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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有人踩在车辙里滑倒了。我和被褥一起被掀下路边。只觉得飘飘然软绵绵地摔在地上。朦胧中我觉得我当时的着地动作做得特舒展特合理。想当年我在东城青年会的少体校的体操班训练的时候，跃起前滚翻老是蹾了背，教练说我动作不合理。看来人在下意识的时候动作可能更合理。难怪###现在让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呢。
一个星期以后，我的病好了回到队里。中午，大家蹲在场院上吃饭。曾塞外突然学我声嘶力竭的叫声：“我——我要——撒——尿！”逗得大家都笑了。当着那么多女生，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老王和老李师傅
我打摆子好了之后，队里分配我去种菜组。我们组三个人，组长王广丰是湖南祁东县人，未婚。他的样子显老，身形有点像《巴黎圣母院》里的敲钟人，但比拉西莫多好看多了，只是比他瘦一些。虽然他的右腿有些残疾，走路有些瘸，但并不影响他干任何农活。每天上工他都挑一挑大粪到菜地。我们什么时节种什么菜，何时浇水，何时挖地，何时施肥，都是由他安排。我们种的蔬菜有豌豆、茄子、洋白菜、萝卜、小白菜、芋头、木瓜和冬瓜等。在他的领导下，我们不仅能保证队里的蔬菜供应，而且还有多余的菜可以拉到街子上去卖，那时候菜价只是两三分钱一斤，我们先后卖了几百元钱，为队里买回豆腐等副食品改善生活。木瓜丰收的时候，我们还能给大家供应饭后果。西双版纳的气候与内地不同，这里不分春夏秋冬四季，只分旱季和雨季。所以，虽然农场的老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但能在西双版纳种好菜的，好像只有我们的老王。但即使是老王也种不出西红柿。每当西红柿结了果的时候，没等它长大，就突然变成了一包臭水挂在秧子上了。老王说是因为它们被蚊子叮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4）
我们组另一位老工人叫李承安是云南杨武人，老退伍兵。他高个子，深眼窝，高鼻梁，汗毛很重，像是西亚的###的黑人。他有老婆、孩子，孩子还小，是一女一男。我们俩的工作主要是挑大粪、挖地和锄草。我在北京上中学时就曾参加掏粪劳动，所以挑大粪对我来说还算是驾轻就熟。但第一天，老李就像是在部队里耍新兵蛋子一样，带着我“抄近路”走进了一片沼泽地。我被陷进泥沼里，费了好大劲儿才挣扎出来。好在粪撒得不多，只是泥水和着粪水糊过了膝盖。我们一起干活的时候很聊得来，他讲部队和农场的往事，我讲外面“###”的事情。老李是个悲观主义者，他曾经对到他家做客的女同学说：“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这在同学中间引起热烈的讨论。老李还对我说：“你们这些北京知青是迟早要回去的。”……我们聊得忘情的时候，只听老王在隔着老远的苗圃旁，或是挖水渠的地方大声咳一声。我们立刻就闭嘴，埋头继续挖地。我们真的不是想偷懒。
每一茬菜收完以后，地就要翻一遍，把地面的杂草和菜根都压在土里。一开始，我翻过的地回头一看，又被我踩平了。经老王指点，我把练武术的架势拿出来，脚下生根，待周围的地都翻好了，才向前迈一步。
在菜地，育苗的工作是技术活，都是老王来做。他从不放心让我们做。有一天，他要到大勐龙街上去办事，就交代我给苗床淋水。苗床在水渠边，上边支着半尺高的棚子，用草排盖着遮阳。我的工作就是用草排沾着渠里的水从上面轻轻地淋下去。我淋一会儿就伏下身子看看棚子里，只见里面像下小雨一样，淅淅沥沥地，真好玩。于是我就上上下下地淋……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第二天，我一进菜地，只见老王愁眉苦脸地蹲在苗床边。苗床上的草排已掀开了，小菜苗都东倒西歪地蔫了。老王不无埋怨地说：“都是你，把菜苗都给我浇死嗒。”
老王在田间地头和山坡上种了许多木瓜。木瓜结果以后，他经常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不知从哪里摸出一个已经捂熟了的大木瓜来，三个人分着吃。我们的木瓜的种子是从景洪的热带作物研究所弄来的，品种特别好，吃起来可香、可甜了。等他捂熟的木瓜多了的时候，我们就挑去饭堂，给大家当饭后果。老王捂木瓜的地方是不告诉外人的，但他说只有一个知青发现了这个秘密，经常来偷吃。
