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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秦皇、汉武之事”的雄心壮志。当父亲的离去，他按照历史的步骤登上了帝位，开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时代时，在自己熟读的《易经》中“德大业至矣哉、大悉备，万事富有”取“大业”二字为自己时代的名字。这是中国历史上帝王为自己取的最大气磅礴和自信的年号，杨广就是这样的自信与直白地表达他心中的梦想，没有中国历代帝王的那种含含蓄蓄的扭捏，更没有他们的那样标榜自己。
杨广登基的时候是三十六岁了，这个年龄无任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人梦想与激情燃烧的阶段。所以当杨广登上帝位成为大隋帝国的主人后，大隋帝国的每一只眼睛都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希望这个近乎完美的继承人能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而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一个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杨广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陈后主去世了。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这是所有谥法中最坏最差的一个字。
或许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只有这个字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亡国。
据说杨广曾经问过自己身边的大臣这样一个问题“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他得到的回答是：“此其所以不能长世”。从这里可以看出杨广无法理解像南陈后主一样成年累月泡在**女人堆里的的皇帝，他认为皇帝就应该在自己的江山里去走一走、看一看才能知道自己的江山是什么样的，才能更好的治理好自己的江山。
这不管是不是真的，反正杨广在自己登基没几天就离开了京城长安，据记载杨广在仁寿四年（604）的十一月驾临东都洛阳。在洛阳，杨广亲率朝臣登上邙山，行至北邙山最高峰处，南望伊阙，目之所及，南北开阔，东西平坦，四周群山环抱构成天然屏障，伊洛瀍涧四水纵横，其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兼具漕运之便。亲自考察了洛阳的地理环境过后，于是下诏构建保卫洛阳的防线。“丙申，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此项规模宏大的数百公里挖沟工程构筑了一条大包围圈似的防线，对于拱卫洛阳城非常重要。西面北面的防线用来对付突厥人，在东面的开封襄城一线，则防卫长期以来与大隋为敌的山东叛乱分子。
杨广为洛阳的安全作出新的规划是有下文的，随后杨广便下诏公布在汉魏故城以西18里的地方营建新东都洛阳城以作首都的计划，同时命令大臣们勘测土地，调集物资，开始筹备。诏曰：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欤！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
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墟脊，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共，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
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杨广的这个诏令，说明他即位之初之所以决定迁都洛阳，是出于对洛阳在当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决不是出于荒淫逸乐，更不是什么迷信谶纬。可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杨广迁都洛阳的原因时，只字不提上述理由，也不提杨广这个讲明了迁都原因的诏书，却只说：“章仇太翼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显然把杨广的迷信谶之说作为其迁都洛阳的主要动因，从而贬低了杨广的政治眼光与才能。这也说明司马光是不赞成杨广在诏书上说迁都洛阳的原因，他更相信这是杨广私心作祟而做出的荒唐之举。然而司马光的前人唐朝李吉甫却承认杨广迁都洛阳的原因，是基于洛阳有地理形势上的优越性，并非迷信之故。在他的《元和郡县志》记载“初，炀帝常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
其实杨广迁都洛阳，在他的诏书中把重要原因都简单的讲了一下，所以结合历史的实际来分析一下杨广迁都洛阳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会发现杨广是有着开阔的政治眼光和不凡的政治想象力的。
第四十二章 长安缺粮
洛阳位于河南，位于洛水之北，水之北乃谓“阳”，故名洛阳，又称雒阳、雒邑。洛阳地处中原，境内山川纵横，西依秦岭，东临嵩岳，北靠太行山又有黄河之险，南望伏牛山，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说。洛阳最早建城于夏朝，隋以前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在此定都。杨坚通过篡夺后周建立大隋后，因为当时的需要就延续北周的很多政策包括定都长安，但是由于他对前朝皇室孥戮殆尽、兼之迷信鬼神，以致对长安城心有余悸；当然还有就是关陇集团在长安的根基很深，杨坚希望迁都来削减关陇贵族的势力等其他的政治原因；所以杨坚登基后一直想迁出长安。对于杨坚想迁都的心思很多大臣都知道，术士庾季才精通玄象，曾测定杨坚受禅吉日，为杨坚所倚重，对杨坚迁都的心思也一清二楚，于是上奏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鱼北允衣，必有迁都！”然而反对迁都的声音太多，杨坚也只能迁到了离长安二十一里东南的龙首川处，营建新城称大兴城为新都，故而杨广在诏书里才会说“心奉先志”。这就是说杨广的迁都是按照先皇杨坚的遗愿的，当然杨广迁都肯定不仅仅是出于完成父亲的遗愿的，而是出于更为深层次的国家战略考虑。
