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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返回费城的途中在罗德艾兰稍事停留。5月份，他已得知，他的姐妹简离开波士顿到沃里克去了，猜想她一定和凯瑟琳·格林在一起。富兰克林已向那里给她写了信。不久，他收到了回信，是简和凯瑟琳一块儿写的，凯瑟琳自称是“你终生的亲切的朋友”。而现在，富兰克林终于和他最喜欢的姐妹及最亲爱的朋友在一起了。在这次愉快的相聚之后，富兰克林带着凯瑟琳10岁的儿子雷一道登程而去，雷将在费城入学。
短暂的轻松之后，是繁重忙碌的工作。
富兰克林在启程去坎布里奇之前当选了宾州议会议员，11月15日他回到费城时，议会正在开会；在大陆会议方面，11月16日他受命安排两艘快船运送邮件；第二天，他被选入委员会处理殖民地俘获的敌船和货物；23日，被派入一委员会处置那些拒绝接受大陆币的人；29日，他受命加入了一个秘密的5人委员会，任务是“和我们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世界其他各地的朋友们进行通信联系”，即处理外务。此即美国国务部门的前身。
一年多以来，为数不少的北美殖民地人士谈到和欧洲国家交好以利于削弱英国力量。到11月底，大陆会议才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当时，战争的形势十分严峻：英军在6月焚毁了查尔斯顿，10月，又焚毁了法尔茅斯。还有消息说，英国当局已雇佣了不伦瑞克和黑森的德意志军队来镇压“叛乱”。于是，大陆会议也开始寻求外援。最有希望的外援是欧洲大陆的强国法国。
法国早就在关注北美英国殖民地的局势和大陆会议的情况。几天以后，一名法国密使阿夏德·德·邦弗洛尔来到费城。他先设法认识了富兰克林，然后通过富兰克林和其他委员结识了。他们在夜里碰头，每一个人都单独地、秘密地到达会面地点。尽管邦弗洛尔只受到口头指示，他却是奉法国外交大臣弗尔仁尼之命来的。他受权向殖民地领导人传递这样的希望，即殖民地可能独立，将贸易权交给法国。
委员会在和邦弗洛尔的三次会面中，力图使他相信大陆会议正在下决心独立。邦弗洛尔于28日也就这样报告给弗尔仁尼了。实际上，这时的大陆会议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在不能确信可以得到外援的情况下，殖民地不能宣布独立；可只有在宣布独立后才能保证得到法国的援助。
这时的秘密通信委员会，既没有贸然从事，更不能无所作为。于是，他们谨慎而策略地走了一步：12月12日，他们联名给在伦敦的阿瑟·李写了一封信，指示他了解一下各大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态度如何，并交给他200镑作为活动经费。早期外交通信的大部分工作落在富兰克林一人身上，因为他在欧洲有朋友，在这以前的一些场合，已经相互通过信。
这一时期，富兰克林和欧洲朋友的通信联系没有中断。7月5日，富兰克林写了那封给他的老友斯特拉汉的著名的信。当时，斯特拉汉——尽管仍是富兰克林的忠实朋友——已把美洲人看做是反叛者。因而，富兰克林在信中写道，“斯特拉汉先生，你是英国议会议员，是那些决定要毁灭我们国土的多数派之一。你们已经开始焚烧我们的城镇，杀害我们的人民。看看你们的双手吧，它们沾染了你们同胞的鲜血！你我为多年老友，但现在你是我的敌人，我是你的敌人。本·富兰克林。”
这封信始终没有发出。两天后，富兰克林写了一封友好的信，也得到了友好的回信。显然，一想到列克星敦和般克山，一想到他的朋友投票通过的法案、措施导致了这些战斗，他的笔下便出现了愤怒感情的激流，纸上也就写出了谴责和控诉，但抑制了这股感情时，一些通常写信的套语和冷淡的陈述句便代替了先前的感情奔放。
