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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老傣族买来用茅草编的草排搭盖起来的。茅草房里的床和桌子都是用竹子作的。
要去深山砍竹子了，我们20多个人集中起来，大概4点来钟，天不亮就出发了。
沿着山边小道钻过原始森林，从架在两棵大榕树上的竹桥过了河，便开始爬山。天刚蒙蒙亮就看到山上茂密的灌木中有一条小路，有老工人提醒大家不要走散，因为老百姓在山上放了许多捕野兽的弹簧夹子，怕我们误撞进陷阱。我们一路闷头走，直走到山顶，太阳才出来。这时我们来到了一个爱尼人寨子，爱尼人家是很简陋的竹房子，里面的家当就只有几条毯子、火塘上支个铁架子而已。他们不会说汉话，有老工人用傣话向他们问路。
从山顶往下望，山下是一条河，河水很清，树林很密，林中飘着白色的雾气。直到下山后，天才完全亮了起来，我们发现草丛中散布着许多捕鸟的夹子。
走到谷底，前面是一条滔滔的河，有20来米宽，水很清，可以见到河底美丽的卵石，河两边有很窄的河滩。我们沿河滩踏着卵石走，两岸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头似的。直到中午，我们才见到一片竹林。于是，我们赶紧把饭团拿出来吃了，再喝几口水，就开始分散开往山里走。竹林很是茂密，但竹子却不够粗，我们就各自去找粗的竹子砍。那时候，大家因派性争斗，已很少互相关照了，再加上每人要赶在天黑以前砍20根竹子，捆绑成竹筏，然后沿河划回驻地，时间很紧。
冯黎明是1965年从重庆来的“老四川”知青，年龄比我还小两岁，个子不高，长得很帅。还有一个爱尼小伙子，他们两人不论年龄和个头都比我小，我们都不熟悉这种活儿，我们钻进一片竹林，便没有条理地乱砍，半天都理不出个头绪来。那些竹子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拉也拉不出来。他们两人勉强拉出10来根竹子到了河岸边，编了一只很小的竹筏。我自己砍了20根竹子，手已经起了泡。绑竹筏要用藤子或敲扁的竹枝子，可我的技术不行，费了好长时间也没绑好。这时暮色已经向我们包围过来，其他人全都划着竹筏子走了，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我见天快黑了，就让冯黎明他们坐竹筏先走，我将自己的竹筏绑好，随后再跟上。当我出发时，天已黑了，天空浮着回光返照的几丝彩云。我摸着黑，手里拿着根竹竿把竹筏顺河划下去。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2）
天很快全黑了，也没有月亮，眼睛适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借着星光隐隐约约还能看得见周围的情况，便估摸着向下划。突然，一个黑压压的东西迎面扑了过来，把我撞进了河里，我起身伸手摸去，原来是架在河上的一棵大树干。我跳上树干，再纵身跳到正从树干下漂过去的竹筏尾部，继续往前漂。
到了水急的地方，竹筏突然撞在了河中心的一块大卵石上，筏尾便被激流冲得倒转了过来，我被向前甩出去飞进了河里，正要翻身起来，又被迎面冲下来的竹筏撞在胸口上。人在危急关头会力大无比，我从河中挣扎站起来，把竹筏的一头抬起来、顺过去、跳上去再走。河水越来越平静，河面好像越来越宽了，再往前面，就没有声音了，竹筏好像也不再往前走了，就在河上漂着，只觉得眼前黑压压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用竹竿探着、探着，探到了石壁，原来是钻进一个石洞里了。那洞不深，下面是个深潭，我鼓足勇气跳下深潭，抱住竹筏的头，用蛙式仰泳拼命把竹筏拉了出来。
出了潭洞，继续顺流往前漂，视觉只能隐约看见两边黑压压的山，天上偶尔有星星闪烁，漂过很长一段有急有缓的河流……忽然前面传来哗哗的水声，水声越来越大，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到了跟前才发觉是个宽阔的瀑布，这时我的筏子头突然一沉往下冲去，我也倒头冲了下去，幸好瀑布才只有两米左右高。我从水中挣扎着冒出头来，只见筏子头戳进了河床底，尾巴却高高地翘在瀑布上。我顶着汹涌的水墙潜进河底奋力把筏子从河底拔起来，顺势把筏子尾巴从瀑布上拉下来，又用自由式追上了顺流而下的筏子。
