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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什么拯救你，冯翔
冯翔的自杀，真是让人猝不及防，让许多人震惊和痛苦。读他在网上地最后的留言，无边的黑暗之感慢慢漫过头顶。对于冯翔的时间通路，他有没有在到达终点时，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心理岔路在哪一段：抑郁？劳累？身体？情绪？他给人诉说过吗？他诉说过的是真实的么？大地震那天，有人在网上说：“北川，那里的城变成了水，那里的人变成了鸟。”冯翔，你是一只晚飞的鸟。
《在难中——深度访谈北川乡镇书记》中，有九个乡镇书记在讲“”地震第一时间发生了什么？第一时间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人性？本能？职责？他们跟冯翔一样，他们的亲人永埋废墟，他们比冯翔更痛苦的是，除了孩子，他们还有妻子、父母埋在废墟中，甚至连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冯翔的朋友阿建从大地震不久后，就开始“地震灾区乡镇书记访谈”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团队十分年轻，在灾区乡镇奔波，时时遭遇情感的打击，每次访谈都是一次次穿越废墟，有了足够的勇气，但免不了受到不幸和痛苦利爪的伤害，他们自己，也成了“压力重症症候群”。
阿建他们访谈过二百多人后，深感震区基层干部的心理创伤，是一个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问题。他看到，外表十分坚强的人，往往愈发担他们内心的崩溃。
阿建说他十分熟悉北川基层干部。因为各种名目的培训，基层干部轮番在市党校培训，他讲授“应急管理”课程，那儿山高路险，泥石流，洪水、冰雹等自然危险时有发生，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跟党校同学关系很好，“都是好朋友”。
也许因为这一层关系，阿建才能感受到被访问者语言表达背后地内容，他在一遍遍倾听中，触摸到他们再黑暗中挣扎的脆弱的内心。而事情悲剧的一面，也在他预感中悄悄地上演，一幕又一幕……
先是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继而市府秘书自杀，还有人不断患上精神病，也在自杀的边缘……
这天，阿建打电话来告诉我冯翔自杀的消息，他说一点儿没想到，那晚上他们一直在一起喝酒聊天，他还找了几个市文联的朋友，聊到晚上十一点半钟。他送冯翔回家。上午冯翔自杀的消息传来，这个消息让阿建恐惧、震惊，极度痛苦。董玉飞的弟弟董卓凯很快来电话，一定要与他谈话，这让他更加紧张。他成了“心理应急管理者”了，阿建说，自杀风蔓延开了不得了！
我问阿建，你们对冯翔走这条路有没有预感？阿建说，冯翔其实表现得很乐观，很积极。过一会又说，他见冯翔额头上有点虚汗，感觉到他心里有种恐惧感。他不是爱好文学吗，常常写作到很晚，还说写好的长篇要转给你们看看。
猜想冯翔是因为爱好文学，把写作当作解脱心理困境的出路了。其实写作真是把双刃剑，他在表达的同时，也沉溺于悲惨的记忆中，写作让人深耕细作地品味痛苦。哲学家笛卡尔准确地描述过这种情绪状态：“夜阑人静时有些想法反复向我们袭来，怎么也甩不开，发生这种事情地原因在于血液的流动，在于某种液体再神经里或脑里转悠。”
这种情绪带来地痛苦难以描述……冯翔和许多北川基层干部一样，由于在救灾中表现突出而得到了提拔。然而提拔不能解决他们的心理困境。被提拔曾是这些基层干部努力工作的最重要的动力。但灾难突然降临，他们的仕途得到戏剧性的改变：他们在新岗位拼命工作，用劳累，疲惫来对抗灰色幽暗的心灵。而组织上对他们的教导是奉献，舍小家保大家，坚强榜样，这些哪一样是心理抚慰剂？他们高度的工作热情被高度的关注和赞扬，然而，他们是在愉快中工作吗？是有希望的工作吗？
访谈中，我们得知一些宗教组织，佛教、基督教的自愿者到灾区，但他们不可能关怀到党的基层干部，信仰问题在非常时期也是政治问题，唯恐避之不及。
灾区基层干部还在盼望组织的关怀；希望有人给他们打电话；希望说他们是灾民；希望多点休息时间，多点补助；希望……
阿建真的希望《在难中》能真正给灾区的基层干部一些帮助，因为此书是他们在非常时期，非常状态下的讲述。讲述之后，痛苦并没有随着讲述而离去。我们都愿望受尽苦难的灾区基层干部都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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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难中——深度访谈北川乡镇书记》
