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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议上，专家们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基本的肯定和鼓励，认为写出了“一部新时期农村青年的奋斗史”。借此机会，对上述关注和支持过《红玉菲》的各方领导和朋友一并表示感谢。
我清醒地知道《红玉菲》只是我的转型之作，因而不敢奢望北京的专家学者对它作出很高的评价。但是，丑媳妇总是应该见到公婆的，我就这样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一种“初生牛犊”的闯劲儿，把《红玉菲》呈交给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我所期待的是专家学者多给批评意见，多指出我在作品中存在的明显问题以及今后创作时的解决方案，这样就能使我有所收获，有所进步，使我有信心将下一部作品写得更令人满意一些。
借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我特别想表达的是，家乡的土地和清江以及独特的土家族历史文化滋养了我的人生，给予了我丰富的写作资源；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才使我的创作有较好的环境条件；是家乡众多朋友的关爱才使我获得了勇气、力量和信心。贾平凹用他的《秦腔》为他的家乡竖了“一块碑子”，而我从诗集《鄂西倒影》到长篇小说《红玉菲》都是在表达我对家乡的感情。在我今后的小说创作中，我想我只有一个创作的母题，那就是“爱与清江”。今后，我还要用我的一生以及全部的创作激情来回报我的家乡人民，我的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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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玉秋：沉浮凭潮流，性格有新意
——评羊角岩长篇小说《红玉菲》
我读了《红玉菲》后，觉得从一个诗人转型到写小说，一个基本的定位觉得是成功的。我从两点来看，第一点，它基本符合小说“从一滴水看大千世界”的艺术规律。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里这样的一个青年田浩禄三十年来的人生道路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缩影。从这一点上来讲，它应该是成功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当时的奋斗目标简直微不足道：他只不过想离开农村，有一个城镇户口，有一份正式工作，与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恋爱、结婚。然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于田浩禄这样的农村青年，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目标，要想实现都难于上青天。尽管他的能力多次被各级领导所赏识，但一个小小的村长，凭借手中的权力，利用他大伯父的所谓“政治问题”，一次次阻挠了他的努力，打破了他的希望。究其根源，一不在于权力，因为若论权力，好几个看上他的领导的权力都比村长大；二不在于体制，因为即使是在当时，他的户口问题在体制内也有解决的途径。田浩禄之所以命运多舛，除了性格原因外，主要是社会潮流使然。当时的社会潮流基本上给每个人都规定好了生活道路，不提供规定之外的任何机会。每一个企图突破社会规定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类，遭受各种各样的打击。小说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田浩禄后来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后来并没有解决户口问题，但是他成功了，不仅进了城，获得了财富，拥有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女人，甚至能俯视自己命运中的“贵人”。他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给他提供了机会。所以田浩禄不是高加林，而是成功了的高加林。小说把人物命运的沉浮与社会潮流的变迁比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实践了小说“一滴水看大千世界”的基本艺术特性。
