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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苡幸庖宓氖虑椋唤鑫刺熬殖闪�5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更重要的是对于人民特别是广大检察干警，全面地认识在检察机关设置这个专门机构的重要性，以及在反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进一步坚定反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决心和信心，推动反贪局的建设都是很有利的。肖扬同志请我为这本书写几句话，我很乐意。
5年前，第一个反贪局诞生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就给予了肯定，并决定在全国推广。各地都加快了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专门机构的建设，发展很快，工作情况也很好，在反贪污贿赂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年来，各级人民检察院坚持把反贪污贿赂作为第一位工作，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查办了一大批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为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为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5年的实践证明，建立反贪局的决策是正确的。
从目前的情况看，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仍然是严重的。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的情况显示，犯罪数额大，重大特大案件增加；团伙犯罪增多，群案、串案，跨地区、跨行业作案突出。特别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个别领导干部钱迷心窍，与犯罪分子内外勾结，狼狈为奸，共同作案，进行贪污、贿赂、走私、假冒商标、偷税、抗税、骗税等犯罪活动，大肆侵吞、骗取国家财产，坑国家、害人民。不少案件是贪污、贿赂、走私、骗税、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包庇、伪证等多种犯罪交织在一起，一案多罪、一案多人、一人多罪。再有就是法人犯罪明显增多。在犯罪分布和流向上，一些掌管人、财、物的部门和带有垄断性的经济管理部门，由于权力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约，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始终是多发部位。经济发展的热点行业，如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贸易市场等，由于规章制度不健全等，往往成为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易发部位，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犯罪形式和动向。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由生产、流通等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蔓延到少数党政机关的干部和少数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中，他们把权力商品化，把市场经济奉行的交换原则引入到党的生活和国家机关政务活动中，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敲诈勒索、索贿受贿。这些人在我们整个干部队伍中虽然只是极少数，但其危害绝不可低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是当前*现象中最严重、最恶劣的表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往往导致这个地区、部门的*现象蔓延，贪污贿赂犯罪日益严重。社会上的各种经济犯罪分子，总是想方设法拉拢国家干部，特别是担当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极少数走上犯罪道路的领导干部，不仅成了社会上的犯罪分子的同伙，而且是他们的靠山和“保护伞”。实践证明，在反*斗争中，只有始终把查办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作为重点，突出查办大案、要案，才能真正取得成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序二（2）
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是封建特权的衍生物和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表现。对我们来说，它是一种异己的东西，是权力腐化变质的表现。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它不仅成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严重障碍，使许多改革政策和措施在实践中变形走样，而且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扭曲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出现*亡国的危险。正如*同志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党对惩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清除肌体的蛀虫、蟊贼，态度是坚决的，政策是一贯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在消灭敌对阶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清除革命队伍中的*现象。在即将转入和平建设时期，毛主席及时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警惕被糖衣裹着的炮弹打倒；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颁布了大量有关惩治*的法律、法规和指示，开展了“三反”、“五反”，杀掉和惩处了一批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污*分子，为广大干部敲响了警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志多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打击经济犯罪这项工作同经济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并列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1982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反贪污贿赂斗争的高潮。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同志一再强调，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把反*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务必在近期内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特别是*同志在中纪委二次和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后，反*斗争的发展势头非常好。全党都动员起来了，各行各业都在认真开展反*斗争。广大人民群众对反对*、加强廉政建设非常支持，踊跃举报，有力地推动了反*斗争的开展。贪污贿赂等*现象与社会主义制度，与党和人民的利益是根本不相容的，消除*现象是党和国家的利益所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只要我们坚持认真地抓下去，惩治贪污贿赂等*现象的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明显成效。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是依照法律规定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专门机关。近几年来，检察机关一直把惩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作为检察机关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最直接、最重要的服务，作为工作重点。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成绩也是显著的，今后仍要继续坚持。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也是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纲领。