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漫出跌下深渊，形成瀑布。水潭的边沿生着绿苔，很滑很滑的。据说有个女孩子就是从那儿滑下去的，她男朋友去拉她也被带下去了，最后都摔死了。侯克平为了救人从水潭边沿山崖连滚带爬地摔了下去，也受伤了……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13）
那三叠瀑布确实很漂亮，水很清澈，有三四十米高。可是，美景却往往潜伏着危险。也因为险，它才真的美。
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
1967年底，在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学校陆续有单位来招工。那时候，招工很看重家庭出身。可能是学校领导或者军管会去侨委调查过，我爸和我妈的问题好像都不成问题了。每个单位招工都有我的份。先是青海山丹军马场，后来是四川的一个生产汽车的三线军工厂。我当时挑了去军工厂。本来厂方安排我们几个新工人在北京汽车厂培训两年。但厂方迟迟没有来接人，我们还是整天闲着没事干。
这时，王开平准备与其他学校的一帮同学去西双版纳了。他告诉我们，组织这批去西双版纳支边的同学是“四·四”派的。其中有几个65中的同学曾在大串联的时候去农业部和西双版纳考察过，知道国家准备在那里大量开垦原始森林种植橡胶。而橡胶是当时国家稀缺的战略物资。为了能顺利成行，有几个同学还写了报告，趁着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的机会，守在主席台边，等周恩来总理出来上厕所的时候，把报告递给了他。周总理在主席台上看了报告以后，当场批示后，就交给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去办。
有一天，王开平还带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去门头沟煤矿参加他们组织的下井劳动锻炼。我们也穿上工作服、带上头灯跟着师傅和同学们下到矿井，在掌子面挖煤、搬镏子。在两天的劳动里，我们和他们这帮同学也渐渐混熟了，尤其对大个儿（张承代）、仲永和、安仲凯和卢海南等人印象很好，觉得他们忠厚，诚恳。女同学也挺开朗、能干的，她们中有游恒、李楠、林力和鲍希平等。要知道我从初中到高中都是上的男校。同院一起玩大的女孩，到这年纪也早就不说话了。而他们男女合校的男生能这么自在地和女生说话，真让我羡慕。
我正在等军工厂上班的通知时，曾在1966年跟我和王开平一起不参加考大学的曲折同学组织了北京第一批自发上山下乡的几十个红卫兵去内蒙古插队了。后来，北京又有第二批红卫兵去了黑龙江，好像有几百人呢。这天，王开平在班上对我们说，他们也准备动身去西双版纳了。我一时冲动就对他说：“其实我也挺想去的。”班里几个好朋友听我这么一说，立刻围过来说：“鸽子，你去我们也去！”这样，我干脆不犹豫了，也就决定去了。而且跟我一起报名的这帮同学经过高中三年和“###”两年可以看得出，他们是永远不会整人的人，是可以不设防的人。我们班里一共去了5个，是王开平、刘安阳、李大明、邓维嘉和我。
本来1967年年底这批人就要去西双版纳的，但因昆明的两个造反派正在武斗，所以一直没能成行。也因为如此，我们班的几个同学才能报上了名。
王开平知道我爸种过橡胶，而且在中侨委农场司工作，就带着65中的同学来我家，向我爸了解情况。我爸向他们讲了归国华侨在海南岛引种橡胶的历史，还讲了海南华侨农场实行包产奖励制度以后，农场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改善的情况。我爸讲得挺好的，但我爸没想到我也想去。
我下定决心去西双版纳，也没跟父母打招呼，就拿着户口本去派出所迁户口了，后来他们不同意，却也没辙了。
1968年2月8日，在北京火车站送我们出发时，我们全班同学不论哪派的都来送行。侨委大院的孩子们也跟着我们全家来到火车站。在站台上，他们一拥而上，把我七手八脚地抬起来，抛向空中。大家还拍照留念，我走后他们把照片寄到西双版纳来了。我们当时离开北京可不像后来的知青下乡时那样哭哭啼啼的，这也许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都21岁了，而且有那么多好朋友一起去，挺开心的。
