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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我们是怎么过的，只记得第二天一早，全分场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来了。开完追悼会，男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把凌瑜的棺材扛上肩，向墓地走去。墓地在三队的小山上，上山时，有同学把我换下来，我回头一看，送葬的队伍约有上千人，有的老工人、老大娘不时地在抹眼泪。
掩埋了凌瑜，举行完仪式以后，已是中午时分。人们散去的时候，军代表宋天明叫我们北京知青留下。他讲了许多话，我只记得他说：“过去的事谁也不要再提了，谁提谁负责……”
时隔30多年了，我只能粗粗地把过去的事写出来，已没有什么责任好负了。
“瘦是瘦，有肌肉，虚是虚，有干筋儿”
1969年下半年，陆续从北京、上海和昆明来了大批知青。昆明的知青相对来说像他们的方言语调一样，比较憨厚淳朴。北京来的知青“老初一”、“老初二”的比较多，还有小学“老六年级”（即1966年他们所上的年级）的。这些小孩特能侃，一来就跟我们吹：说他们的父母下“五七干校”了，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了，他们这些小孩便没人管了，经常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或者是一身“军绿”，骑着带转铃的自行车，结帮打架，动刀子，或者去“拍婆子”，就是去搭讪女孩子。就像后来姜文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表现的那种生活。上海知青个子比较高大，皮肤比较白净，对生活很讲究。在集体宿舍里，他们往往可以各自用塑料布隔出一个两平方米的小天地：竹笆床旁是一个木的行李箱，这种木箱北京和上海知青几乎每人都有一个，约90公分宽，60公分高，他们用土坯把它垫高，再用花的塑料布铺上去，布置成一个床头柜或梳妆台，然后在上面弄一些小摆设，有些还洒上花露水，显得很雅致，用现在的话说叫很“小资”。他们一般就比北京和昆明的知青要显得娇气一些，所以刚来的时候，他们生病的或者皮肤被蚊虫叮咬后长疮的比较多。在农场，各地来的人不论老工人还是知青，大家都是讲各自的方言。别的方言大家都还能听得懂，而上海方言外地人就听不懂了，像听外国话似的。但那时候，大部分上海知青虽然会说普通话，可即使当着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他们之间还是讲上海话，让别人感到很尴尬。上海知青来了以后，生产队里就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上海女知青的门口，常常高高地挂着刚洗过的花###和乳罩，随风飘荡。 。。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6）
当大批知青来了之后，需要领导管的事太多了，领导就顾不上来批判我们了。因此我们“老北京”的处境相对好了一些。加上凌瑜积劳成疾去世之后，老工人和“老四川”、“老昆明”知青们就更加同情我们了。当时造反派已经掌了权，派系斗争相对少了，领导对我们也就没以前那样凶。
1970年的一天，领导通知我带上笛子到分场的业余宣传队报到。原来宣传队里缺少乐手，就让我去吹笛子。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我在六队跟很多人都混成了好朋友，而且我认为宣传队有很多节目是派性宣传。但上边下的是“死命令”，前哨六队已经把我除名了，好在有冯黎明也和我一起去，他是去拉手风琴的。
分场宣传队是业余的，编在五队里的一个生产班组，大约有十几个人。我到了宣传队，晚上开会的时候，总场管宣传的领导训话说：“目前，六个分场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各自编排一台节目，除巡回演出以外，还将参加总场的汇演。”他突然话锋一转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滚！”那意思显然矛头是对着我的。