这是一部“5·12”大地震后第一时间对北川乡镇书记的深度访谈录。乡镇书记是中国最基层级政府在危急时刻的决策者和非常时期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同时作为领导和灾民的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6月16日，“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计划在第一时间对“”地震重灾区绵阳市276个乡镇中70％以上的党委书记进行一次深度访谈，最后实际完成260个。阿建是其中的主要访谈者，本书就是此次访谈的结晶。
如何记录这样一次巨大的灾难，始终是写作的难题。“5·12”地震后，对事的矫饰和人的矫情，我们多少都有警惕，但每一个书写者又难免落入矫饰和矫情。因为不可能传达“真实”，别说全部的真实，就是“一种”也很难做到。但正如作者所努力达到的那样，如果我们没能力保证自己表达的一定是“真实”的话，我至少保证自己是在努力一种“诚实”的表达。出此考虑，作者把书中文字明确分为两类：客观的和主观的。前者是原生态的语言，后者是自己的感受。作者力图展现他们最真实的记忆，最真切的感受，没有时光的磨蚀和雕饰的体验，同事也力图将自己的情感融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上，即使有不自控的地方，读者也一定能体谅其苦衷。
对基层党政干部这一特殊群体，公众了解得并不多。一方面，在特殊的体制和文化背景下，他们受到的诟病远多于赞赏；另一方面，在政府的垂直体系中，处于底端的他们，也往往不能占据政治话语的主要位置，然而，他们却是各种政策的直接实现者，他们面临的不只是如何说，更是如何做的问题。当地震突如其来，山崩地裂，哀鸿遍野之时，这个群体的集体反应是怎么样的？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果如何？这一切，就是“历史”。“5·12”地震给这个特殊群体强设了一种规定情境，让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角色意识做出反应，同时，也要作出一个人的反应。在访谈中，我们可以读出，他们的角色塑造是通过一次次艰难的选择来完成的，这些选择一方面体现了他们作为特定角色的强烈使命感，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作为普通个体的巨大牺牲。作者常常禁不住为每一个角色的完美塑造感动，也禁不住要为角色背后个体的巨大牺牲承受深深伤痛。
在感受充盈的悲凉感之余，作者和我们都被迫反思的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不应仅是伤痛，还应有伤痛过后升华出来的智慧。即使再大的灾难，我们也会因为“历史”终究会翻过去而看到依稀的希望。人类经历了一场如此惨痛的劫难，必须要从伤痛中升华出一些“智慧”来，才能让安慰逝者，让生者找到希望。正如作者在访谈中体悟到的那样，“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访谈中接触到的每一个对象，都是映照真实世界的一粒沙，他们给读者讲出所知的一切，就是所有读者的菩提。
在这场涉及到千千万万人的灾难中，亲历者和见证者何止千千万万。本书只是若水三千中的小小一瓢，许多事注定永远潜藏在无数人的记忆深处，难言于表，许多体验注定消失在无数逝去者的心中，归于尘土。而正因为如此，《在难中》一书的言说，才显得如此感人，如此珍贵。因为，说出苦难，对于人类来说，不止是宣泄，更是一种艰难，一种勇气。读者在此书中肯定能读到更多。
《灾难中——深度访谈北川乡镇书记》，阿建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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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与蜻蜓
然而，进入北川之后，我才发觉我们原有的心理准备远远不够。
我们的初衷只是想做一种工作访谈。访谈的主题很明确：应急管理。访谈的流程也十分的程式化。起初因为偏于理性，访谈中许多信息都被我们忽略了。可是当我们反复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份份沉重的不幸时，我内心的某种情感被一点点触动、唤醒，然后扩散、弥漫，直至迎面袭来，无力阻挡。到全部访谈结束，原初的工作状态几乎荡然无存，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情感中，茫然无措，不能自拔。
