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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巴金的黛莉-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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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少嵘老人见我俩返回家来,就笑:还有什么问题?杨志强便把他的想法提了出来。赵老略作思索,即以光明答案相告:那时我尚未出生,但是听大姐说过,确有一位堂姐在太原读过书,正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我们叫她文英姐,后来她一直在老家教书。1965年去天津看望过我父亲,1984年父亲病重,她又来太原照顾过老人,和我家关系很好,尤其和大姐特别熟识。
  赵文英?我差一点儿就要当面激赏杨志强啦!接下来,杨志强代替我提出一连串新问题,那真是太专业了。
  赵少嵘老人说:这位堂姐一生喜欢读书思考,要说她年轻时致信巴金,不是没有可能——杨志强思路跳跃,进而使这位老人也有些坐不住了:我现在就给上海大姐打个电话,有什么问题赵作家直接可问!
  真是喜出望外。老人拨通了上海,大姐赵文采接话。姐弟俩先是一番交流,使用纯正的四川话,说明情况。我们静静地等着。
  最终,由我和这位将近八十岁的老大姐直接对谈。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爽利的四川普通话。老人思路清朗,有问必答,川音悦耳。人们回忆少年往事总是格外明白。
  上海赵文采老人相谈堂姐赵文英,综述如下:
  赵文英是其大伯父之女,肯定生于1920年以前,自小聪颖。可叹这位伯父吸食大烟,把一座豪华大院吸得七零八落。其父赵逢冬看此女可惜,遂带到太原供她读书。后来上了女子师范学校,思想进步。因为迷恋文艺类书籍,父亲还生过气。后在赵逢冬主持下,赵文英与阎锡山帐下一位小官员成婚,住在坡子街!这一点决然没有疑问,只是忘了门牌。堂姐夫姓董,是山西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抗战爆发后,太原失守,赵文英与丈夫追随阎府,坚决抗日,随晋军及省政府撤往黄河岸畔克难坡。这里是抗敌临时省府驻地。文英丈夫在什么什么厅做事,文英参加妇女劳动,纺布做鞋支援前线。八年抗战胜利后,随阎返回太原。1949年解放军破城,文英夫妇返乡教书。到1957年,她对“反右派”运动有看法,同情被打成“右派”的赵家二姐赵文郁。到1965年曾来天津看望赵逢冬,团聚中评议时政,多有不满,还说自己在襄汾教书,县里知识分子常来常往,悄悄发些牢骚。她打趣道,她家成了县里“政治文化中心”。1984年最后一次到太原,她看望病危叔父赵逢冬,还伺候了一段时间。1986年,这位赵文英去世,不久后,堂姐夫也去世了——最后,这位生于1930年的赵文采老大姐强调说:堂姐赵文英比自己大十几岁,住过坡子街,是足可肯定的。至于给巴金写信包括赵黛莉这个名字,却没有听她说起过。这也难怪,按年份说,1936年人家通信,这位文采大姐才六岁多。
  结束了上海长途,我们与赵少嵘老人又乘兴谈议了一阵子。赵老分析说,父亲并不保守,他干涉堂姐读文艺书,想来是怕她耽误学业,或是想让她习读理工科吧。这些信发现于老房顶棚之上,说不定是父亲为了保护侄女呢。
  出得门来,我重重捶向杨志强一拳。如不是他,赵文英的线索岂不流失了?眼下事有突破,收获很大,腹中饥渴,必得请志强饮一杯好酒。
  二人坐下吃酒,复又讨论。惊喜的是,赵文英年龄比1930年出生的赵文采大个十来岁,而且家住坡子街,对头;犹疑的是,赵文英居然在抗战前就成了婚、嫁了人,而婚后致信巴金的可能性不大呀!那么,这些信是写于婚前吗?他们成婚的日子是在1937年以后吗?亦可能,赵文英对这场婚姻不满,在婚前婚后的矛盾中给巴金写了信 ,反抗父权、夫权、男权,因而反复谈及自己要离家,去革命,去牺牲。但是,为什么从全部七封信中,对成婚之事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看来,很有必要深入到襄汾县去,寻找赵家后人和遗物,进一步研考赵文英与巴金通信的可能性,或确定,或推翻。
  现在,此“案”从太原杨志强手上,再一次转移到襄汾杨志刚那里了。作家杨志刚,按照我在电话中提供的新线索,在县里具体“摸排比对”赵文英详情。有了这个“具体对象”,有了姓名,也就好查多了。必要时,我将专程前往,一鼓作气,扩大成果。
  酒到微醺,重案队长杨志强宣布:以我的经验,赵黛莉就是赵文英了!