等领导走后，大家都来对我表示了友好，并相互自我介绍。队长张裕豪比我大一岁，是在昆明长大的山东人，戴一副深度近视的大眼镜，其貌不扬，大家都叫他的外号：“张瞎子”。他声音洪亮，身材很魁梧，待人很豪爽，是1963年初中毕业后主动报名上山下乡到东风农场当了知青。他告诉我，是他调我来宣传队的，那个总场管宣传的领导原先是农业中学的老师，也是从昆明支边来的，他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和张裕豪是宣传队里年龄最大的，很谈得来，后来成了终生的好朋友。那时候我刚学会抽烟，我们俩经常坐在床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直聊天到深夜。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在山东，土改时父亲被划为地主，他就被过继给在昆明作小商贩的姑姑家。1958年以后，生意越来越难做，姑姑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难了。于是在1962年他初中毕业后，就报名上山下乡来到了西双版纳。那时候他才16岁，热情似火，积极上进，样样活计都不肯输给别人，很快就成为生产模范，还入了团。他还特别爱写诗，尤其喜欢激情洋溢地朗诵郭小川和贺敬之的诗。宣传队的朗诵词、对口词以及“三句半”等都是他写的。上山干活“张瞎子”是一把好手，又争强好胜，无论是干活或演戏都要跟别人比高低，而且经常比赢。我们跟着他干，样样活计都不会输给其他人。
我们在编排节目的时候不用上山干活，或者只上半天工。队里的主要骨干是“###”前从昆明、重庆来的老知青，也有一些新来的昆明、北京和上海知青，还有两个湖南老工人的子女。我除了吹笛子以外，还应邀客串演些对口词或者跳个舞什么的，编导们都夸我台风很好。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珍宝岛打了一仗，毛主席号召：“要准备打仗！”我们就排了个节目叫《珍宝岛》，编舞时需要一个冲锋的场面，我就设计了一个搭人梯的场景。搭人梯的时候，我自告奋勇蹲在第一个，冲锋的“战士”第一脚先踏在我的肩背上，然后再冲上其他人的肩膀排成的人梯。一开始，他们都不敢上，怕把我踏坏了，我就鼓励他们：“别怕！冲！我是练武之人呀！四川话讲，我这叫‘瘦是瘦，有肌肉！虚是虚，有干筋儿！’。”我给大家“提虚劲儿”。很快，冲锋号一响，“战士们”就都能冲过去了。当时，我们这六个小伙子搭的人梯还挺壮观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7）
我们的节目在汇演时很受欢迎。
“一巴掌煳在大腚上！”
1970年云南西双版纳的农场改成军垦农场，俗称兵团，正式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师部在景洪。我们东风农场改为二团，团部在大勐龙。前哨五队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五营五连。与此同时派来了很多现役军官来当连长或指导员，农场原来的干部的衔头前面都要加上“代理”两个字。这些现役军人来自支援越战的战场上。他们在越南、老挝、柬埔寨、胡志明小道等战场上，已久经沙场了，个个都身经百战。
部队比较看重出身，就让我当了代理排长，张裕豪因为出身的原因，就让他当代理副排长。这让他很苦闷，晚上我们俩一起抽烟聊天时，我经常安慰他。
不久，团里布置各营宣传队排练样板戏了，我跟“瞎子”商量决定演《智取威虎山》，我自告奋勇演杨子荣。其实，那时我还没有看过《智取威虎山》，对京剧我连一句也不会唱。不过，我跟着“瞎子”学会了“提虚劲儿”。正好当时，《智取威虎山》影片在大勐龙连放了三场，放映点相隔差不多有10公里，我们就找了辆手扶拖拉机，几个人通宵达旦地追着看。我把场景调度、形体动作以及服装道具都牢牢地记住在脑子里。