前面又是很长的河流。在一面山崖前河道急转，我像坐滑梯一样冲下一个大坡，只听见竹筏擦着河底的卵石轰轰隆隆地响，我躺卧在竹筏上双手向后撑着，浑身被竹筏颠簸得剧烈地颤抖着。就这样滑行了将近有50米，河流又是一个急转弯，竹筏再次掉了头，我又被甩进了河里。只见那竹筏被急流飞快地冲向远处的岸边。岸上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根裸露在外，像个巨爪扎进河中。筏子在再次掉头后，筏尾已散了，要命的是，它###了树根里，这里水流又急，怎样也拖不出来了。我手里拿着砍刀，向树根用力地乱砍一气，又把竹筏往外拖。可是在逆流中，任凭我怎么使劲，那竹筏就是纹丝不动。
我在水里歇了一会，回头往身旁的岸上一瞧，冷不防竟然见到岸上有很多幽幽的绿光，离我的胸前那么近，一闪一闪的，吓了我一身冷汗。我脚下踩在河底的卵石里，身子卡在散开的竹筏和树根中间，被身后的激流冲得动弹不得。于是我壮着胆子伸手往岸上抓了一把，凑到眼前一看，发现竟是一片片的树叶，原来那绿光是森林里###的树叶发出的磷光。尽管知道是树叶，我却不敢再往回看了，筏子也不顾了，把砍刀取出来，挣扎着从激流中游上对岸的河滩，对着满天星光声嘶力竭地喊：“冯黎明——”我边走边无助地喊着，也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儿……终于有人回答：“哎——鸽子。”“冯——黎——明”，“鸽——子”。我朝他喊我声音的方向跌跌撞撞地往山上爬，边爬边喊。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3）
山上有许多荆棘，荆棘上长着刺，半人高的荆棘钩住我的腿，越挣扎越多，往左走也钩，往右走也钩，腿被钩住了，衣服也被钩住了，最后连我握着砍刀的胳膊也被钩住了，浑身上下都动不了了。听声音冯黎明离我越来越近了，我就大声对他说我走不动了，被钩住了。这时我们班长陆位邦打着手电筒也从山上过来了，他是吃完晚饭后，见我们还没回去便出来寻找。
老陆和冯黎明拿砍刀砍开我周围的荆棘才把我拉出来。我爬上路来，回头望去才发现这小路离刚才被荆棘缠住的地方也才二三十米远。冯黎明告诉我，他们的筏子也早就散了，他们也是刚刚才摸上小路的。我们回到寨子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又累又饿，老班长就把糯米饭团和剩菜在火塘上热了给我们吃。老陆个子高大，为人厚道，不知为什么，上边把他也划成了“炮派”，使他一直抬不起头来。
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回去找昨天丢下的竹筏。等把竹子拖回来，我们就开始在寨子附近劈竹笆，搭房子了。
原始森林里撑排放歌
过了两三天，又要进山了，这次我们要走到更远的地方去找大竹林，所以起得比上次更早了。
过了爱尼人寨子，我们又向前翻过一座山梁才下到河滩，两岸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有许多巨藤在林间盘绕，还见到一条绿色的竹叶青蛇从树上飚过去，河水清澈无比。
转过山崖，突然，眼前豁然开朗，面前是一片宽阔的河谷，两岸山坡上有大片的竹林，粗的竹子根部直径都有二三十公分，有的竹子已经老得发黄了，有的东倒西歪地叉在一起。这人迹罕至的原始竹林足有上百亩，十分壮观。大家惊呆了，然后不约而同地欢呼着、叫喊着各自冲进竹海。
这次我先观察竹子上边的枝叶是否盘结在一起，免得下边砍断了，竹子却拉不下来。我砍了大概有十几根大竹子，将它们拖下河滩，然后坐下来就着河水，把带来的饭团吃了。吃饱喝足之后，再开始捆绑竹筏：先把竹子的一头一尾都打好眼，用一根敲扁的竹枝将一排竹子穿起来，上下各一排；然后把竹枝搅在一起固定后，再将竹尾串好，压紧绑实。一个五米来长，一米来宽的大竹筏就绑好了。
由于，这片竹林的竹子多，又好砍，所以大家都很快地扎起了竹筏，陆续下水上路了。
大白天就往回走真的很开心，我随口唱起《乌苏里船歌》和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
