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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给了我一个喘气的机会。而即便这样，在我来到加尔各答的第二天之后便开始对这个“乱糟糟”的城市开始感觉厌恶。
街头垃圾成堆，有些地方已经成了一个垃圾场大小的小山头，乌鸦、牛群、流浪狗、无家可归的人、街头小贩、道路重修、街头人潮汹涌，街头汽车同样毫无秩序的穿梭，不管有事没事不停地按喇叭，把人吵得晕头转向！
这里的人种和缅甸的主要人种已经大不一样了，人的鼻梁高高的，脸部轮廓比东亚人种的我要鲜明突出，可是大部分人皮肤黝黑，男性偏瘦，女性偏胖，街头女人穿着色彩鲜艳的纱丽，露出臃肿的肚腩，加上皮肤黝黑，跟小时候看的印度电影里面的美女大相庭径。
发现了现实和印象的差异，才知道很多东西还得自己来看一看才知道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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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生活的开始
在仁爱之家工作前，需要到总部登记。第二天下午，我便去仁爱之家总部。仁爱之家离Sudder street不远，可以步行过去。来到总部，有人告诉我们登记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面试，其实也就是和修女交谈。
在等候面试的义工人群里面，我突然见到了在仰光旅馆曾对我很无礼的日本人。我突然傻了眼。人群中眼光相触，彼此意会但并没有打招呼，似乎大家明摆着对彼此没有好感。
“妈的，这里中国人一个都没有，日本人又这么多，是人家的地盘了。”我居然也如此无厘头地从脑子里面挤出这样一句话。
“Are you catholic？”那个日本人走到我跟前，对我这么说，应该是个问题，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catholic就是天主教徒的意思。
“sorry？”
他突然又变得神经兮兮起来，神情看上去有点慌张，转头对着旁边的日本女孩子开始讲起日本话。我觉得这个人真是无厘头到了家，要么就是有什么问题，我想走开不理他，免得待会儿他又令我难堪，可是又觉得有失礼仪。老半天他终于又转过头来。
“Are you Christian？”
我摇摇头否认。为了使场景不要那么尴尬，我用英语问他选择哪个地方做义工，他又转头去看旁边的日本女孩子，眼神无助，我才发现他是在请别人翻译。天啊，原来是他英文的问题呢，感觉他一点英语都不会讲。
突然间发现，一切和他的过节似乎都是误会，并不是他无礼，而是因为他的英文水平和含蓄的性格，哈哈，原来如此。眼前这个奇怪日本人忽然变得可爱起来。
他转过头，准备回答我的问题了：“KaliGhat（垂死之家，意为“为了即将死去的人”）。”
“Me too。” 我笑了笑回答。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叫栗林毅。
仁爱之家和垂死之家
经栗林毅介绍我住进了一家名叫Center point的旅馆，多人间床位一天75卢比（约15元人民币），大部分的旅客都是义工有个照应，而且床位干净。
仁爱之家的义工大概分两类，一种是专程来到这里长期工作的，另一种是旅行到了加尔各答，顺便做起义工的，而Center point里面的义工大部分属于后者。我又一次回归到旅行者的群体里，似乎自然地衍生出一种归属感来。
在仁爱之家做义工是没有任何报酬或者补贴的，也不提供任何住宿和膳食，只是早上总部有象征性的简单早餐，上午工作期间约10点半有一次休息时间，义工可以喝奶茶和饼干，算是点心，所以，在仁爱之家工作的义工都需要支付自己的一切开销。虽然这样，来这里工作的义工依然络绎不绝。
虽然对于义工没有报酬这件事情我已有所心理准备，可是我出生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成长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年代，“钱”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可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刚开始接触也不免觉得有点吃惊。我想，这种专程来这里从事完全没有报酬的义工工作的做法，对于国内很多人都是很不可思议的，对于我也是如此。
原本以为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完全不图自己的益处，本应该受到很多人的尊重和敬佩。可是，身边所有的义工们每个人似乎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比起他们，我显得小气而且低俗。