放工的时候，有时同学们从山里扛着锄头往我们菜地边的小路走来，女生林兵和葛安霞唱着二重唱。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格外悦耳，那歌是大型歌舞《东方红》里的《五彩云霞》，至今难忘。
菜园里还有一个难忘的景象就是：每当烈日当头，我中午挑粪到菜地，都会见到粪池上密密麻麻地落满了五彩缤纷的蝴蝶。它们大小不一，花纹各异，翅膀呼扇呼扇的，它们不时还上下翻飞，翩翩起舞，那景象比任何蝴蝶博物馆里的展览可漂亮得多了。我曾经抓了两只巴掌大的色彩斑斓的蝴蝶做成标本，放在信封里寄给我妈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5）
在西双版纳我经常写信给我妈和我爸。我妈每次都及时给我回信。我们的信都很长。信里的妈妈从来不发脾气，政策水平很高，而且慈祥、温柔。我妈的字特漂亮，信封上总贴着新近发行的纪念邮票。有毛主席诗词的，有毛主席和###检阅红卫兵的……我至今仍保留着几十封这样的信。后来，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当我问起我妈妈，我给他们写的信是否还在时，她说：因为怕被抄家，她把家里存的信和祖传的几十个黄绫子奏折等东西都烧了；连大衣柜门上浮雕的飞天巨龙也让我弟弟用刨子推掉，用黑漆涂上了；我姥爷留下来的绿色鲨鱼皮刀壳、带一双象牙筷子的蒙古腰刀，被“处理”掉了；我奶奶从新加坡寄来的饼干铁盒上的裸女像也被刮掉了……
我的哭，像狼在嚎
梦是迟早要破灭的。“文化革命”的风潮终于还是吹到了西双版纳。昆明两派武斗和###见出了分晓，以“站队划线”为旗帜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当时每天早晚都要大家拿着“红宝书”，排着队向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有同学认为是“红海洋”式的“极左”形式。他的私语被个别同学汇报了，总场还派了工作组来组织学习，并批判“错误思想”。我记得赖万京在宿舍里唱起了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选段：“小铁梅出门在外，防野狗……”然后还说：“以后咱再也不先知先觉了！”我从那时候开始对样板戏有了好感。那时，我开始预感到，我们虽与政治旋涡的中心北京已远隔数千公里，但可能终究逃不过去。
我们55名北京知青和队里的老工人一起生活、劳动了一年。上边领导突然给我们“划线站队”，说我们大部分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犯了路线错误，要把我们分散到其他生产队。上拖拉机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王广丰和李承安等老工人把一筐筐的木瓜、甘蔗和菠萝装上我们的车。拖拉机开动了，突然大家都哭了起来，我也觉得喉咙很痒，鼻子一酸，就哭了起来。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像狼一样地嚎。
后来，老李告诉我，那天他们老工人也哭了。
我和曾塞外、王惠民和安仲凯四个“老高三”的男生去了前哨六队。前哨六队地处中缅边境最前沿的山口下面。境外就是有名的“金三角”地区，属国民党“残匪”控制的地方。由于“敌情”紧张，所以，这个队的几十位“老工人”都是1965年刚退伍的老兵，他们当兵的时候是铁道兵，是修建成昆铁路的。成昆线横穿横断山脉，沿途几乎都是高山峡谷，那里的地质构造又非常复杂，铁路要穿过许多山洞，所以，当年修路的铁道兵工作非常艰苦。现在在成昆铁路旁还留下许多当年在施工中遇险牺牲的战士的坟墓。我们队的这些老退伍兵都有许多故事，也有许多牢骚。他们身上带着一股痞劲，但很豪爽，很好打交道。退伍兵来自云南各个地方，有的是少数民族，很多才结婚不久，婆娘们大部分是从老家娶回来的，大家一起干活时常开玩笑，嘻嘻哈哈的。我们队还有几位60年代初下乡的昆明和四川的“老知青”。一个生产队大人小孩将近100人，我们被分到不同的班。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6）
