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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感兴趣，“整个欧洲（英国除外）看来在这个问题上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但欧洲有它的理由，它想象自己由于英国力量的增长威胁到自身而乐于看到英国自我分裂。我希望，我们的谨慎会推迟我们的敌人从我们的冲突得到满足”。
1770年为麻萨诸塞州的事务忙碌了一年，富兰克林在1771—1774年期间每年都出游一次，主要在英国境内观光、访友。1772年4月，阿贝·莫勒列特应舍尔伯恩邀请访英，曾同富兰克林长谈，话题广及商业自由、人口、美洲殖民地、音乐、物理学和美学。一天他们漫步在怀科姆贝的公园，富兰克林说他可以使身旁一条小河中被风吹起的波浪平息下来。说完，他从他们站的地方朝上游走了两百步，向水面作了些魔术式的动作，再用手中的竹杖在空中舞动了几下。果然，水面上的微波平了下来，河水水面平滑，犹如一面镜子。朋友们纷纷惊问这是什么原因，富兰克林微笑着从手中竹杖掏空了的杖心倒了些油出来，告诉他们说，就是向河水中倒些油下去，刚才的奇迹就出现了。
在此之前，丹麦国王克里斯丁七世于1768年8月到10月间来到英国，10月1日同皇家学会的莫尔顿勋爵和富兰克林共餐。
在英国的数年交游，富兰克林结识了不少名士贵胄，他和科学界名人的交往，不仅是出于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领域内的人际、学术交流，更是为了让欧洲学人通过自己了解和认识北美殖民地。在旅英期间，英国皇家学会几乎成了他经常出入的俱乐部，他于1760、1765、1766和1772年4次当选学会参事会成员。
但富兰克林仍是一介平民。他在伦敦有几处固定的活动场所：他不定期地去“狗”酒馆，定期地去“乔治和沃尔杰”酒馆，但他最喜爱的去处是“诚实的辉格党人”俱乐部，该俱乐部每隔一周的星期四活动，活动地点先是在圣保罗教堂院子中的咖啡屋，1772年3月后改在路德格特·希尔的伦敦咖啡屋。富兰克林和他的朋友普莱斯、坎顿、普利斯特里（当他在伦敦时）是该俱乐部最早最忠实的会员。其他会员也是富兰克林的朋友。每到活动日，会员们便聚在一起喝酒，抽烟（但富兰克林不抽烟）、谈话，有时候进行激烈的争论。到9点，大家共进晚餐。
同时，富兰克林也在潜心从事科学研究。
1768年5月10日，普林格尔收到富兰克林写来的一份实验报告，普林格尔粗粗看了几眼，不由得回忆起他们同游荷兰的情景，他记得有人告诉他们说运河里的船在运河里水位低的时候航行，船速比水位高的时候慢得多。富兰克林写来的就是关于船速在深水和浅水中的差异的实验报告。
富兰克林写道，“我们回到英国以后，正如往常一样，我碰巧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问那些船夫说，他们是否感觉到在浅水和在深水中划船有什么不同。我发现他们全都这样说，事实上，那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有哪些不同，他们的说法却各有不同”。富兰克林的解释是运河中的船“在它的航程中必须一次次地将相当于它的船底在水中所占的同样体积的水排往它后面去；水在这样移动的时候必须经过船的两侧和船底再到船身的后面去；如果船底的水的这种移动受到水浅的阻碍，更多的水必将流经船的两侧，并且流速也会急一些，这就使船行进的速度放慢，如同在向相反方向移动；或者，船前行时，船后的水位变得比船前水位要低，船被它前面由水位之差异造成的水的重量压向后退，由于要不断克服这一重量，船的移动便减缓了”。
富兰克林不仅仅分析了这种现象，他还将其付诸实验。他准备了一只水槽，水槽内部的长、宽、高分别为1/4英尺、6英寸和6英寸，里面盛上水，水面离水槽边缘半英寸，这代表一条运河。再制作了一只船的模型，6英寸长，2．25英寸宽，1．25英寸深，船头的一端系一条丝带，另一头安上一个直径为一英寸的铜滑轮，用一个一先令的钱币用带子坠在水槽的一头，穿过滑轮便可牵引小船匀速前进。富兰克林在船前进时，数数记下在不同水深时所用的时间——当时没有带秒针的表，得出的结果是当水深1又1/2英寸时，船速为101；当水深2英寸时，船速为89，当水深4又1/2英寸时，船速则减少到79。它表明，在深水或浅水中行船，船速之差距是相当明显的。
那年复末，在忙着一年一度的旅行之余，富兰克林的研究方向又急剧而又自如地转向语音学和拼写改革。