后来我也了解到，在印度也有好多提供住宿和膳食的非政府组织机构。虽然我穷得叮当响，膳食和住宿这两大旅行开销对我来说不免也有吸引力，可是一来我觉得义工的本意应该就是“不图自己的益处”才是；二来在仁爱之家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旅行者，在自己的群体里面才会有归属感，于是还是选择留在仁爱之家。
我选择工作的地方叫“垂死之家”（KaliGhat），登记工作的时间是5天，因为我不知道要留在加尔各答多久，也不知道是否适应得了里面的工作环境，搞不好可能换比如儿童之家、或者什么残疾人之家之类其他机构。
垂死之家是德兰修女创办的第一所慈善机构，也有译为“死亡之家”，现在垂死之家只是仁爱之家的一个分支机构而已，而仁爱之家已经在全球很多国家有了分支机构，覆盖区域涵括了世界各大洲。而仁爱之家的总部设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而垂死之家又是德兰修女创建的第一个慈善机构。
义工生活就要开始了，浪荡了三个月，我的间隔年终于可以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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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垂死之家
太阳刚刚升起来不久，城市好像笼罩在一层金色的薄纱当中，走在加尔各答的大街小巷里，经过印度人的家门口，看着印度男人在街边洗澡，三轮车夫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街边的菜摊肉摊的忙碌景象……这个污染严重、肮脏无序的城市在我走去仁爱之家的路上却变得可爱和谐。
原来面试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大食堂，来自世界各地的义工把房间填得满满的。义工们一手拿着奶茶，一手拿着饼干，各自站着聚在一起聊天。我走进去，感觉好像陌生人，这里一个朋友都没有，有点胆怯。有时候觉得自己根本就是一个胆小鬼，连这种场合都觉得有隔离感，也很少主动去和别人交流，我想除了英语的问题外，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性格不够开朗外向。
跟着和我一样刚进来的义工一起，排队领早餐，站在一个角落独自喝奶茶、啃饼干。看着身边彼此聊天的义工，感觉有点孤单。西方的义工英语通常都很好，而且文化背景不一样，想参与其中聊天对我来说实在是挑战；亚洲的义工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和韩国人，他们通常都用自己的语言交流，走过去搭讪只能用英语，不免会有打扰人家的歉意。此时此刻，义工还没有开始，我已经感觉到了一个中国义工在这里由于“弱势”产生的失落感。
人群中，我看到了栗林毅。我忘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记得他的名字的，此时见到他有如见到老朋友一般久违，此刻的他对我来说似乎显得特别重要。我走向栗林毅，打了个招呼，用最为简单的英文单词和语调交流，希望可以和这个基本不讲英语的日本人聊聊天打发时间，至少不要成为一个在墙角独自“享受”早餐的可怜虫。我们都是要去垂死之家的义工，等会儿可以一道同行。
早餐将近结束，修女带着义工们一起做一个短暂的祷告。然后一个巨大的拉闸门打开，外面居然就是加尔各答忙碌的大街，光线一下子明亮了起来。义工们一齐往外面走出去，各自往自己工作的地方出发，该坐汽车的坐汽车，该徒步的徒步。而新来的义工便跟着在同一地方工作的老义工前往，我不知道跟谁好，不过有栗林毅在我身边，这个不讲英语的小子显得格外镇定，似乎早已经心里有数。我也就放下心来跟着他，穿过街道对面，一起等着开往垂死之家的公共汽车。
下了车，跟着大队穿过一条躺着很多无家可归的穷人街道，一直延伸到垂死之家门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垂死之家的关系，街道上有一些人在街上免费派发早餐，于是排起了长龙，流浪狗在排队的人群中穿梭，等待食物的施舍，有些吃饱了的狗又跑回路边睡觉，和仍未睡醒的流浪者躺在一起，此刻，人和狗的区别仅仅在于一条垫在人身下的毛毡而已。
印度的贫富悬殊特别大，看起来是一个穷人众多的国家，对于我这种刚刚来到印度的人来说，流浪街头的场面似乎有点难以置信，因为它正发生在21世纪的加尔各答，这个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拥有地铁的印度第二大城市，可是一切的所见所闻又是那么强烈地刺激着我，传达给我不可置否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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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义工
