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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缓慢行驶在繁忙狭窄的街道，步履匆匆的人们神色疲惫。拐角处树立着各式各样的布告牌，粘贴着可口可乐和香烟的广告和电影海报，风情万种的女演员搂着英俊男人翩翩起舞。残破的楼房门前断枝的树枝、人力车。铺满地面的枯黄树叶。车开得很慢，各式各样的街景缓缓地向后退去，然后慢慢驰离街道，走上乡镇间宽阔的马路。
从宜兰到花莲的路途不近，车子一走上正道，有孩子的母亲打起了毛衣，年轻的查甫郎逗乐俊俏的花旦。车子在山路上颠簸起伏，路边高大的乔木丛林栉比，节节往后退去。天渐阴寒，北风轻拂，带着淡淡的海咸味和厚重的湿气，一年的冬天又即将来临了。我心里怅然若失，似乎一到冬天就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毓敏秀坐在箱子上，静静地望着窗外。我坐在她身后，静静地看着她。分享同一个隐晦的秘密，让我们的关系变得诡异。私下里，她会拿来药酒，像过去她练功受伤我帮她那样，小心翼翼地帮我擦拭，关心我和丁建业的关系。但在人前，除了必要的交流，我们几乎没再说过话，多了一份心照不宣的客气。也许是她无意，也许是我多心，恰是这样的小心翼翼，更让我一厢情愿的认为，我对她也是与众不同的。我的心在疼痛中蠢蠢欲动着，越是被禁忌的爱情，越让人带着一种殉教式的狂热。
天下起蒙蒙细雨，稀稀落落地落在我们身上。连绵冬雨，在宜兰极为普遍。丁建业将车子停在路边，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一张大大的绿色篷布，同几个年轻的武生搭手把篷布架在车顶，扎稳，又重新上路了。
紧留的出口透进来一丝昏暗的光线，从缝隙里漏进来的寒风灌进我们的脖子里，车子摇摇晃晃的，越发让人昏沉。身边的人多数已昏昏睡去。她抱紧双臂，打了一个哈欠。在那个箱子上，她是没办法假寐的。
“秀秀。”我叫她。
她回头看着我，“什么事？”
“还有很久才到花莲，你困了来我这里睡会。”我的位子是车厢的角落。
她犹豫了一会，才小心翼翼地在纵横交错的箱子和道具间跨过来，挤在我身边坐下。那个拥挤的角落，她紧紧地挨着我。
“你靠着我。”我说。
其实我比她矮，但她还是把头轻轻地靠在我肩上。她许是太累了。车子继续沿着山路蜿蜒逶迤前进，我静静的感受着肩头的重量。周围静悄悄的，只有发动机轰轰的轰鸣声，还有偶尔有路过的车辆按喇叭相让的声音，但不多。
我想起北莱镇的演出。那是她第一次野台演出。她浩浩汤汤地带领大家前往北莱，但没有一个人提醒她该带哪些东西。戏班的人七手八脚地拿着自己的东西抢最舒服的位子。她愣愣地看着别人的大包小包，手足无措，连爬上卡车都非常笨拙。后来是明叔吩咐将中间那个大箱子留出来给她坐。她坐在上面唱了歌。那次她什么都没有带，帐子被子都和我共用。我们一起挤在小小的木板床上，看了一夜又一夜的星光。我们有过很多共同患难的日子，我想，但有些我竟然渐渐忘了。人的记忆力消逝的速度真是可怕，也许有一天我会彻底忘记她。这个突然的认知让我很惶恐，我伸手抱住了她，也是那一刻，我决定花莲演出结束后要记录下与她生活的点点滴滴。如果我们足够幸运，一起白头偕老，再拿出来一页一页与她回忆。雨渐渐大了，落在篷布上发出轻微的砰砰声。也许即将到花莲的某一个地方，我昏昏睡去。
醒来的时候，是我靠在她的肩头上。入眼处是一片广阔的叶子焦黄的甘蔗，潜伏在锯齿形的群山下面。她以为我还睡着，伸手替我整理好脖颈处的衣服。我再次闭上眼，听风看雨温情，不想打扰这份偷来的安宁。
到达花莲已是昼尽黄昏，天上挂着浓稠的雾色，几朵浓重不散的云，像天空哭花了的眼睛。顾主已经为我们准备好房间，我们分别入住，养精蓄锐，准备第二天的演出。我不可避免地和丁建业一间房。当天夜里，地动山摇的事发生了。我们睡到迷迷糊糊的时候，剧烈的震动一下子席卷了整个房子，房间里所有小件的东西不停的跳跃、翻倒，连身下的床板都在嘶啦嘶啦地移动。