富兰克林分析了英语的语音，认为在英文字母中有6个字母是多余的，即c，j，q，w，x，y，因为它们完全可以用其他字母代替。他相应地制定了一套新的字母表，在1779年发表问世。他的《关于新字母表和改革拼音模式的计划》一书没有完成，但他所作的语言分析像从那以后人们所作过的一样是基本的，尽管还不够详尽。他对拼音的改革是从企图改变当时书面语言阻碍了英语语言的发展，语言被文字拉了后腿的现状出发的。他的改革计划将是革命性的，也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
1769年，富兰克林当选了美洲哲学学会会长后，发表了他的修订过的第4版《电学实验与观察》，内中增加了《哲学题目信札集》，是写给多位亲友的信件，内容涉及包括植物学在内的多个学科。后来，该书于1772年12月被巴尔杜·杜勃格译为法文，在1773年7月出版。
1772年，富兰克林受到军械局的咨询，内容是关于如何保护设在普特弗利特的军火库不遭雷击。5月28日，富兰克林登门造访，并建议他们用避雷针。3年前，曾遵照他的建议在圣保罗教堂顶上安装过一枚。问题提交皇家学会解决，皇家学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解决此事，富兰克林是委员之一。8月21日，富兰克林起草了一份报告，外加一份长篇解释。但是，曾为富兰克林画肖像的电学家威尔逊却反对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大多数委员提议用尖头避雷针，而威尔逊认为尖头避雷针会把雷电引到军火库来，钝头的避雷针更合适。最后，尖头避雷针被采用了，但威尔逊却出版了一些反对这一做法的气极败坏的小册子。富兰克林拒绝对它们作出还击。在美国革命爆发后，火药库被雷电击中，尽管没有被毁坏。乔治三世马上站到威尔逊一边，并命令在军火库和他的王宫都装上钝头避雷针，似乎是要以此来鄙薄“反叛的”富兰克林。
皇家学会会长普林格尔由于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支持乔治三世，反而指出这是偏见，他被迫辞去了皇家学会会长一职，并被解除了御医的职务。
1773年，富兰克林感兴趣的两个主要研究课题是感冒和油对有浪的水面的作用。
对前一题目，他通过观察自己的切身经历，尽管他在他那个时代不可能听说到“病毒”的字眼，他已怀疑得感冒往往不是因为受凉，而是由于和生病的人密切接触，通过某种“质地特别的空气”而感染的。
至于油对波浪的平息作用，富兰克林不满足于前一年在怀科姆贝的小型实验，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验，以证实这一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富兰克林对此感兴趣，要追溯到1757年乘船前往伦敦的海途中，他发现有两艘海船在放出污水后的那片海面比附近海面平滑得多。当时，他乘坐的那艘船上的船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排放出来的脏水中的油污起了作用。这一解释使富兰克林联想到幼时读过的书中，普林尼①曾说他那个时代的水手在遭遇狂风暴雨时，为了平息海上的巨浪，往往向海里倾倒油脂。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决心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他在克莱帕姆的一个半英亩的池塘中的实验获得了成功，用一茶匙油便平息了整个池塘的波浪。而后，他便准备在海上进行一次大规模实验。
10月中，富兰克林偕同三名皇家学会会员来到了朴茨茅斯，在一个刮风的日子里，乘坐一只大艇②和一只驳船从哈斯拉尔医院和吉尔凯克尔附近的一个地方之间驶离海岸14英里，他们一行中的一组人在吉尔凯克尔附近那地方留在大艇的对岸，以便观察海浪并作记录，另一组人乘驳船从大艇迎风驶出到距大艇也是14英里处，然后向海面倒油。但是，这次实验的主要方面未能成功，因为从岸上没有观察到覆盖了油的海面与附近海面有什么不同。然而在大艇上的人们包括富兰克林，却观察到倒油的驳船处到大艇之间出现了一整块平静的海面——
①普林尼（23—79年），古罗马学者。
②大艇，商船上最大的艇。
