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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地离开北京。
那天，她们在北京一个郊区集中，由一个河北来的交通员带队。那人很干练，带着她们爬山、行军、过封锁线，一路瞒过敌人的耳目。当时，走了许多路，有一次从一个山坡下来，她们实在走不动，就顺坡往下溜，结果把裤子都磨破了。
到了解放区以后，她们就参加打游击、做群众工作、宣传抗战、组织妇女支援前线，还带领群众跟着八路军躲避日军的“三光”政策。她跟我讲：最危险的一次，是她传染上疟疾打摆子，她已经病得走不动了，跟不上大队，就被安排在一个山洞躲起来，准备听天由命了。那时她病得很厉害，藏在山洞里，看到很多日本鬼子大扫荡从洞口下面经过，幸运的是，最终她没被鬼子发现。
后来她又到华北大###合大学高中班读书，据她后来讲，她要求入党时还费了很多周折，原来他们的支部书记因为追求不上她，就整她，说她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让她入党。当时她压力非常大，但总有一股不认输的劲，于是积极向党组织申诉，终于在1943年8月入了党。
我妈长得特像现在的电影明星斯琴高娃，她的嗓子特好，还参加过延安的合唱队。她说：如果继续留在那里的话，她就跟王昆一起成了歌唱家，但她不喜欢搞文艺。后来我妈进入中央军委外国语学院于英语系学习，就跟我爸在一起了。那时，我爸是英语系党支部书记，他的英语很好，因为他在新加坡读中学时，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语教学的。
我爸是马共归侨
我妈说：一开始她还嫌我爸是南方人，又矮又不帅。她说东北的小伙儿长得漂亮。但最终她选择我爸，是受了我爸他们那一帮华侨的影响。那时，华侨们在一起很团结、很开心，总是互相帮助。而且华侨有钱，他们相对来说穿得很整齐，又讲卫生，还经常请她上饭馆。在一帮华侨的撮合下，我妈最终嫁给了我爸。但是，在我爸的传记里，他写的跟我妈说的可就不太一样了，那是另外一个版本。
说到爱干净，我爸说：他2002年去太行山，到他当年抗战时住过的村子探访。当地的老乡还记得，当年八路军里有个“外国人”每天要洗澡，数九寒天时候，他就在河面把冰凿开一个洞，拿冰水冲凉。其实，那“外国人”就是我爸。直到现在，我爸90岁了，在北京仍然是无论冬夏，天天洗冷水澡，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我爸叫彭光涵（原名：彭海涵），他的祖籍是广东陆丰县（现在归揭西县）的客家人。我爷爷叫彭获璧，字聘三，是教书的秀才，还懂中医，在乡村里很有威信。但他在我爸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我奶奶叫庄贤娘，带着我爸他们大小八个兄弟（我爸是老七），生活越来越艰难。1925年，彭湃以海陆丰为基地领导农###动蓬勃发展，斗地主，分田地。我的几个伯父也参加了农民自卫组织，我爸还当了儿童团员。后来，地主又组织还乡团，杀暴动的农民。1928年在战乱中，我奶奶拉家带口下南洋，在马来亚安下家来种菜、种树胶。那时候，我爸才10岁。我曾问我爸：“我奶奶才一米五左右的小个儿，怎么能带你们几兄弟还有我姑妈一起漂洋过海的呢？”他告诉我，我奶奶是从印度尼西亚嫁回家乡的，她会说印尼话，也会说马来话。据说我的曾祖母是荷兰殖民者中的平民（也有亲戚说是印度尼西亚土著人，反正不是华人）。在船上，凑不够的路费，她可以帮工，还可以向船老板欠着高利贷，等在马来亚挣了钱以后再还。到了马来亚，她去找当地土人谈，要了一块地安家。那里的气候好、土地肥、树木又多。砍了树盖房，开了地种菜，挖了塘养鱼。我两个伯父还去英国人办的橡胶园打工。我爸读书时，因为家里穷，所以要靠给华侨学校帮工并得到当地的华侨商人郑经伦的资助才坚持读到中学。由于他的成绩很好，郑经伦又介绍他到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通过了入学考试后，郑先生把他推荐给该校的董事长李光前。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南洋华侨的最高学府，李光前是马来亚、新加坡的著名华侨企业家，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女婿，由他资助我爸在那里读到初中毕业。我们家后来还清了债，还在马六甲和新加坡开了两间药房。我奶奶当年领着五个儿子和两个儿媳下南洋，到六十年代已是四代同堂有近百人的大家子了。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3）