“地震了。”丁建业惊慌失措地对我说。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跑，但是地板抖动得太厉害了，像波浪一样起伏抖动，跑两步就摔一跤。房子左右摇晃，门窗被撞得发出砰砰的声音，玻璃噼啪碎落在地板上。那感觉就象坐在一部满载的汽车，行驶在一片坑坑洼洼的土地上，剧烈的摇晃着，再后来就坐在一个正在工作的巨型发动机上。耳中不断轰鸣着各种声音，呕吐感袭上喉头，头晕，什么都看不见。丁建业搀着我，跌跌撞撞地跑往那块空地上——那里，原本预留做演出舞台。
地面还在持续不断地晃动，脚步不停地跟着地面移动，但比第一次好了许多。周围陆续有人搀扶着站在我们身边，狼狈不堪。夜色杳杳冥冥，只依稀分辨得远处的山脉和近处的楼房，在夜幕中塌落一角。
“秀秀！”我声嘶力竭地喊，我已经顾忌不到丁建业就在我身边。我努力地搜寻，都没有看到毓敏秀的身影。我一个一个地辨认，都没有看见她。我什么都来不及想，转头就跑回了那座刚逃出来的房子。
“你疯了！你干什么去啊？”丁建业在我身后吼，但周围的声音很大很杂，我耳中轰鸣着，什么都听不见。
那是一座四层楼高很普通的砖混型住宅，是顾主专门为我们准备的。因为时近冬天，我们不可能再随便搭起床板宿在旷野。房顶的瓦砾啪啪地从空中落下来，激起一阵一阵灰尘。墙壁随着剧烈的晃动出现断裂，我想用不了多久这座房子就会化为残垣。也许，我会被埋没其中。我的脚剧烈地疼痛，让我几乎迈不动步伐。我控制不住腹内想要呕吐的感觉。
我叫她，大声地嘶喊，但回答我的只有房顶不断掉落的砖土。房子里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家具，步履维艰。我猜房间里可能没有人，或者说是活人，但找不到我怎么也走不出去。不断地有碎裂的碎土石渣落在我的头顶脸上，无助感淹没了我。
☆、第 44 章
“阿凤！”
天很黑，但我听得出她的声音。
“秀秀。”我喊出来，死亡面前重逢的喜悦让我的声音充满了泥土。
“快出来！”
她在门口。暗黑的天幕里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但就那一点点光，足够支撑我走到她的面前。她半拖半拽地拉着我，我们刚跑出那个房子不远，又一阵剧烈的震动传来，我们摔在一起。那个房子轰隆一声塌落一角，化为瓦砾废墟。在漆黑的夜幕中，裸露出来的钢筋像断了线的木偶稀稀落落地摇摆着。我忘情地抱住她，泪水混着泥土粘住我的眼。我说：“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第一次深切地害怕失去，就算是她当初离开的时候，她结婚的时候，甚至是我结婚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害怕过。因为我知道她就在那里，她健康而快乐地生活着，我们只是没有在一起，有朝一日我们还是会再见。我们缺少的不过是时间而已。但是死亡，剥夺了一切的可能。
她抱着我，愣愣地看着那片废墟。破碎的砖土尘土飞扬，窗棱门框斜插，断裂的木头，依然斜挂着埋了一半的广告牌。满目疮痍。也许再迟一点点，我们都会被永远地埋在下面。地面还在晃动，但好了很多。她说：“没事了。”
“我很害怕。”我说。
“没事了，没事了。”她一直安慰我。我的牙齿在颤抖，但我还是一直说我很害怕，好像说出来恐惧就不会再攫住我的心脏了。我在海边长大，在那个叫北莱的犄角旮旯里的地方，有一片长长的河岸。在夏天，太阳落山的地方会在河面上升起一片火红的霞光，就像一块火红的染剂不小心掉在了海里，涂抹开一片金碧辉煌。那里的河流，还会漂着一只一只散发着腐臭味的死鱼死狗。但那里，从来没有地震，没有海啸。
我们站在那片废墟旁边，我紧紧地揪着她的衣服抱着她。天边现出鱼肚白。余震渐渐止息了，她推开我。她的脸上全是尘埃，头发散乱地落在肩膀上，衣服破损了，有星星点点的血迹。我的脚底开始传来剧烈的疼痛。我的鞋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弄丢了。所有身体上的疼痛和感应一下子回到了我的身上，我的脸开始因疼痛而扭曲。
“你哪里受伤了？”她问我。