仁爱之家的义工有两条不明文的规定：第一是，自己病了请不要工作，因为身体虚弱容易感染病毒，也会将自己的病菌传染给病人；第二是对所有病人都要一视同仁，不要给病人任何的礼物和特殊照顾，以防引起其他病人的不满或妒忌。
带着这两条规定，我们走进垂死之家，迎面扑来的是阵阵的化学药物的味道，一排排的病床摆放在里面，病人躺在床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我们之前已有义工到来，估计他们是直接从住处过来的吧。大家各自做各自的工作，一派忙碌的景象。
我跟着大伙儿走过病人区，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储物柜，来到洗衣间，穿上围裙、有些义工戴上自带的口罩，洗手，然后就各自开始工作。日本和韩国的义工早就已经安排好似的跟着他们的“领队”前往各自的岗位，而我一个中国人，霎时间愣在那里，穿着围裙、洗完手，不知道做什么好，那时候真想有个口罩来掩饰我无助的表情，可是我没有。
我看见栗林毅待在洗衣房里面准备洗衣服，心想就从洗衣服开始吧，至少这里有个伴，于是走过去加入洗衣服的行列。洗衣服的工作初看起来并不是很难，早上病人开始洗澡换衣服，义工从病人区将衣服拿到洗衣间，衣服经过洗衣间里面的几个大水池逐个清洗完毕后拧干放进篮子里面送往天台晾干净，这就是洗衣服的程序。
洗衣服最后一道工序的大水池里面，估计水里面加了很多杀菌消毒的洗涤剂，水成乳白色，味道刺鼻，我的工作便是从这个水池里面捞出衣服再拧干净放进篮子里等其他义工搬上天台。
大约到了10点半左右，衣服和被单都洗完了，有人说是休息时间，义工都齐聚在二楼喝印度奶茶吃饼干。每天10点半到11点钟这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成了我们互相认识交流的时间。
11点钟之后，又开始工作。有人开始回收衣服并折叠起来，其他人便开始准备病人的午餐。饭从二楼煮好之后搬到一楼，将食物平均分到各个盘子里面，再发放到各个病人的手上。有些病人不能自理的就需要义工喂食，吃饭期间有些老人需要加水喝，有些需要上厕所……就餐完毕后，义工们就开始回收并清洁餐具，洗刷地板。
这样在垂死之家的半天工作，便算是完毕了。就如初来的时候一样回到洗衣间，脱掉围裙、口罩、再洗手，来到储物柜取走自己的东西，和病人和修女们告别离开。
对于我，半天的工作，半天和刚刚认识到的新朋友打交道，生活简单、充实。垂死之家的工作虽然辛苦，但也并没有到望而却步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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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义工团队
在垂死之家的义工团队里，义工的流动性很大，有时候有些义工工作几天就离开，也有些义工一做就是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有一位70多岁的美国老人叫joe，他在垂死之家工作了20多年了；有一位来自韩国的中年人专门在垂死之家的天台晾衣服，也工作了好多年；我还遇到一个来自西班牙的青年人，他看来20多岁的样子，可是在这里工作了大半年时间，他每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加尔各答工作，其他的时间是回国做零散工赚取旅费再回到印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需要具备多大的爱心，又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抛弃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
跟这些专程来到这里长期做义工的人比起来，我似乎只是一个看热闹的过客，感觉渺小得可怜，幸好垂死之家还有很多义工也都像我一样是“旅行过客”，还有很多来自日本韩国的学生，有些是假期旅行，也有些是出自自己本身的专业需要来到这里亲身体验实践研究的，因为年纪相仿，感觉并不孤单，不时还可以交流一些旅行的信息。
由于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
栗林毅当然算是我第一个义工的朋友，加上我们从缅甸开始时候的故事，大有不打不相识的感慨，来到加尔各答之后两个人因为语言问题虽然交流并不算很好，但一起工作久了似乎也心有灵犀，比手划脚的也还可以简单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