我们队是武装连队。每人都配了枪，这些枪都是朝鲜战场上淘汰下来的：有毫米带枪刺的苏制步枪，有转盘式冲锋枪，还有转盘式机关枪。我的枪是苏联制的卡宾枪，好像没有发子弹。枪刚拿到手时我拆呀玩呀，玩得很熟了，但没几天就玩腻了。房子虽然是砖瓦房，但很潮湿，过不久枪都生锈了。
我们四个同学来前哨六队是曾塞外牵头的，他是北京化工学院附中毕业的，生性幽默，鬼点子多，个子不高，两只大眼睛滴溜圆还有点鼓，大嘴巴总爱笑，一看就像坏人，但他其实心地善良，很善解人意。曾塞外的父亲是江西老红军出身的将军，他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期间，他爸怕他学坏，还曾把他送去内蒙的部队当了几个月兵，所以他很快就和队里的老退伍兵们混熟了，经常在一起开一些很痞，甚至很荤的玩笑。王惠民虽然身体不太好，但是他“###”中潜心学医，会扎针灸，又看了很多“赤脚医生”的书，所以他当了队里的卫生员。有一次，我在山上管理林地时，和大家一起弄到一个大马蜂窝，里边有很多蜂蜜。我们就把它分着吃了。可是回到宿舍后，我的肚子就绞疼得厉害，王惠民就在我肚子上扎了一针，肚子立刻就不疼了。
那时候，每天晚上集体开会都要读毛主席语录，或者是背“老三篇”。我们曾私下对这些形式主义的学习发牢骚。有一位老退伍兵说，他原来是文盲，没上过学，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才扫了盲的。
一次总场开批斗会，各生产队都把本队的“炮派”、“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戴了高帽，挂了牌子，给他们每人一个破盆敲着，由领导带领我们大家喊着口号排着队去大勐龙的场部。那是一个星期天，是赶街的日子，所以一路上有许多傣族妇女穿着五颜六色的筒裙，发髻上插着香气馥郁的黄色玉兰花，挑着担子去大勐龙街子。她们见到我们的###队伍笑着走开了。来到勐龙桥上，有一个正在河里洗澡的傣族男青年，见到我们的队伍，他赤身###、两腿一夹、站着看呆了。我当时还偷笑：如果能带相机来拍下他那刺满佛教文身的###就棒了。现在回想起来，最值得拍的是我们，是我们那认认真真却有如闹剧般的政治运动。我想这张照片应该这样拍：前景是站在河中的傣族男青年那刺满佛教文身的###背影；中景是勐龙桥上我们那荒唐的###队伍；在桥那边，河里蹲着一排正在方便的傣族姑娘，像一群浮水的小鸭子，她们也面向着勐龙桥望着我们；背景是美丽的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
噢，可能是我记错了，那天是一个阴冷的冬天。我们的###队伍来到了勐龙街，这里已聚集了几十个生产队的###队伍。先来的队已经开始“打落水狗”了。就是把本队的被批斗的人四手四脚地提起来，然后“一——二——三”把他们甩进鱼塘里。嘈杂声、口号声乱作一团。不一会儿鱼塘里已站了一片水淋淋的穿着黑衣服的人。岸边的“造反派”大声地呵斥着叫他们爬上来，然后再被甩下去。鱼塘边七上八下的真热闹。我本来还站在外围看着，并暗自发笑。但后来发现鱼塘里有竹枝，是用来防人偷鱼的，已经明显有人被戳伤了。我的心在跳，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我扭头离开的时候，发现疆锋五队的###队伍也来了。排头被斗的“走资派”就是我们那当兵出身的老队长杨春文。我们55个第一批从北京来的知青在他带领下劳动、生活了一年。可是“造反派”领导要搞派性、要搞武斗。我们同学提了一些意见，就被拆散分到别的生产队了。杨春文就被栽赃，成了我们的“后台”。我一见到平时严肃正直的老杨被批斗的样子，立刻血涌头顶，与同班同学王开平和刘安阳不约而同地冲上去，抢过老杨，拉着他就跑。但是“造反派”群众很快就把我们围住，把我们一起拉去打“落水狗”。这时几十个同学一起把我们抢了出来。但老杨被打得更惨了。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7）
那天晚上，场里的军代表宋天明召集我们这些北京知青“谈心”，参加会议的有40多个同学，苏北海、林力、曾塞外等提出：“打落水狗”不符合中央领导讲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宋天明“舌战”群知青，整整一个通宵。
从此，我们在各自的生产队，成了领导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