第二点，我觉得小说人物是有新意的。田浩禄命运的沉浮除了取决于社会潮流之外，还有他个人的性格因素。小说的作者是土家族，小说写的是土家族聚居地区的故事，小说中穿插着很多土家族的神话传说、民歌民谣和风俗习惯。主人公田浩禄就生活在土家族民族文化的环境之中。这就使得他的性格在文化基因上有着许多不同于生活在封建文化积淀厚重的西北的高加林的特点。所谓文化，有时是有形态的，有时是无形态的。无形态的文化就溶解在带有不同文化基因的人们的言谈举止之中。在田浩禄的行为举止中，就可以品出他跟汉文化些微不同的东西来。这种不同，其实是一种最深邃的文化，它不是非得贴上土家文化的标签。在田浩禄的性格中比高加林多了一些柔性的、温情的东西。高加林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出人头地。有的批评家说《红玉菲》没把人性的东西推到极致，我的看法不同，因为推到极致就意味着要像高加林那样野心勃勃出人头地，而土家人的性格中可能就是像田浩禄这样的柔性的、温情的东西。田浩禄就是这样简单，就是只想着要离开农村，在他眼中，一个商店的售货员都高不可攀。这就是不一样。而生活在男性中心文化积淀深厚的环境之中的高加林，有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东西，在奋斗过程中他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巧珍的牺牲和奉献。田浩禄在与女人的关系中则还保留着两情相悦的基本性质，不管他落魄时还是发迹后，他与女人的关系都是以情为基础的。他爱覃怡红爱得始终如一，当初写分手信虽然造成了两人一生的婚姻家庭悲剧，但那是以成全对方、牺牲自己为前提的，这一点高加林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更为难得的是在他成功之后，对于处于弱势的覃怡红仍能保持着一份尊重，这也很难得。当然他也有弱点，在与向明玉的关系上他就显得很残酷，但那是基于无爱的残酷，虽不能让人认同，但多少还可以理解。而他在郑菲菲的美色与真情面前，能够抵御住诱惑、保持一份清醒，就更可以看出他在感情上的专一了。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无论是他在强势威压下的坚持（对范勇），还是在灾难临近时的承担（对向明海），都显出可贵的道德底色。这种底色（不是底线），就是土家族文化的一种非常具体的体现。所以田浩禄是一个让人感到更为温暖、更好接近的高加林。而这种性格上的差异正是人物的新意之所在。
从以上两点，我认为这个小说是很成功的。另外，羊角岩在塑造人物上功底是不错的，比如这本书合上以后，我们可以说出很多的书中人物来，比如他姐姐，他妈妈，甚至包括那个横行霸道的村长。他姐姐我就记住两个细节，一个是为了弟弟辍学，另一个是嫁给一个驼子，就这两件事，一个忍辱负重的善良农村女人的人物形象就站起来了。这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功力。
关于小说的问题，我着重指出书名的问题。小说取名《红玉菲》是把田浩禄身边的三个女人的名字各取了一个字。三个女人在田浩禄不同的人生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覃怡红见证了他早期的拼搏与奋斗，见证了他的失败与坎坷；向明玉陪他度过了生命的低潮期，承受了最痛苦的情感煎熬；郑菲菲帮助他在事业上起飞，从此走向飞黄腾达。可以看出，这种取名法是受到了中国传统小说《金瓶梅》的启发。但中国文字有其自身的奥妙，金瓶梅三个字组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形象，而红玉菲三个字组合在一起却毫无意义，让人摸不关头脑，只有看完小说才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既然要这样给小说取名，把三个女人的名字改一改就行了。看来，还是欠缺一点千锤百炼的功夫呵。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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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金华：田浩禄们无法摆脱的命运
——读羊角岩长篇小说《红玉菲》
宜昌长阳籍作家羊角岩最近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红玉菲》，以近30万字的篇幅讲述了清江边一个农家孩子田浩禄为改变自身命运而不断折腾几十年，在与三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中耗尽自己青春年华的令人伤感的故事。在近四十年的社会大背景下，作者将田浩禄对命运的抗争的过程，以及这个山村小人物内心的痛苦历程进行了细致地描写。田浩禄们最终无法摆脱的命运，是这一代人心底的痛苦的梦，田浩禄的形象有着极其典型的意义。