火车开了以后，只有几个女生在哭，大部分同学马上就开始互相自我介绍。北京市委带队的干部还一个个点名，有几个是名单上没有，硬钻上来的，还得重新给他们登记。他们是曾塞外、赖万京、刘青等，还有一个女生叫张洪滨。
记得刚开始报名时，只有40多人，出发时就有55个了。我们这批“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里面有将军的儿子，有大使的女儿，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有出身工人家庭的，有出身资本家、小业主的，也有母亲是当保姆的，还有“国军”的干部子弟，当年戏称叫“国干子弟”。大家不论什么出身，都挺亲热的。我们分别来自20多个学校。我们中最大的是“老高三”的，21岁；最小的是“老初二”的，才16岁。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
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疆锋五队
开赴西双版纳的火车到武汉的时候，当地一帮杀气腾腾的当地造反派要冲上车，他们与卢海南发生了肢体接触，就不依不饶地争执起来，火车迟迟开不了。经我们的带队干部拿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多方交涉，火车才开出站。
在昆明，正在武斗的两派停火欢迎我们“首都支边红卫兵”，但是那一夜，昆明的夜空仍然枪声不断。
汽车开出昆明，公路已多年未修，非常颠簸。但车厢内歌声不断，刘安阳唱的主席诗词“天高云淡，望断南飞燕……”飘进窗外的群山，美极了。车里还有王开锁等两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军人给我们拍纪录片。
车过杨武、墨江、思茅、景洪、大勐龙等地都有少数民族夹道欢迎。经三天多车程，来到东风农场疆锋五队。这里和内地的政治运动还离得很远，像个世外桃源。其实这才是我们大部分人所向往的。
我们的生产队长叫杨春文，是1958年的退伍军官，哈尼族人，他严厉但不失人情味。有一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操场上急促的哨声响起，杨队长喊着紧急集合的口令。我们急匆匆爬起床，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跑出来，还没站好队，杨队长就带着大家往山上跑。我们有的在埋怨，有的在择路争先。到了山顶一回头，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欢呼起来：一轮红日从薄雾笼罩的林海上升起，霞光照在山头上，只见脚下满地的大南瓜。杨队长又下命令：“每人扛一个南瓜，看谁先冲下山。”大家欢叫着，扛起南瓜争先恐后地冲下山。那场景我至今想起来都激动，要是拍成电影，绝不比张艺谋、顾长卫他们拍的差。我冲到队里操场上，只听得被落在半山上的黄强祖和齐景熙扛着南瓜引吭高歌起来。唱的是歌剧《江姐》的选段，“华蓥山莽苍苍哎……”那歌声真的很好听，比在剧院里专业演员的歌声还好听，因为它带着一股野劲儿。
我们的劳动从砍坝开始。关于砍坝，我爸爸曾给我讲过：30年代初他家是在马来亚种橡胶的。那些技术高超的工人从山脚砍到山顶，但被砍断的树木还都因纠缠在一起而不倒，直到放倒山顶最后一棵大树，整座山的树木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轰然倒下，非常壮观。我们砍坝可就没那么棒了，刀也磨不快，钻进森林里连方向都找不着了。从山顶攀踩着树木尸体下山的时候，我见到了一只翠蓝色的小鸟，失神地趴在倒下的树枝上，离我那么近地盯着我……
烧坝的景象我见过不少次，1987年我回西双版纳的时候还能见到，但在疆锋五队所见的景象才最让人震撼。吃过晚饭，全队人坐在操场上，身边放着装满水的脸盆和水桶。以防我们的茅草房着火。老工人把砍倒后晒干了的山林点着了。烈焰冲天，整个山都燃烧起来了。干柴爆裂，火球轰鸣，真是摄人心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