我爸是1935年在马来亚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的，曾任新加坡共产党的市委委员。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指导下，马共在当地华侨抗敌后援会内组织了援八援四委员会（即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我爸被任命为委员会的副主任。1940年他和几位马共的领导人，因为在新加坡领导工人运动和组织群众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救国的活动被殖民当局驱逐出境（那时候英国殖民当局还不敢得罪日本军国主义）。
在香港，他们经###在当地的负责人廖承志和连贯的安排，长途跋涉经过粤北、桂林、贵阳来到重庆。一路上我爸还受组织委托带着彭湃烈士年幼的儿子彭士禄，他们至今仍以兄弟相称。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见了我爸。在谈话中，他还建议我爸，“为了安全”起见，把彭海涵的名字改为彭光涵。我爸他们一行人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时候，去延安的路已经被国民党的军队封锁了。于是，他们又几经周折去了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由彭德怀副总司令安排他们到太行山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时候，班里的学员大都是老红军、老干部，几乎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上课之后要实习，我爸跟着这些老红军一起去打伏击、端炮楼、打一些小仗。这些老红军太会打仗了，跟着他们基本是没有伤亡的。我爸也有他的长处，他给大家讲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在新加坡读书时，曾在图书馆借到过英文版的###的《资本论》，所以，他在班里还给大家讲###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太行山时，我爸睡不惯热炕，每天都借老乡的门板之类的支个床来睡。因此，他身上就没长虱子，也就没有传上疟疾。在当时，部队要从很远的地方拉军粮、拉装备，可是战士们个个都打摆子病倒了，只有我爸没事。于是，他成了运输队的骨干。有一次，我爸和几个战士赶着牲口走山间小道去拉粮食。当走到冰雪覆盖的山崖上时，因为路太滑，连牲口都不敢走了，于是，我爸就把牲口背上的驮卸下来，连背带扛地走过最险的地方。
那时候日军在太行山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杀人无数，老百姓对日军恨得咬牙切齿。有一次打仗后，我爸跟着老红军押了几十个日军的俘虏回营。因为怕老百姓杀俘虏，他们就给俘虏们换上当地老百姓的服装。战士们端着枪在前后押着俘虏穿行在青纱帐。没想到老百姓竟然得到消息，他们从青纱帐里冲出来，手拿菜刀、锄头，没有菜刀的就用手掐，甚至还有用牙咬的，弄死了不少俘虏。老百姓对日本鬼子简直恨之入骨，由此可见日军对待当地老百姓是多么残暴。
大连—平壤—哈尔滨—北平 。。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4）
我是1947年4月11日在大连出生的。据我爸的传记里讲，从1947年到1949年初，我们一家从大连又到了朝鲜的平壤。我父母作华侨工作，组织群众支持解放战争的前线。后来又到了哈尔滨。我爸任南岗区区长，维持治安，组织生产，支援前线，并且安置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和被俘将领。后来还负责接待从国统区来的、准备建国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人士，比如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李济深、茅盾、章乃器、柳亚子、马寅初、洪深、翦伯赞等。那些###人士大部分都是南方人，国语讲不好。而我爸是新加坡的归侨，会讲广东、福建的各种方言，包括客家话、广府话、海南话、台山话和闽南话，所以和他们沟通起来比较方便。可以给他们答疑解惑，让这些还很少与共产党打过交道的人们感到很亲切。