《决定》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法制建设的目标，这对检察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的各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时代的主旋律，一切工作都必须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为了坚决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要以“严格执法，狠抓办案”的工作方针统揽检察工作全局。这个工作方针提出后，得到了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的支持，得到各级检察院和广大检察人员的拥护并迅速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实践证明，这个工作方针体现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各级检察院、各项检察业务找到了自己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应有位置，找准了服务经济建设的正确途径，坚持这个工作方针不动摇，工作就主动，就能抓住要害，打得准，打得狠，打出声威，消除人民群众的顾虑，给人民群众以信心。坚持这一条，在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和促进*法制建设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就能在反*和树立法制的权威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将长期存在，反*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要增强反*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反*斗争深入、持久、有效地开展下去。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反*斗争如何深入下去呢？要从教育入手，使我们的每一个党员、干部都争做廉政勤政的模范。要深化改革，从制度上铲除“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力”。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要加强法制。*同志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对于干部的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加强法制，要加强立法，根本的是要严格执法，坚决惩治*分子。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要加强专门机关建设。反*要厉行法制，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执法机构。所以，继续完善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加强查办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的专业队伍，提高工作效能，是反*斗争的需要，是查办贪污贿赂等经济案件的需要。要把检察机关反贪局建设成为一个权威的、高效的侦查工作的专门机构。
肖扬同志在书中指出“反贪污无穷期”，我非常赞赏这一观点。希望全国广大检察干警在反*、惩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斗争中，把反贪局建设得更好。
张思卿
1994年8月1日
2009年7月22日修订
前言
这是一本写于19年前的书。早在1990年，反贪污贿赂工作局诞生周年的时候，面对它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我产生了写本书，把建立反贪局的缘起、成果记录和总结下来的念头。希望借此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反贪局，能对反贪局的建立和完善有所裨益和帮助。念头一经产生，即付诸行动，1990年下半年开始动笔。后来由于工作变动，公务繁忙，这项属于“私活”的耕耘也就变得断断续续。1994年，广东的同志希望我花点时间，在建局5周年之际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任务。我应他们的要求，在原稿的基础上略加修改，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版。直到今日，时值建局
20周年之际，才有时间翻出旧稿重新整理成书，我也算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
1986年—1990年，我在广东省检察院任检察长期间，向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作过多年的工作报告，报告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反贪污贿赂方面的工作，而且是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内容。1990年底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继续向*告反贪情况。本书原书名为《神圣的使命——共和国第一个反贪局诞生的前前后后》，现在看来改为《反贪报告——共和国第一个反贪污贿赂工作局诞生的前前后后》更为合适。因为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一切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我们领导干部向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报告工作而不是作工作报告。
本书的出版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力求较为全面和深入地分析、论证和记述反贪污贿赂工作局诞生的前因、决策过程和后果，用*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惩治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出路，对相关的问题阐述自己的主张。
本书的体例是按照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成立的前前后后这一时间流向，截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问题，以专题的形式兼顾时间的先后进行分析、论证和记述，而各个问题之间又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以此构建成全书的框架。由于这些问题仍然是今天广大从事惩治贪污贿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感到困惑的难题，因而从理论分析和形象记叙的结合上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希望有助于避免简单地记述陈年流水账那样枯燥乏味的感觉。
本书写的是共和国第一个反贪局成立的前前后后，基本上是属于记事性质的。但是，它并不是一本*，也不是孤立地局限于写反贪机构的建立，而是把它的建立与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联系起来，与古今中外的惩贪实践和经验教训联系起来。希望通过纵横比较的介绍，对今后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仍有裨益。
我动手写这本书时，还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书中收集的资料基本上截止于1990年。我离开广东以后，广东乃至全国的惩贪工作有了蓬勃的发展，反贪局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加强，之后的资料基本上没有收入书中，将另文专门阐述。需要说明的是，这次修改出版时对原稿基本没有变动，原汁原味地保留和援引了当时的而可能与当前实际不一致的观点、观念、政策、法律，其目的是忠实地反映反贪局成立前前后后的客观情况，给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的历史。这些不一致的地方主要有：（1）关于“法制”和“法治”。反贪局成立前后通常的提法是“法制”而非“法治”，“法治”是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式正式提出的。（2）关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提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党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一个重要课题，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有一个逐步清晰的过程：十二大提出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