挖梯田是最辛苦的活儿，在烈火烧过的山头上，顶着北回归线六月份的毒日头，一天16个穴的任务。虽然完不成任务也没人批评，但男生们年轻气盛，又好面子，一个个###膀子干，手上打满了水泡，背上也晒出了泡……本来，每当早晨起床的钟声一响，来自北京101中的刘青就拿起他的小号吹起了起床号，那圆润嘹亮的号音绕进我们的茅草房，在山谷中回荡。我们睡眼惺忪地听那号音，真是一种享受，可这时，曾塞外却扯着嗓子，跟着号音唱：“天已——大亮——，睡猪——起床——”逗得大家笑声一片。可到了这时候，大家已经都累得没有了声气。
到了雨季，我们每天出工以前，先在房间里把干净衣服脱下来，咬一咬牙，用最快的速度把那套又湿又凉的脏衣服换上，浑身一激灵，然后赶紧扛上锄头冲出去。到了山上干一会儿活儿，那衣服和身体才融为一体。这时候，在山间晨雾中，传来一缕悠扬的歌声，那调调奇诡而婉转。寻声望去，只见山下的稻田边，我们生产队的爱尼工人车三骑着队里的大水牛悠闲地走过。此前我曾听到过这里少数民族的歌，可从来没有像车三唱得这么好听的，大概他们爱尼人的歌要在此情此景里唱，才能听到那天籁之音的味道。
有一天晚上，我正提着马灯在蚊帐里捉蚊子，准备睡觉，几个女生在门口叫我，我手忙脚乱地穿上衣裤出门，还没开口，她们就对着我哈哈大笑起来。低头一看，才发现我的中山装外衣穿反了，一个个的衣兜都露在外边。我重新穿好衣服后，她们告诉我，为了慰问边防军，我们要排练节目。让我表演吹笛子以外，还要学跳藏族舞。
在生产队的一次晚会上，我吹的一曲《长征组歌》选曲，虽然没有颤音、滑音、吐音等技巧，但由于情感很投入，获得了一片掌声。后来女生们总笑我吹笛子时是闭着眼睛的。自打那次学会了跳舞以后，我发现自己虽然从来没正规学过唱歌、跳舞，但咱还真有点艺术细胞，有点表演天分。
我们的篮球队当时可以说是打遍西双版纳无敌手。我们的大个儿身高一米九零，号称“西双版纳的最高海拔”。卢海南、仲永和等在北京都是他们各自学校校队的主力。我们大家曾一起到大勐龙与驻军联欢，下午打篮球，晚上演节目。
我们同学里最早谈恋爱的大概就是张红志和葛安霞了。有一天午饭后，大家都上床睡午觉了。只见他俩还坐在女生宿舍的房檐下聊天。阳光曝晒下的操场上空荡荡的，大家在床上都没睡着。等张红志拿着空饭碗从女生宿舍走过操场钻进他住的茅草房，我隔着篱笆墙听到他们屋的赖万京问他：“你们谈什么呢，聊得那么起劲？”张红志说：“我们聊的是‘个性解放’。”那时候，“个性解放”还是个很新鲜的词。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3）
没过多久，许多同学都有了外号：“狗志”、“白菜”、“老赖”、“耗子”、“王八”、“大肥”、“麻竿儿”、“大个儿”、“小孩儿”、“老扁儿”……我的外号还叫“鸽子”；女生也有外号：“老狗”、“包子”、“老太太”、“跳大神儿的”（简称“大神儿”）、“老佛爷”、“小李子”……
同学中最能侃的要数周康荣了。他“###”中不知从哪儿弄到了军事的书，讲起苏联和美国的飞机、坦克和火炮的型号、性能简直是如数家珍。我那时候还为他担心：这要是在北京，隔墙有耳呀……
我是我们五十多个男女同学中第一个打摆子的人。先是发高烧41度，后来是浑身发冷、打哆嗦，再后来我抖得浑身痉挛，把竹床震得砰砰响。同学们闻讯都来看我。有给我拿热毛巾擦汗的，有给我端水吃药的，有的把自己的棉被拿来盖在我身上，但都无济于事。我就这样抖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手足无措。曾塞外问我：“鸽子、鸽子，你想吃什么？”我哆哆嗦嗦地说：“我——我要——撒——尿！”声音不由自主，非常响亮。吓得女同学都往门外走。曾塞外端来一个大脸盆。我痛痛快快地撒了一大泡尿，就不抖了，沉沉地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的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湿透了。第二天早上，有同学告诉我，我已经虚脱了，要送场部医院。老工人用竹子绑了个担架，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抬上就走。外面下着小雨。这里的雨季路滑，尤其是被拖拉机碾过的泥路，同学们走得摇摇晃晃的，晃得我特舒服。耳边听着同学们的喘气声和互相提醒、搀扶、换肩时的吆喝声。上了大路以后，可能是有人踩在车辙里滑倒了。我和被褥一起被掀下路边。只觉得飘飘然软绵绵地摔在地上。朦胧中我觉得我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