的确，我们所面对的是刚从一场巨大灾难中走出来的人。通过访谈，他们的经历和体验也渐渐成为我个人经历和体验的一部分。震惊、悲伤及恐惧；逃避、坚强及希望，五味杂陈，齐聚心头。渐渐地，我感觉好像肩头被一种重物沉甸甸地压着，而心中有一种暗流不断地奔涌，却又无从宣泄。同我们的访谈对象一样，我可能也患上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我们访谈的对象都是基层干部，因为工作的原因，地震前我对他们比较熟悉，相互间的接触也比较多，有一些曾经是我的工作伙伴，更有一些还是相处很不错的朋友。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他们在特殊的境况下是否能经受住考验，说句实话，我不是很有信心。因为特殊的体制与文化因素，农村基层干部往往生活在夹层里，他们面对着旁人难以理解的尴尬，也承受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同样，他们身上有着社会诸多的诟病。在一定程度上，农村基层干部甚至被妖魔化了，这对他们来说，多少还是有些不公平。
但是，突然到来的一场巨大灾难，把他们从体制与文化的禁锢下释放出来，将他们还原为一个个单纯的人，面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考验，他们必须秉承自己的本性做出抉择。这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有着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个具有清醒使命感可敬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不愧是人群中优秀的一分子，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高贵的一面。整个访谈经历在我心里激起的情感体验，从震惊到悲伤，再到深深的感动，最后，甚至有一种宗教般的悲怆与崇高感。在汹涌情感的冲击过后，我努力激发潜能投入工作，在悲伤过后找回自我的生命力，在失落之后奔向前面新的希望。
访谈带给我的身心负面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
2008年8月，“香港特种乐队”来灾区做“音乐疗伤”。一位香港按摩师把双手刚一搭上我的肩膀就吃惊地问：“你这里的压力怎么这么大？”原来，你的心可以被你骗，你的身体却是没法被骗的，心理的问题在身体上一定会反应出来，而且十分真实。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可能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的“疑似”患者了。这之后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让自己得到一些宣泄，可要么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与空间来释放自己，要么当遭遇某种情感冲击泪水将要奔涌时，我却用“坚强”把它强压了下去。直到几天前，本书稿已进入修改阶段时，我才有机会与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主任夏林清教授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
夏老师是台湾心理咨询界的开创者，她以坚实的学术背景和柔软的博爱之心，给我做了一次心理疏导。说是疏导其实她很少说话，更多的是我在说。虽然谈话进行到一半便被工作打断，但面对夏老师不足十分钟，我的泪水就夺眶而出。这是“5·12”地震以来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流泪，事后感觉身心都轻松了许多。这时候我仿佛又以被访者的角色重温了我们几个月以前进行过的访谈，历历情境，再现眼前；种种感受，重回心头。
昨晚我做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梦，梦里我坐于分岔的路边，同行的几位伙伴正在犹豫往哪去，我却固执地说：“我哪也不想去，我只想去北川……”
陈国兴访谈录（1）
2008年7月21日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一大早我们就踏上了前往北川的路。
一过安昌镇大桥，就看见公路两旁挂着许多红底白字牌子，上面写着北川县各党政机关的名称。地震后的第十天，5月22日，北川县委县政府的临时办公点就设在了安县老县城安昌镇，而安县新县城已于几年前迁往距绵阳十几公里的花 （ɡāi）镇。北川各单位都租用安昌镇的民房临时办公。
北川县安监局的牌子挂在一棵大树旁，安监局和国土局合租一个院子办公。安监局的所有人合用一间二十来平米的办公室，进进出出有五六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