我说是我的脚。她蹲下来，我看到她的后背铺满了肮脏的灰尘，印着一道一道皱褶。她让我将手按在她的肩膀上，抬起我的一只脚。其实那样会让我的另一只脚更痛，但我什么也没说。她抬起头望着我，“试试看，还能走路吗？”
她搀扶着我，将我的手臂搭在她的肩膀上，一只手揽着我的腰。她几乎想用尽全将我抱起来，但她如此的瘦削，她也只是一个弱女子，单薄的肩膀不足以支撑起我的重量。我尽量用不受伤的脚尖垫着走，她搀着我走向那片空地。
戏班所有的人都站在那片空地，那里简直就是福地，地面没有裂缝，没有任何造成伤害的事物。她开始清点戏班受伤的人数。丁建业静静地看着我，什么都没说。之后她交代了没受伤的兄弟收拾残局，丁建业背着我，她陪同受伤的兄弟一起去了医院。
包扎完之后，我坐在轮椅上被丁建业推出来，在候诊区见到她。她神情疲惫，一手抱着腹部，时不时地往各个过道上张望。她身上那件布满肮脏褶痕的衣服，星星点点的血迹颜色似乎更深了。
我的轮椅上在充满裂纹的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滑向她。
“二嫂。”丁建业叫她。她笑着回应，没有看我。废墟中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以为她什么都懂。但她没有看我。
“二嫂，你也去看看伤吧，这里我看着就行。”丁建业又说。
她大概真的受伤了，双手一直抱着肚子，犹豫片刻之后将受伤的人员名字告诉丁建业才朝外科的方向走去。就在她的身影即将消失在拐角的时候，我突然大声喊道：“我陪你。”我甚至来不及细想我为何说出这句话，我的轮椅就嘎吱嘎吱地在地板的裂纹间滚过去了。
给她看病的医生长着一张薄薄的嘴唇，瘦长尖脸，很瘦，中年，他用一种有切割感的声音问毓敏秀哪里受伤了，她说她的肚子不舒服，总想要呕吐。他解释说这是地震中很常见的现象，有些人体质特殊，可能在震后还有所影响。但为了谨慎起见，他建议她做全身检查。他喋喋不休说这些的时候，毓敏秀的脸上开始冒出一层薄汗。
“不行，太痛了。”她说，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那医生这才察觉到情况可能有些不同寻常，他起身走到她的身边。她已经痛得不能让他查看受伤的地方了，然后他僵硬的皮鞋撞击地板的声音消失在门口。
“你怎么样？”我问她。她连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想靠近她，但我该死的轮椅根本靠近不了。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她额上冒着冷汗，脸色煞白。她佝偻着身子像一粒缩水的虾米。过了一会，那个医生回来了，还有另外一个女医生和一个护士。他们把她抬到病床上，盖在她身上的白床单一角逶迤游行在匆忙的六只脚间。我想追上去，但我该死的轮椅，我还不习惯操纵它，他们离开了我的视野。
漫长的两个小时零十七分钟，我等在候诊区。丁建业问我什么，我都答不上，我也没心思回答。除了毓敏秀最后那半张痛苦而煞白的侧脸，其他一切都是空白。我的轮椅在破碎陈旧的地板裂纹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不停地走，但怎么都挥散不去那张痛苦而煞白的脸。她怎么可以强忍着痛苦那么长时间！她怎么可以这样无视自己的安全！怎么可以这样自私！她从没有想过这世上还有一个如此的心疼她吗？这怎么可以是不自爱的理由？
我来回地移动我的轮椅，像一只没头苍蝇，不知所措。我忐忑不安，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反常，而丁建业竟那么安静。然后那个瘦高的像竹子一样的医生找到我，他说那个女医生要见我们。在妇科的诊室里，那个女医生问我们是否是毓敏秀的家人。那是40多岁的女人，右脸有一大块暗色的胎记，包住了右眼，使整张脸看上去很诡异。
“我是，”我急切地说，“她怎么了？”
“你别着急，”她抬头看着我，右手不自觉向下压了压，“她很好，很幸运。”似乎为了肯定她说话的内容那只诡异的右眼毫不忌讳地直视我，“她已经怀有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