12月12日，他给布尔本的唐·加布利尔写信。这位亲王曾通过西班牙驻伦敦大使，送给富兰克林一部精装的塞勒斯特①的著作。在信中，富兰克林巧妙地将他的注意力引到北美殖民地——西班牙属佛罗里达的紧邻——上来：“或许，……刚刚发表的我们的美洲大陆会议的议程，会在您的朝廷中受到一些注意。所以我有幸在此向殿下呈上一册，附有一些记述近来有利于我们的一些成功的文件。……我很老了，很难希望看到目前这场伟大抗争的结局；但瞻望前途，我想我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此地崛起，它的利益使它将和西班牙（它们的领土相邻）结成紧密而坚定的同盟，站起来了的它不仅将使它的人民生活在和平之中，而且要驱除一切欧洲强国的军队”——
①塞勒斯特（公元前86—前34年），罗马历史学家。
他给曾从荷兰赠送给他一些书籍的朋友查尔斯·威廉·弗雷德里克·杜马写信，不久又给翻译并出版过自己著作的巴尔杜·杜勃格写信，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关于和外国结盟的可能性的信息，希望他们向当权人士建议同美洲贸易的价值，推荐美洲人急需的军事人才。当然，所有这些必须极其秘密地进行，因为英国的巡洋舰就在海面游弋拦截。
杜马和杜勃格没有辜负富兰克林的厚望。他们立即就投身于美洲殖民地的事业中来了，杜马还成了大陆会议驻荷兰的正式观察员。但他们的消息在几个月以后才到达大陆会议。在那以前，大陆会议犹豫了一段时间后，3月3日表决通过决议，派西勒斯·迪安——康涅狄格新近派出的会议代表——任驻法国或任何其他可以向联合殖民地提供援助、愿意和它友好通商的国家的大陆会议代表。迪安随身携带了富兰克林为他写的介绍信（一份外交书信的代表作）和富兰克林写给巴黎所有朋友的信。
富兰克林将要投身于之的美国外交事业就此开始了。
★“不可能再回英帝国”
1776年2月27日，富兰克林辞去了宾州公安委员会和宾州会议中担任的职务，这是因为他忙于大陆会议和众多新委员会的工作使他的眼睛过于疲劳，夜里不能写东西，也因为在冬季的几个月中，富兰克林已无暇兼顾这两方面的事务。他已经于15日接受了大陆会议的委派，前往加拿大争取法属加拿大人对英国殖民地的支援。
当时，加拿大的事务如同一团乱麻。只要英军据有魁北克，驻守在圣劳伦斯的各个堡垒中，便总会威胁到联合殖民地的事业。因为他们可以沿河上溯到张伯伦湖、乔治湖，然后顺哈德逊河直捣纽约。华盛顿曾派遣两支轻装部队开往加拿大，但在进攻魁北克时遭到失败，蒙哥马利战死。尽管本尼迪克特·阿诺尔德的部队留驻那里牵制魁北克的英军，但他的军队现有的装备不足以度过加拿大的冬季。在疾病、寒冷、饥饿威胁下，军纪涣散的士兵对法裔加拿大居民时有骚扰。这支军队的所作所为打乱了大陆会议对加拿大的战略考虑。
1775年，当大陆会议敦劝法裔加拿大人参加革命时，当年英国殖民地居民由于反对1774年的魁北克法案而对天主教会持有的偏激态度和做法，还使这些加拿大人记忆犹新。这些居民得以从法国贵族的统治下改归英国人管辖，已经感到满足了。他们大都是农民——各种各样的农民，但他们中的领袖都不同情英国殖民地的人，或不相信他们的诺言。2月14日，富兰克林的外务委员会报告说应当派出代表向当地居民对时局作些解释。这就是富兰克林此行所负使命的由来。和他同行的有三人，其中只有塞缪尔·蔡斯是大陆会议成员，查尔斯·卡罗尔作为第三代表，是一位富有而且有影响的天主教徒。约翰·卡罗尔，一位天主教牧师，作为使团的副手一同前往。两位卡罗尔都是在法国受的教育。
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赴加拿大使团上路了。他们一路行至纽约——波士顿被英军劫掠一空，华盛顿的司令部已迁往纽约，两天后又乘船前往奥尔巴尼。第二天，在经过圣安东尼斯诺斯时，一阵暴风撕裂了他们的主帆。航行了一夜后，他们在早晨才抵达奥尔巴尼。纽约大陆军司令菲利普·斯凯勒迎接了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了离城一英里远的他的住处，然后吃饭、休息。在奥尔巴尼停留了两天，4月9日，他们和斯凯勒一家一同出发，乘车向斯凯勒的驻地萨拉托加而去。