田浩禄对于改变自己命运的目标是极其简单的，又是极其艰难的。仅仅是梦想自己像青梅竹马的美丽女孩覃怡红一样成为吃商品粮的非农户口。这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所有农家子弟都梦寐以求的，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与覃怡红平等的社会地位，也才有与覃怡红发展感情的资本。但这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最终将这一对有情人的美好情感化为虚无，爱情在世俗面前被击得粉碎。暗暗深爱着田浩禄的向明玉不惜贞操和尊严，委身村主任以求得田浩禄发展的机会，最终与田浩禄结为夫妻，在田浩禄病态的折磨中含恨而死。而一心要替父赎罪的隔代少女郑菲菲一心要以嫁给田浩禄的方式对父亲给田浩禄的伤害进行补偿，使田浩禄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故事不是很复杂，但就是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受尽重重屈辱之后，时代的变迁给了田浩禄施展才华的机会，在企业改制中，田浩禄成功地上演了一场“蛇吞象”的大戏，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了给了他无数屈辱和伤害的制药厂，使他有了报复的机会和资本。
田浩禄的命运，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部分：抗争与报复。抗争的是社会，报复的也是社会。抗争的基本动因是爱情，报复的基本动因则远离了爱情。但田浩禄心底里要吃上商品粮成为非农户口的儿时梦想却随着社会的变迁变得渺小甚至无聊，使得田浩禄在报复成功后无法品尝到胜利喜悦。在与覃怡红的关系上，田浩禄表现出来的大度与宽容，仅仅是对覃怡红这个在时代变迁中失去一切优越感的弱女子的同情和一丝对于过去感情的眷念。因此，可以说，田浩禄强烈的报复心理没有被世事变迁发酵得不可收拾，人性美好的一面最终战胜了人性邪恶的一面。与许多文学作品中同类典型相比，他没有变得冷酷无情，他也没有被生活磨砺得更加刚毅果决，虽然在与向明玉婚姻中因为心理的变态曾经歇斯底里，但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在生活境遇改变后依然很自然地从心底里生长起来。对郑菲菲的责任，对覃怡红女儿楚辛的关爱，对向明玉弟弟向明海的关照，都有着极强的温情。而内心深处的苦楚却默默地独自吞咽，没有因为发迹而堕落。这正是土家汉子生命基因中不可磨灭的东西，也是田浩禄这个艺术形象有别于其他艺术形象之处，就这一点来说，田浩禄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是很成功的、独特的。
田浩禄的命运，是一代农村青年的命运；田浩禄的奋斗，也是一代农村知识青年奋斗的缩影。在整部作品中，爱情是贯串全书的主线，覃怡红从出众到归于平凡，向明玉的痴情与忍辱负重，郑菲菲的单纯和清澈，与其他人物的心狠手辣，形成强烈的反差，使整部作品从头至尾呈现出艺术的光亮，照亮了善良，鞭笞着丑恶，这是支撑田浩禄在生活底层苦苦挣扎的最原始的动力，也是最终拽住他没有被生活击垮的原因，还是使他依然能够在走出困境后保持质朴的土家汉子本色的最根本因素。我想，作者把这部书以三个女人的名字命名，就是要向读者昭示这样一个道理：美好的东西最终是战胜一切邪恶的力量。
田浩禄的这种性格特征，是与他生活的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出生于鄂西清江岸边那个偏僻山村的田浩禄，血液中流淌的是巴人祖先的血液，除了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之外，还有着那种敢于承担、咀嚼苦难的特质，作者在整部作品中，用了不多的笔墨却极其精到地描绘了一幅精美的土家民族的生活图画，土家人的勇敢、善良、豪爽的性格熔铸在田浩禄的骨髓里。书中的乡村与城市，官场与民间，多种生活场景交替出现，使得整部书的行文摇曳多姿，为田浩禄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得田浩禄这一典型形象的产生有了坚实而又厚重的土壤。这也是田浩禄无法摆脱的命运。
但是，读完整部作品，我又不能不感到缺憾，田浩禄这个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还仅仅局限于这个人物的本身，几十年历史的印记还仅仅打在田浩禄一个人身上，故事的叙述不是十分紧凑，矛盾的设置还不是那么扣人心弦。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对那段历史的认识的不足使得田浩禄这一典型人物身上缺少历史的厚重感，田浩禄在艰难困厄中以及在后来的商业生涯中，性格或者说思想的脉络不够清晰，许多矛盾的解决显得有点儿轻而易举，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透视田浩禄经历的那段历史的力度不够，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田浩禄这一人物形象的艺术含量。这与作者在结构上采用的封闭式叙述方法有关，这样的叙述方法，很难使作者从具体的叙述中超脱出来，也很难使作者摆脱故事的束缚，从更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