  但愿如此。二人举杯过头,一饮而下。
   。。

十 矛盾中挣扎的弱者
巴金先生致赵黛莉第六封信,信封上留下3枚完好邮票,内容相对较短。此信距上信隔了数月,已经跨入了1937年——
  黛莉:
  信收到,知道你过得还好,甚慰。关于《春》是一封短信,被一个朋友抄去发表的。你若为它订□□年的《青年界》,你就上当了。《春》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
  《文季》被禁,你的订报费不知良友公司退还你没有?三月中□□文化生活社将出《文丛》月刊,由靳以□□编辑,辑成你可以订阅,每期字数大概和“作家”差不多。第一期有我□□关于《家》的长文,但以后几个月内,我想不会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了。因为写完《春》后我就要到南方去旅行。
  你要的书不久可寄上。
  有位名虫蚀君,是你的朋友,他写信给我,但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请你代我问候他,并说:关于写文章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少。各书店都有怎样作文及小说文章作法一类的书出版。我没有看过,我想对于他也许是有用的。关于我写文章,没有秘诀,我只知道多体验生活,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多写。
  祝
  好
  金 二月十五日
  读过此信,我想起文学评论家王晖先生的一个观点,即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要同时重视时代更迭的“大历史”之下——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的“小历史”,也就是微观个人“毛茸茸”的具体历史生活。据此反观这封信,也就增添了趣味。你看,一个朋友抄去巴金关于《春》的短信,发表于《青年界》,山西赵黛莉便可能误订此刊,也就“上当”了;信中《文季》被禁一语,应指巴、靳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出版七期之后,于1937年初被当局查封之事,于是又会涉及著名的良友公司是否退还订报费等问题;一个名叫虫蚀的人,写信向巴金讨教作文法,却因为巴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故请黛莉转告出一番话语,使我们再一次得知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有了“多体验生活”这一说法。
  信中显见《春》还没有写完。巴金所说此著“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亦未实现。《春》的出版和要到南方旅行的计划,都是第二年春季以后才得以实施的。由于有着《文季月刊》被禁和3月将出《文丛》等语,因而判断这些信只能写在两事确曾发生的1937年。信写在2月间,巴金住在上海拉都路一处寓所中,为前往广西任教的马宗融、罗淑夫妇照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巴金先生这七封信,从始至终使用钢笔书写。仔细辨析笔痕,可认做同一支钢笔书写。及至到了2005年,巴金与世长辞,新华社配图发布通稿,其中一图即有此笔。下注:“这是一支巴金早期使用过的钢笔,从这笔下流泻出的文学精神,如今谁能传承?”
  这钢笔,份量足够重矣。
  

十一 祝寿村又见新希望(1)
襄汾县作家杨志刚,确如《黄河》主编张发所说,“老杨办事没问题”。他在去冬提供了晋军兵工专家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线索后,2009年元月14日,他进而查清了“堂姐赵文英”的历史状况,并再一次通过长途电话,向我陈述详情。我一看襄汾来电,自然兴奋。
  万万没有想到,志刚兄在襄汾认真调研,用心甚专,言之凿凿,成绩斐然,却一举颠覆了我和志强奔忙于太原的调查成果,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关于赵文英女士的全部期待。
  作家杨志刚作出调研报告,赵女士人生履历斑斑可考,毋庸置疑:
  赵文英确系该县西贾村大户人家之女,出生在1911年——比我们要找的黛莉大9岁!父亲吸食大烟无度,其叔父赵逢冬便带走文英、文奇姐弟俩,上省城读书。1931年,赵文英与山*律系毕业生董德明成婚。董亦为襄汾人,曾任民国定襄县政府一科科长,夫妻恩爱,生有一子。抗战爆发后,夫妻二人随省政府共赴克难坡。董德明升任省视察委员会及省粮食厅官员。赵文英则在妇女劳作社挥汗支前。八年抗战胜利,一家三口于1946年返回太原。赵文英在西辑虎营小学教书。1949年后,夫妇离开太原转往太谷县及襄汾老家,就教于汾城完小及汾城中学。“*”中备遭磨难,董被遣返焦村乡下,带小学生。赵文英于1986年去世……
  假设赵文英在那年致信巴金,她竟是26岁的一位已婚母亲!这断然与信中情形不符。
  我们不得不忍痛排除“赵文英或是赵黛莉”这一假设,尽管兵工高管层仅有一位姓赵的赵逢冬先生,尽管赵文英确是一位喜好文艺的知识女性,尽管夫妇二人婚后确曾住在坡子街——这一切都是真的,而年龄不符啊。
  我再一次想到:莫非“坡子街20号”还有一个大户人家,也姓赵?