萨拉托加正是银装素裹，积雪深达6英寸。使团在那里住了1个星期，跻身于当地的社交活动中。只有富兰克林感到疲惫不堪。他于15日写道：“我正在前往加拿大的途中，被湖面的现状——湖上那些不化的冰阻塞了航道所滞留。我开始担忧，以我的年龄，我是承担了力不从心的使命。因此我坐下来给几位朋友写信，用诀别的方式写信”。当时，他已70岁了，其他几名成员最年长的也不过四十出头。
翌日，他又和同伴们一道出发了，他们将深入到他未曾涉足的美洲那蛮荒的不毛之地。他们吃力地划着船，溯哈德逊河而上，4小时只前进了7英里。当晚，他们宿于爱德华堡的一家边境小店。
在前往乔治堡的途中，17日，他们接到斯凯勒派人送来的一封短信，信中说湖面仍未开冻，请他们在爱德华堡和乔治堡之间半路上的温酒店宿夜。他们照斯凯勒说的做了。斯凯勒业已离开萨拉托加，走在他们前面了。他已经和他的司令部到达乔治堡。但他病了。
次日中午时分，使团离开了温酒店，同斯凯勒会合，乘上笨重的敞篷平底船，一路奋力破冰前行。白天，他们在感到饿时就登岸生火取暖、煮茶、吃干粮；夜里他们有的宿在林中，有的住在船上，幸亏他们有先见之明，带了轻便的床。经历了这样冗长的跋涉搬运之后，使团于25日已航行在张伯伦湖上。27日下午，他们来到圣约翰，走过一段崎岖不平的陆路，在圣劳伦斯重又下湖航行。29日抵达蒙特利尔，他们受到现在已晋升为将军的阿诺尔德的迎接，碉堡中的火炮鸣放礼炮，向“以著名的富兰克林博士为首的尊敬的大陆会议委员会”致敬。
从和阿诺尔德于30日进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富兰克林就觉察到自己所负的使命不可能成功。这个省的法裔天主教徒的敌意难以消除，而在不超过400名的英裔新教徒中，至少一半是效忠派分子，其余的也不可能站到反对英王政府的立场上来。因为对他们来说，联合殖民地的入侵者既无金钱，更无信义可言。听了这些，富兰克林将自己私人的钱借给阿诺尔德353镑金币。
不久，消息传到蒙特列尔说，海路来的英军增援部队将于5月6日开抵魁北克。阿诺尔德这支大陆军的处境已十分险恶，它将被驱逐出加拿大，像在前一年的6月那样。这时，富兰克林身上长了疱疹，疼痛不已，双腿浮肿，行走不便。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立即返回费城，认为在那里自己还能发挥一点作用。5月11日他启程返回。约翰·卡罗尔于次日也到了圣约翰，然后两人再从那里到奥尔巴尼去。
从奥尔巴尼，在斯凯勒将军的安排下，他们从陆路返回费城。
这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损害了富兰克林原本强健的身体。“我发现我一天比一天更虚弱了”，回到纽约后，他在给另两名使者的信中写道，“如果不是卡罗尔先生友善的帮助和悉心的照料，我想我是难以支撑着走完那么远的路的”。8年以后，由于富兰克林的推荐，教皇农西奥授与约翰·卡罗尔以总主教之职。卡罗尔成为美国的首任总主教。
回到费城以后，富兰克林逐渐地康复了，但他的痛风病，“使我从你上次离开我们后一直没有参与大陆会议和大家的工作，因此对发生的事知之甚少，只知道正在酝酿起草一份独立宣言”，他在6月21日写信这样告诉华盛顿。
在革命战争的进程中，北美殖民地的各阶层人民的思想意识里，“独立”这两个字日渐变得鲜明，变得突出了。1月10日，托马斯·潘恩——当时是费城的一名记者——发表了他的《常识》，像一声嘹亮的号角，穿破人们思想中尚存的疑云惑雾，直贯云天，使独立的观念在整个“大陆”的大地上不胫而走，植入了革命人民的脑海。一个新的国家即将诞生。
这时，英国议会颁布了绝对封锁令，禁止任何国家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以及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消息传来，大陆会议针锋相对地宣布，北美殖民地的港口向所有国家开放，除了英国以外。同时，始自北卡罗来纳（4月12日）的各殖民地纷纷向他们在大陆会议的代表发出指令，投票赞成独立。
尽管富兰克林和亚当斯、杰斐逊同为最早、也是最坚决地主张殖民地与英国决裂的会议代表，可是在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