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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陈国俊，比我矮一点，胖乎乎的，在南小街住，离我家挺近。他们院子里也有一帮小朋友，我经常跟他们一起玩，小朋友给他起的外号叫“花脸”，因为他小时候也爱哭，脸上常被泪水和泥抹成了花脸。在课间休息时，我们常在学校沙坑里摔跤。
初三的语文课老师是王广成先生，他是个很幽默的人。有一次，我们在体操垫子上比着翻跟斗。王先生正好抱着讲义路过，他见我们玩得挺热闹，就把讲义往地下一放，躺在垫子上来了个漂亮的“鲤鱼打挺”，稳稳地站住以后，脸上还做了个挑战的表情。我们给他大声叫好之后，也纷纷躺在垫子上模仿他的动作。
以前，我的作文在课堂上经常完不成，要回家写好了再补交。有一次我在家正为没写完的作文发愁时，忽然想到自己学抖空筝的故事：小时候我曾赖在商店里哭着要我妈买空竹，买回家以后又为抖空筝连饭也不吃；等抖转了以后，又到院里去和吴超明大哥哥一起玩的情形。也许是有感而发的吧，结果王先生竟然表扬我写得很生动，还把我的作文拿到全年级各个班去念。有同学发现我的结尾段有的句子是从《西游记》里抄来的。王先生说：“彭安鸽能借用名著里的名句，他抄得好！”
第二次作文题目是《一件小事》，我写了一篇帮同学理发的真事，又被王先生拿到各班去念。第三次出的题目是《春雨》之类的，我实在想不出写什么好了，就把《一件小事》改头换面之后交了，没想到王先生还是当范文在各班上念了。有同学说我是抄的，王先生又说：“抄得好！你们升高中的考试现在就要做好准备了。到时候不要光靠临场发挥，最好多预备几篇好的作文。在考场上就不会慌了……”
⒌ 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4）
1963年我的初中毕业考试考得很好，不仅语文、数学得了高分，物理和化学还得了全年级第一：一个98分，一个99分。
但是，升学考试的气氛很紧张。我语文、政治都考得不错，我的作文还真的是用《一件小事》改的。可是，数学却错了两道题。我至今记得还很清楚，其中那道大题就是因为画错了几何题的辅助线。我没有考上五中，但也考上北京很好的中学——第25中学。
王先生知道我没考上五中，很为我惋惜，他还托我的同学到25中转告我，让我把写童年抖空竹故事的作文抄一份送给他。一天傍晚，我把抄好后的作文送去时，语文教研室的电灯已经亮了，王先生还在加班……
2005年，我回北京找到了靳先生，他告诉我，王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很怀念王先生，是他给了我对自己文字的信心。如今我才斗胆客串一回作家，把我60年的生活故事写出来。
每逢五一、国庆节，我们都在###队伍的最前列
北京第25中学也是男校，在灯市口大街，地处东四、东单、王府井大街和外交部街的中间，街对面是全国妇联的办公楼。它是19世纪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以前叫育英中学。校园里大部分都是老的中式古建筑，里面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四合院。学校操场不大，但有排球场和篮球场。礼堂是庙堂式的老建筑。
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和一位大臣的儿子也在我们学校上学。后来还有法国大使馆外交官的小孩也在我们学校。亲王的儿子好像就是现在的拉那烈亲王，他温和、稳重，脸上常带着笑容，年龄好像比他们班的同学大，体形和做派都很像他的父亲。那位大臣的儿子叫黄班·纳立得，个子高高的，很活泼。常见他跟他们班同学一起打篮球。他们互称外号，隔着老远就能听见他们班同学扯着嗓子叫他：“黄班儿——”还常见他们勾肩搭背地打打闹闹。
我们三班的班主任叫叶长良，是俄语老师，刚30岁出头，脾气特好，当时刚从外国语学院毕业。叶先生那时还是单身，他曾在暑假里组织有自行车的同学去郊游。我带着气枪，有同学还带了照相机。我们从东城骑车过石景山到潭柘寺。经过门头沟的时候，爬坡上山，回头望山下的工厂、矿山十分壮观。那时公路上的车还比较少，显得山里很清静。正好是8月份，满山的山楂果红得把山都染亮了。下山时，我们一路飞快地冲，红红的山楂果从身边飞过。途中还经过了一座古老破败的寺庙——戒台寺。那时潭柘寺很少有人去，不用买票，寺院里长着很多古银杏树，树叶有绿的、有黄的，风一吹，哗啦啦作响。