当时的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其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跟不上人口带来的压力，这严重制约了一个帝国的发展，甚至为帝国的未来带来隐患。
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本来相当发达，秦开郑国渠以后，农业经济更有发展，故西汉之世，关中的膏腴之地，亩产达一钟。然而自东汉以后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期间；黄河流域战乱频繁；作为关中农业命脉的郑国渠、白渠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又因河床下沉，灌溉面积减少四分之三，导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黄河流域经济的萧条；而“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人众，衣食不给”，使关中长安吃的粮食供应发生困难，不得不仰赖于从关东漕运来的粮食，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开始日趋下降。因为关中宜于农耕的面积有限，随着关中人口增殖而来的，便产生了粮食不能自给的困难，特别是当国都设在咸阳或长安时的情况。故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不得不仰赖于漕运关东粮食以给关中。以后代代如此，也只有关中为割据政权统治时期例外。所以，当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和杨坚取代北周之后，对于关中地区的长安，又一跃而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自然更增加了漕运关东粮食以给关中的必要性。
杨坚在位期间，想迁都出长安而没有成功后，只好想尽办法来解决关中粮食供应的问题。要解决关中的粮食不足的问题，不外乎两个途径：一是发展关中地区本身的农业生产，二是从关东及江南漕运更多粮食到关中。前者是治本之法，后者是治标之计。以治本之法来说，杨坚初年采取了府兵同于编户，授以土地，使府兵不脱离农业生产的措施。这虽然主要是对军事制度实行改革，但通过这种改革，进一步使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寓兵于农的体制更完备了。由于当时的军府，大部分都在关中。接着，杨坚对大将军贺娄子干的命令又一次明显地提出了旨在发展关中农业经济的意图。由于自北周以来，陇右，河西一带，地多荒废，于是开皇三年四月，杨坚命大将军贺娄子干在陇西一带，“勒民为堡，仍营田积谷”，以恢复这里因战争而造成的破坏。这说明杨坚是想通过发展关中本地区的农业经济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的。但是，杨坚的主观愿望，并不符合关中的实际情况。贺娄子干曾上书杨坚说：“陇右，河西，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佃。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最后，杨坚只得同意了他的主张。
到了开皇十二年，“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后来随着天下的稳定和大隋的强盛，京城长安涌入更多的人口，这使得关中地区缺粮的问题更为严重。杨坚希望在关中及其附近地区扩大农耕而和发展农业生产以缓解关中地区的粮食压力，然而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之后，他自然只有更加依靠第二条途径即增加漕运量的办法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曾在开皇二年，“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乃诏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以利漕运。接着开皇三年，杨坚又“以京师仓廪尚虚”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卲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杨坚企图以治标之计解决关中粮食供应的严重困难。
但是，即使是这个治标之计，也同样遭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由于进入关中的崤函古道艰险难行，古代的陆路运输工具又非常落后，并且运费高昂，故而要把外面的粮食运进去，只能走相对更为便利的黄河，而三门峡是黄河漕运的必经路段。但是三门峡水流湍急，十分惊险，对于路过的船有着毁灭性的打击。北魏的地理学家郦道元曾考察黄河，在《水经注》撰写道：“自砥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横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为了尽可能地克服这一困难，杨坚于开皇三年，“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仓者，免其征戍。”这里的“砥柱之险”，就是三门天险；“达于常平”，即水运至陕州常平仓。能作到这一点的，就“免其征戍”，意在以格外的优待条件，鼓励越过三门天险往关中运粮的做法。然而，即使如此，人们仍视三门天险为畏途。所以，自开皇四年起，便采取“自小平陆运至陕”，然后，“还从河水，入于渭川”而达于京师的办法。其目的在于绕过三门天险这段水运。这自然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克服三门天险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但是这样的运输量是十分有限的。这一方面是由于陆运需要的车辆与人丁过多，费用过昂；另一方面，还由于陆运也同样艰苦。因为自小平达于陕州的陆运，必需经过岗岭起伏，深沟满布的淆、函山谷之中，“峻阜绝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