富兰克林为了有利于未来的实验，这样对失败作了解释：一是海水受风的作用而起波浪，风的作用会持续不断影响海水；二是时间长一些，效果可能明显一些；三是倒出的油数量可能不够。这些结论是在详细分析了海水在风的推动下涌起波浪的原理后作出的。
富兰克林的这篇报告在皇家学会宣读以后，于1774年6月2日发表在学会的《会议记录》上。11月，它又在巴黎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从这家刊物，它被译为荷兰文。这一实验后来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里顿的小范围的实验中获得成功，但都没有达到富兰克林的“大范围实验”的规模。
在这一时期（1772年8月），富兰克林被法国皇家科学院接纳为“外国会员”。
★“赫金森信札”事件
与富兰克林在英国乃至欧洲的学术圈子里广交朋友、声名大长同时，英国政界的最高当局英王和内阁对他却怀有另一种感情。
他们看出，这个美洲殖民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向他们申言殖民地人民的权利，英国政府的任何政策凡涉及北美殖民地利益者，都会使他警觉并积极采取行动，或游说于各方面要人家中，或撰稿于报刊动员公众舆论，措辞尽管永远不失分寸，却绝不让步。此外，内阁中近来颇受英王宠信的诺思勋爵是希尔斯伯罗的朋友，希尔斯伯罗对富兰克林的仇恨心理以及为朋友鸣不平的愿望都影响了诺思对富兰克林的个人观感。英国当权者决心要将富兰克林从英国政坛和英美事务中驱除出去，问题是需要时机。
1773—1774年之际，机会出现了，这就是当时颇为轰动的“赫金森信札”事件。
“赫金森信札”指的是麻萨诸塞州州长托马斯·赫金森于1768—1769年写的6封信和首席检察官安德鲁·奥利佛于1767—1769年写的4封信，收信人看来是在格兰维尔和诺思手下工作的英国官员托马斯·惠特利。赫金森和奥利佛身为麻萨诸塞人，却讨厌并破坏当地的民众组织，在1765—1766年期间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斗争中，波士顿的人民群众一怒之下，毁坏了他们的房屋。不久后身任副州长的赫金森和任州秘书的奥利佛在给英国官方的信中多次建议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实行高压政策，赫金森认为“必须对所谓英国式自由来一番改变”，奥利佛则主张“王室的官员应制定独立于州议会”的措施，等等。他们的信寄达惠特利手中后，被转呈格兰维尔、诺思等内阁大臣，他们的建议和主张对1768—
1769年英国当局对北美殖民地的高压政策势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证实了波士顿反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塞缪尔·亚当斯关于殖民地内部一些有地位的人如赫金森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最高当局有秘密通信联系的怀疑。
这些信被一些内阁大臣阅过后，因为托马斯·惠特利已于1770年6月死去，所以没有还给惠特利，而且落到其他人手中。这些人把它们转到了富兰克林手中。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富兰克林为了信守诺言，始终没有披露。
富兰克林拿到这些信看了以后，认为应该让麻萨诸塞的领导人知道信中的内容，以便让殖民地人民了解他们的斗争目标应该对准谁，让反抗斗争逐步升级的北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群众意识到英王和英国内阁是误信了这些人的报告和建议，才对殖民地使用镇压手段的。归根结底，富兰克林的目的是让双方消除“误会”，以保持英帝国的联合与统一。这样，富兰克林在1772年12月2日给库辛的信中谈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并将10封信的原件寄回了波士顿。
在此事事发之前，英国内阁对富兰克林日益怀有敌意。1773年7月的一天，富兰克林在他的朋友、英国邮政总监勒·迪斯宾塞家作客，诺思也在那里。富兰克林后来写信告诉他的儿子说，“我们一起参加朋友们的谈话，一道吃饭，可总共说了不过三句话”。但富兰克林不会在这样有意的冷淡面前退缩，他维护北美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