再后来，北平解放了，1949年4月，我两岁的时候，我爸妈就带着我一起南下进了北平。我们就住在中南海里。
那时候，中南海到处是荒草丛生。亭台楼阁里到处是马粪，一片狼藉。因为平津战役期间，解放军围城的时候，“国军”傅作义在北平的部队就驻扎在这里。于是，住在中南海待命的干部就开始打扫卫生、清理垃圾。
有一次，几个归侨干部议论，中南海里水草太多，如果找来草鱼养在里边一定可以改善水质情况。当时负责管理中南海的同志听了他们的意见，立即给正在江南前线打仗的部队发了电报，在战争之余运来了一批草鱼苗。养上草鱼之后，中南海的水很快就清了。有一次，朱德总司令在瀛台附近钓鱼，见到我爸，招手叫他过来。我爸走到他身边低声地问道：“朱老总，今天钓了几条？”他摊开手说：“没得，不知为什么，明明见到水里有好多鱼，可它们就是不上钩。”我爸没有说什么，却蹲在一旁，静静地观看，突然他想起了养草鱼的事，就在原地拔了些草，编了一个小环，对朱老总说：“朱老总，换个诱饵试试。”老总奇怪地说：“用草做诱饵真新鲜，我试试看。”果然，一条鱼上了钩，老总开怀大笑。
六月盛夏，绿树掩映的中南海显得格外繁忙，装着各种建筑材料的车辆来来往往，一些维修殿堂的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其中怀仁堂工地特别热闹。我爸记得在入住中南海时，怀仁堂仅仅是一个四周围着平房的大院，院中间有个简陋的大顶棚，但过了个把月，顶棚换了个高大的屋顶架，四周立了新柱子。我爸听人说，怀仁堂要盖成一个大礼堂，是由中国鼎鼎大名的梁思成建筑师设计的，将来新政协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开国大典台前幕后
最让我爸一生自豪的就是他参加新政协的工作，任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的秘书。这第六小组的工作就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等方案。现在中央档案馆的有关原始文件，大部分是我爸的手迹。他记录了国旗、国歌诞生的全过程。有各界政治家和画家、音乐家们讨论时的发言，有全国各地应征的来稿稿样和说明，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是我爸受周恩来总理的派遣，骑着自行车经长安街去前门大栅栏的一间旗帜社缝制的。向全世界发布国旗图案的电文，是我爸和梁思成等人一起草拟的……
⒈新中国第一面国旗是我爸骑车找制旗社做的（5）
近年，我爸几乎年年的国庆日都被请到各地电视台去讲国旗和国歌诞生的故事。2003年，我女儿大学毕业后，在中学当音乐老师。教育系统发的统一教材的光盘里，竟然就是我爸在讲国旗和国歌是怎么诞生的。2006年10月7日，我爸88岁生日的时候，国旗班的代表也来到了生日宴会。他身高近一米九，雄赳赳地给我爸敬军礼，还把天安门国旗的纪念品送给我爸。那一天，郑奕钧先生著的《归侨彭光涵的——往事·今事》由北京大学龚诗贮基金赞助，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该书被列为“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二十七”。该书是郑奕钧、刘玉仙夫妇在退休之年耗时四载根据我爸的口述和资料写成的。现将该书有关国旗和国歌是怎样诞生的部分摘录如下——
1949年6月15日，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九月十六日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六个小组，分别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
第六小组组长是著名教育家、中国###促进会主席马叙伦；副组长是当时北平军管会主任、市长叶剑英，作家沈雁冰（茅盾）；组员有著名政治家、作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等共十六人；秘书彭光涵。当时他们中最大年纪的是张澜先生，77岁。最小的是廖承志，41岁。他们现都已故世了。彭光涵当时才31岁，现在也88岁了（2006年）。
……
叶剑英是他在延安时熟悉的老首长，也是现时第六小组的副组长。叶老平和地对彭说：“你不用急，一步步学着做，组里的人都有学问，见的世面多，多向他们请教就成，你现在有时间可先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