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居民的粮食和肉菜供应已经好一些了。我们的体育课也恢复正常了。毛主席带头鼓励游泳，那时的口号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准备打仗”，还有“到大风大浪里去学习游泳”。于是，北京市开放了所有公园的河湖水面，允许市民和学生可以下水去游泳。各学校还组织学生去什刹海清理湖泥。我最要好的同学刘安阳的家就住在什刹海的前海北沿，我们常在什刹海游泳。逢星期天，我们一家人还常去北海和颐和园划船、游泳。侨委大院的小孩儿喜欢结伴骑车去紫竹院、京密引水渠游泳。我的水性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不仅游长距离没问题，而且无论是自由泳、蛙泳，还是仰泳，姿势都特标准。除此之外，学校每天早上还组织大家长跑。学校里的操场不够大，我们就从灯市口往西，跑到王府井大街，再向北，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的胡同向东绕回来，一圈下来应该也有好几千米吧。
⒌ 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5）
尽管高中时我不再去业余体校了，但还是25中乒乓球校队的成员。高二那年，学校组织田径运动会，让大家报名。我跑不快，也跳不高，就报了全能。比赛时，扔铁饼、跳高、跳远都成绩平平，最后一项是3000米跑，跟我同组比赛的同学有的是校足球队的，身体很棒。大概跑了2000米之后，他们就已经气喘吁吁了，而我自我感觉还行，就一直跟着跑。跑到还剩最后一圈了，我见他们都已精疲力竭了，我却突然来劲了，最后400米我撒腿狂跑，全场观众都欢呼起来，给我鼓掌、加油，越鼓掌我跑得越来劲，终于把他们落下近100米冲线。从那一次开始，我自信自己身体的耐力是很好的。一直到今天……
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离天安门近，我们也都有十七八岁了，又都是男生。所以每逢“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在天安门###时，我们学校的高中班组成的仪仗队都是走在群众###的最前列。仪仗是两米高，三四十米长的大标语牌，挺重的。我们一横排70个人，扛着仪仗，喊着口号，操着正步，要保持队列整齐，不甩来甩去可是不容易。我们每年都要花一百多个小时练正步走。先练队列，再练踢腿、摆臂，走起来每步75公分，步频要踩上《歌唱祖国》歌曲的节奏，好像是一分钟96步。每年的训练都有解放军部队派来的军官来给我们训练。有时候，部队的军官还被请来学校给我们上军训课。教我们射击、练习匍匐前进、利用地形地物，以及班进攻的战术。那时候，全军正在搞大比武，这些军官们不仅军容风纪特别好，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而且很有礼貌。让我特羡慕，很想当兵。
每逢夏收的时候，学校都组织全校师生到郊区割麦子，我也割破过手，大太阳晒得脸热辣辣的，麦芒刺得胳膊上一道道红印，可痒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农民用新打的麦子做的炸酱面，面条煮好之后，再用冰凉的井水过一遍，很爽。蒜也是新拔的青蒜，太好吃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炸酱面了。
走街串巷去掏粪
1963年，我们家便搬进60号大院，这里有两幢宿舍楼，一幢是黄楼，一幢是灰楼。黄楼住的是司局级以上的干部，灰楼住普通干部。房子大小按级别分配，同时也会顾及家里孩子多少。我们家住在黄楼，是两房的单元房，里面有卫生间、厨房、抽水马桶、浴缸，连阳台有60多平方米。这在当时的北京来说还是挺新鲜的，尤其是抽水马桶，从小我们都是蹲茅坑的，茅坑里总爬着很多苍蝇和蛆。
