胸前说：我爱你——我有点恋父情结等等。语不成声。王二哈哈地笑了起来：真奇怪，你们个个都有恋父情结。别逗了，看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于是她坐直了身子，看着王：的脸。王二的眼睛里全是慈爱。于是她不再扭捏，坦言道，她喜欢大胖子。王二说，大胖子有傍肩了，是和平队里的一个金发女郎。后来她又说，喜欢小赵。王二摇摇头说，你对他不合适。再说，他也不需要你。小孙就要到湖边去砸碱了，你肯不肯押他去？她马上就答应了。这说明小说真是有危险的，《1984》就能让一个女孩子情愿担当看守这样危险的工作。只有数盲才能写出毫无危险的小说——那种小说谁都不看，故而无危险。
有关这件事，我还有点需要补充的地方。我当然爱听女孩子对我说；我爱你。但恋父情结之类的话一点都不爱听。她们这样说，当然有她们的道理，但我不爱听也有我的道理。我还什么都没有做呢，怎么就被人看成了个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