当遇到激流时，我站在竹筏上，撑着竹竿，左点一下，右点一下，把握着筏子的方向。悠悠地穿过石滩，自我感觉潇洒极了。当然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当筏子撞到礁石，我飞进河里，又被筏子重重地撞在我胸口上……虽然狼狈不堪，但我重新跳上去之后，站个骑马蹲裆式，左一撑，右一点地向前冲去，很快就把别人的筏子甩到后边。不久，又遇到那棵横架在河上的大树，我先纵身跃上树干，等筏子从树下漂过后，再跳回筏子继续前行。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4）
终于看到我上次撞进去的大石洞了，原来它是河道转弯时由激流长期冲刷在崖壁上掏出的石洞。我提早用竹竿撑住河底把筏头转往主航道，很顺利就过去了。而当竹筏要过瀑布时，我在筏子就要跌下瀑布的瞬间先跳了下去，等我从水中浮起，我的筏子也顺利地漂下来了，我翻身上筏顺流直下……下到那个滑梯式的大斜坡时，我是站在筏子上面任凭筏底蹭着石头，颠簸着哗啦哗啦响，滑行50多米仍“岿然不动”。
河流转弯时我又看到那棵狰狞的老树了，树下的那些老树叶，在白天看都是些很普通的叶子。这次我有了经验，没有让竹筏冲进那树根里。还有几里地就快到寨子了，河面很平静，我开心地站在竹筏上面唱歌，感觉太爽了。这次我是第一个回到寨子的。
10多天的时间，我们盖了20多间竹房，终于可以放假归队了。寨子离我的同学王开平他们住的地方比较近，我想去看看他，所以，当晚我一个人仍住在寨子里。我点着灯，看着《反杜林论》，很快就睡着了。半夜，我被疼醒了，原来我的手指上的擦伤在水里泡过后，被细菌感染，肿起了好大的一个疮，疼得我在竹笆地上滚来滚去。后来我干脆坐起来，抱着手坐到了天亮。第二天，到总场医院，医生给我的手敷药包扎起来。后来，在与同学相聚的时候，林力在帮我换药的时候，发现我手指疮里的脓已经烂出来了，她一捏就从我手指里掐出一个毛毛虫似的脓条，脓被挤出来后，我的手指就没有那么疼了。
听说后来又有昆明的知青去那条河砍竹子，他们两个人撑一个筏子。由于当时已是雨季，河水很大，水全是黄的浊的，筏子冲得特快，又常碰到岸边的石头。有一个坐后面的知青双手扶着筏子两边掌握平衡，只觉得河边的石头蹭了他的手一下，可当他抬手一看，手指头已经少了一个……
第一个在西双版纳丧生的同学
凌瑜是我同年级但不同班的同学。他的父母是右派，1958年就被遣送去劳改了，他是靠姐姐供他读完高中的。凌瑜性格内向，平时总是沉默寡言，很少有笑容；但他心地善良而正直，身体很壮，工作很刻苦。印象里，白天他总是打着赤膊挥着锄头，那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肌肉丰满的背影不时在山间显现。晚上，他总是在蚊帐里就着马灯的光看书。我总觉得，在他的身上有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影子。在那场政治运动中，他和我们大多数同学一样，没有“投靠”造反派，只是默默地但更坚韧地劳动、工作。
1969年中，他报名去了一个偏远的新建生产队。听说每天他总是最后一个下山，还要扛一棵干树送到伙房当木柴；饭凉了就用开水泡一泡吃。平时，他总是默默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5）
在1970年的3月15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从分场场部走10多里路到他所在的连队办事。一进他的屋子，见他上吐下泻，吐的都是绿色的胆汁，已经病得很重了。当时，他的同班同学王惠民正在他们生产队当卫生员，给他吃了药，似乎稳定了一些，我们和队里的老工人们都说要抬他去医院，但他坚决不肯。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凌瑜已经病得昏昏沉沉。我和王惠民还有一个老工人一起用担架把凌瑜抬到了五分场卫生院，医生一看，立刻派拖拉机把他送去小街的总场医院。
两天以后，凌瑜病逝了。死因是中毒性痢疾。那天，我们55个北京知青几乎都聚集到前哨分场场部，围在凌瑜的遗体旁。老工人把他安放在一个大的黑色棺材里。女同学们围坐在周围，手里不停地扎着白花。我已记不清，那一夜我们是怎么过的，只记得第二天一早，全分场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来了。开完追悼会，男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把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