这时全国的政治空气已经很浓，讲阶级斗争、学雷锋、学英模。学校还组织我们学习时传祥，到东城区的各个清洁队参加掏粪劳动。那时候，我们印象最深的毛主席语录是：“……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 想看书来
⒌ 团委书记说：“你不老实”（6）
我为了改造思想，“与右派家庭划清界限”，争取入团，也为了锻炼自己干体力劳动的能力，所以我干掏粪劳动特别卖力。不仅学校组织的掏粪劳动我努力地学着干，我还利用节假日时间主动去东城区清洁队跟班干。那两年，我大概去了有50多次，每次一干就是8个小时。东城区各条胡同我已差不多掏遍了。100多斤的大粪桶，我腿一别，腰一拧，就上肩了。走进一个院子，要把吊桶往门坎上顿一个尿印儿，告诉其他师傅：这院有人掏了。进厕所以前，先要咳一声，免得人家解手的大姑娘、小媳妇措手不及。离开以前还要把茅坑扫干净，免得住户有意见。
背粪桶走路也很有讲究：粪桶里的屎尿很容易与步子的频率产生共振。走得不好，它们就“轰”地一声冲上天空，“哗”地一下灌进脖领，然后顺着脊梁沟流到腰际，被裤带截住形成凉凉的一汪……头几回，我干完8小时的活，身上被屎尿都沾满了，连块擦汗的干地儿都没有。这时，师傅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换上。
有一次，班长师傅请我和小胡师兄一起到他家做客。他的家在城墙根下，房子低矮狭小，比我的小学同学郭来顺的家大不了多少。在交谈中，我也向他们讲了我父母的冤情。
一年以后，掏粪队的师傅们给我们学校的团支部写了信，说我劳动积极、改造思想很刻苦，够团员标准。很快，团支部大会就通过吸收我入团。可是，学校团委书记把我叫去，声色俱厉地说：“你不老实！你还没有把你母亲的右派反党言行交代出来。”团委书记长得干巴瘦，一脸横肉，他神情严厉，眼圆圆地瞪着，剃着平头，十分刚愎，十分狰狞。
回家以后，我带着委屈和埋怨，哭着跟我妈说了团委书记严厉地要求我和右派家庭划清界限的事，我妈那时已经患有神经官能症了，她听后气得都昏了过去。
第二天，我爸带我去侨委党委办公室找了吴济生叔叔。吴叔叔立即就以侨委党委的名义给学校写了封信。只过了两三天，我一进校门，见到一大红榜上公布的新团员名单里有我的名字。
我已经18岁了，高三快毕业了。我入团了的消息并没有使我高兴，它使我预感到了今后政治生活的残酷。那几天里，我所感到的恐怖是此后40多年里遇到的任何艰难险境都不曾再有过的揪心的恐怖。可能也因为有此经历，使我在此后的风云变幻中，总能有所先知先觉，也再没有了怕的感觉，最多是有点紧张而已。
我对我妈和我爸永远怀着歉疚……
不高考想当兵
1966年初，我们的高中毕业考试结束了。我考得很好，但我决定不参加升大学的高考了，我要去当兵，为此我把名字也改了，叫彭振戈。当时，我们高三·三班的班主任已经换成了教政治的老师，他找我谈话说，为了提高学校的升学率，希望我参加高考，但我没答应。
当时我们班只有我跟王开平两个同学不参加高考，他比我大一岁，我属猪，他属狗。王开平是要求下乡，我是要求报名参军，参不了军也下乡。二班有个叫曲折的同学也不参加高考。
那时候，正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吴超明和邱苏达大哥哥当了兵以后，常给我讲部队的故事，而且到学校来给我们搞军训的战士们那种淳朴的军人气概让我很羡慕，再加上我对学校政工干部和政治课老师那种动不动给人上纲上线，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那种嘴脸已经讨厌透了，总之，我就是想去当兵，上了战场你看谁怕死。我想王开平可能也有这种想法。他父亲是军火工程师，抗战时给“国军”设计枪炮，解放后给解放军设计反坦克炮。
侨委大院里有一个从小和我一起打乒乓球的郑昭明，外号叫“小红脸”，他比我大一届。他是五中毕业的，成绩很好，长得很英俊，眼睛炯炯有神。他是华侨领袖的子弟，但他家跟国民党可能有点瓜葛。1965年高考后，他满以为自己肯定是可以考上北大、清华的，在我们面前显出得意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