看完电影之后，我们首先要“招兵买马”：先把六队的几个北京知青都叫来了，让曾塞外演座山雕，他把头发一剃，光头顶上还鼓起一道墚，大嘴巴一张，鼓眼睛一转，活脱脱的一个老土匪；有长得漂亮的，比如像安弟和昆明知青李德立、余建新，就演解放军战士；有长成马脸的赵刚、水蛇腰的肖炳南就演八大金刚；张瞎子演八大金刚的头儿；演少剑波的是吹小号的杜志强，他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在北京练过摔跤，虽然有时会唱走调，但是形象好极了；演小常宝的是上海知青姓张，她的嗓子很脆，在上海就上过舞台；演大山叔的是“老四川”陈启鹏，他虽然瘦了点，斯文了点，但演老头儿还挺像的；演土匪栾平的是“老四川”潘建华，外号叫“潘驼背儿”，其实他的背并不驼，只因为太像电影《抓壮丁》里的潘驼背儿了，一笑起来，两颗虎牙呲出来，比哭还难看；我们拉京胡、二胡和弹的都是昆明知青，有个叫戴星崇的，还有一个叫何中华；我们的编舞是四川老知青陈锦铀和小昆明张德芳等，他们负责舞台调度；服装道具由北京女知青张俊娴和小昆明赵森负责。
张瞎子还到团里要求，把我们看中的其他演不了整出样板戏的营宣传队的文艺骨干给调过来。首先就是我们队吹黑管的余志强他哥余志刚，他们哥儿俩从小就学小提琴，余志刚作曲配器都很棒，就负责乐队指挥。他来了以后不久，《智取威虎山》的总谱就被他琢磨出来了。因为我的嗓子唱不了原调那么高，他还把总谱降了两个调。有个小提琴拉得特别棒的上海知青叫华天礽，来自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他担纲我们的首席小提琴；上海知青李突隆吹的笛子是可以表演独奏的水平，比我可强多了；吹圆号的是老昆明魏宁；敲扬琴的也是个上海知青叫李承惠，真是人才济济。那时，冯黎明已经被思茅军分区调走了，我们缺一个拉手风琴的，正好就来了一位拉手风琴的上海知青，叫范大成。他会拉《马刀舞曲》、《蓝色的多瑙河》、《天鹅湖》等世界名曲，拉起来简直像交响乐一样，震撼人心，有的曲子，连华天礽都说没听过。范大成告诉我，他父亲是抗日战争著名的第十九路军的军官，他是家里的独生子，身体很弱，又得过肺癌。他还拉起衣服给我看，背上有做大手术留下的四十多公分的大刀疤。他经常有点神经兮兮的，没事就在那里活动他的手指头，一不高兴就跑到寨子里找不着人了。华天礽拉的小提琴曲《云雀》非常好听。戴星崇在鱼塘边练二胡，拉的是《二泉映月》和《江河水》声音特别悠扬。 txt小说上传分享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8）
我们的军装是现役连长老杨从部队搞来的。我演杨子荣穿的虎皮坎肩是用帆布拿油漆画的。那八大金刚的行头，就全凭各人自由发挥了。
哥哥不是吹牛皮，想当年，我才23岁，那可真是给点阳光就能灿烂的年华。我就凭着在地坛跟马老师学的武术功底，走台步、反身大跳、扫堂腿，再加上我最拿手的旋风脚，所有动作都不成问题。那年头还没有录音机，我就凭着看了两遍电影，拿着剧本就把全部唱腔都学会了。咱虽然唱的京剧味儿不浓，但是咱底气足，连舞带唱都不带喘的。那时候，咱还不懂踩鼓点，但架不住我们的乐队很棒，他们能跟着我在舞台上的自由发挥来打板鼓。当时，我为了学后空翻，还把鼻梁摔破了。我把我舅舅给我的德国单反相机拿出来，在排练场选好了角度，请别人帮我拍了一张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剧照。可惜当时没有靴子，我后来在照相馆手工上色的照片上用刀片刮出了一双白色的靴子。
前后也就一个月左右，我们便排出了全本的《智取威虎山》，演出效果还挺轰动的。我们在全团巡回演出了一二十场，看过我们演出的不下万人。在团部或营部演出一般会有电，就可以用电灯和麦克风，但在边远的连队或村寨就要靠点汽灯照明，更没有扩音器。每到一地，要先用洛阳铲在土台的后面打两个洞，栽上两根杆子撑起后幕布；前面还要栽上两根杆子挂边幕和扩音喇叭。这些活儿主要是潘驼背儿和昆明知青赵森负责；安扩音器和电工活儿，就由李突隆负责，当然，大家也都要帮忙。每逢演出结束以后，当地都会给我们准备丰盛的夜宵，菜用脸盆装着，有肉、有油、有炒花生，大家围蹲在旁边吃。要知道，那时候，生产队的饭堂里已经很难见到油腥了。有一次，我正演到献图的时候，往怀里一摸，那“联络图”忘了带了，我急中生智，向乐队所在的台边跨了一步，抬起双手从华天礽的乐谱上抖出一张乐谱，再回身跨两大步，把它献给了座山雕。那时候，我走在田间，放牛的傣族小孩骑在牛背上，隔着老远就向我喊：“老——杨——！”那可真有点明星的感觉。
六营的宣传队也排演了京剧《红灯记》，我的同学仲永和演李玉和。我还忘了说了，他从小就在北京的天主教堂唱诗班唱歌，后来还当上了北京少年宫合唱团的领唱，曾经给电影《农奴》配过主题歌，他唱的京剧更像是歌剧。一营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