  作家杨志刚,宣布我们绕了一个大弯子,找错了对象,前功尽弃。
  我将作家杨志刚电话所述,说给刑警杨志强听。这位刑侦专家半天没有言语。一个侦查员,直觉再好也只能服从事实。我们必须从头做起,重新调整思路。
  当前,唯有从公安户籍方面,查阅早期“敌伪户籍档案”,看看1936年至1937年间,坡子街20号究竟住着什么人。这项工作,过程复杂,需要等待,需要耐心。
  回到山西作家协会寓所,明灯皓月,夜不可寐。细将诸事思量一番,疑点多多,还是理不出个头绪。我想到,如今查户口,公安电脑上一调便知,十分容易,而旧时代户籍档案,从未输入电脑程序中,且浩如烟海,迭遭损毁。我们并不重视民国史料,它们历经熊熊战火,外加多次政治运动,说不定早已灰飞烟灭,因此,仅仅依靠这一方法,恐怕相当被动,很可能一无所获。
  最扎实的好法子,还是推行我那老本行,也就是一步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展开田野调查,最终结论才能靠得住。我有许多太原老友,便是一大优势。试想,1936年前后,距今70余年,坡子街一些老住户,不过80多岁,健在者总还会有。通过他们回忆,不信搞不清那座大院的主人。一个首要问题是,这些老人们,如今搬迁到哪里去了?我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找到一人,便不愁多人也。
  这路子,肯定辛苦些,麻烦些,却不会白干,不会绕行弯路。说到底,搞文史研究,即使聪明人也要下得笨功夫。 。 想看书来

十一 祝寿村又见新希望(2)
思路调整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来了。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30年前,“*”结束不久,我父母从长治——晋东南地委调回省城。在此前后,我结交了不少居家附近的太原朋友。其中茂铭、元发、俊民等人,都是在解放路后营坊街、辑虎营、坡子街这一带耍大的。此后多年,这些“发小”和我长期保持着兄弟般友好关系。他们后来都做生意,继承晋商之风,逐渐成为商界名流。说来也巧,到了2009年元月中旬,好友田茂铭的老奶奶活到了百岁,众弟兄前往太原西北角阳曲县扫峪村,大举贺寿。我和杨志强一边再度分析“案情”,一边结伴前往。
  田茂铭老总要给奶奶做个百年大寿,太原城里一时来客如潮。豪华汽车摆了一河滩,在冬日阳光下闪烁着一片耀眼金光。十里开外,即可看到公路两旁放空的巨型气球,垂挂着各家企业贺寿条幅,红艳艳两大溜,足有上百只。山冈上一只巨型寿桃,被鼓风机吹圆了,粉嘟嘟的,令人注目。百岁奶奶实为一个大家族当中最具稳固意义的象征性老人,中国乡村长幼尊卑之传统无可动摇,乃成国家基础。谁能背叛得了这个“家”?
  河滩里车流甚挤,有专人指挥停车,发放贺寿进餐秩序册。民间组织大型红白活动,其严密性远胜于一般行政单位。远远地,田总见我驾车驶入,便差人过来告说:赵哥不算嘉宾,而是参与事宴班子的内部弟兄,所以另有停车处,以便随时商议诸事。总指挥李元发,扯着早已喊哑的嗓音道:老赵今晚不能走!
  百岁贺寿,三日方得圆满。
  田茂铭、李元发二位老总,少年时住在后营坊街,一拐弯,相连坡子街。眼下大戏唱罢,电影收摊儿,乡亲们耍得累了。夜深人静时候,小范围,烧酒拉面,我向诸位老总引发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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