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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她哭完了，哄住孩子，收拾了饭桌，她没管那张撒满卷发的、摊在炉边地毯上的报纸。最后，她的丈夫把报纸收拾起来，放在炉子后面。她闭着嘴默默地干她的活。莫瑞尔服服贴贴，整天垂头丧气，不思茶饭。她对他说话容客气气，从不提他干的那件事，但他觉得他俩的感情彻底破裂了。
过后，她觉得当时她太傻了，孩子的头发迟早都得剪。最后，她竟然对丈夫说他剪头发就像理发师似的。不过她明白，莫瑞尔也清楚这件事在她灵魂深处产生的重大影响，她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场面，这是让她感到最痛苦的一件事。
男人的这个鲁莽行为好象一杆矛一样刺破了她对莫瑞尔的爱心。以前，她苦苦地跟他争吵，为他的离心离德而烦恼。现在她不再为他的爱烦恼了，他对她来说是个局外人，这样反而使她容易忍受一些。
然而，她仍然跟他不懈地争执着。她继承了世世代代清教徒的高尚和道德感。
这已经成为一种宗教本能。她因为爱他，或者说爱过他，在和他相处时她几乎成了一个狂热的信徒。如果他有过失。她就折磨他；如果他喝醉了或说了谎，她就毫不客气地骂他是懒汉，骂他是恶棍。
遗憾的是，她和他水火不容。她对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满意，她认为他应该做的更多更好。她竭力要他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这个要求超越他所能及的水平，因此，反而毁了他，也伤害了自己。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价值标准，孩子敬爱她。
他喝酒虽然很凶，但比不上其他矿工厉害，而且总是喝啤酒。尽管对健康有一定的影响，但没有多大的伤害。周末是他举杯畅饮的时候。每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晚上，他都在矿工酒馆坐到关门。星期一和星期二他不得不在10点左右极不情愿地离开酒馆。星期三、星期四晚上，他呆在家里，或只出去一个小时。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因为喝酒而误了工作。
尽管他工作踏实，但他的工资却不增反降。因为他多嘴多舌，爱说闲话，目无上级，谩骂矿井工头。他在帕马斯顿酒会上说：“工头今天早晨下到我们坑道里来了，他说：”你知道，沃尔特，这不行，这些支柱是怎么回事？‘’这样决不行，‘他说，’总有一天会冒顶的。‘我说：“那你最好站在土堆上，用你的脑袋把它顶起来吧。’他气疯了，不停地骂人，别的人都大笑起来。”莫瑞尔很善于模仿，他努力用标标准准的英语模仿工头的短促刺耳的声音。
“我不能容忍这些的，沃尔特。我俩谁更在行？”我说：“我从未发现你懂得很多，艾弗德，还不如哄着你上床呢！”
莫瑞尔口若悬河地说着，酒友们兴高彩烈。不过他的话也是真实，这个矿井工头是一位没受过教育的人，曾是和莫瑞尔一类的人，因此，尽管两个人素不相和，但或多或少能容忍一些。不过，艾弗德。查尔斯沃斯对莫瑞尔在酒店中嘲笑自己，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尽管莫瑞尔是一个很能吃苦的矿工，他结婚那时，一星期还能挣5英镑，可现在他被分派到更杂更贫的矿井里，那里煤层很薄，而且难采，所以无法赚钱。
而且，夏天，矿井生意处于谈季。男人们常常在10点、11点、12点就排着队回家了，这时太阳还正高呢，没有空卡车停在矿井口等着装煤。山坡上的妇女们在篱笆旁一边拍打着地毯一边朝这儿张望，数着火车头拖进山谷的车皮有多少。孩子们，放学回家往下望见煤田上吊车轮子停着，就说：“敏顿关门了，我爸爸回家了。”
似乎有一种阴影笼罩着妇女、小孩和男人，因为这个星期末又缺钱花了。
莫瑞尔本应该每星期给他的妻子30先令，来支付各种东西——房租、食物、衣服、俱乐部会费、保险费、医疗费等等，偶尔，如果他比较宽裕，他就给她35先令。
但是，这种情形远不及他给她25先令的次数多。冬天，在煤多的矿井里，他每星期就能挣50或55先令。这时他就高兴极了，星期五、六和星期天，他会像贵族一样大大方方地花掉一个金镑左右。尽管这样，他很少多给孩子们分一个便士或给他们买一镑苹果，钱都用来喝酒了。在煤矿疲软的时候，生活艰难，但他倒不会经常地喝醉，因此莫瑞尔太太常说：“我说不准我是不是宁愿钱少点，他稍微宽裕一点，就没有一刻的安宁了。”
如果他挣了40先令，就会留10先令，挣35就留5，挣32就留4，挣28就留3，挣2 4就留2，挣20先令就留1先令6便士，挣18先令就留1先令，挣16就留6便士。他从来没存过1便士，也不给妻子存钱的机会，相反，她偶尔还替他还帐，不是酒帐，因为那种帐从不让女人还，而是那些买了一只金丝雀或一根奇特的手杖而欠的帐。
节日期间，莫瑞尔入不敷出，莫瑞尔太太因为要坐月子，尽量地省钱。她一想到他在外面寻欢作乐，挥霍无度，而她却呆在家里发愁，便备觉凄凉。节日有两天。
星期二早晨莫瑞尔起得很早，他兴致很高。六点以前，她就听到他吹着哨下楼去了。
他吹得非常流畅，活泼而动听。他吹的几乎都是圣曲。他曾是唱诗班一员，嗓音纯正，还在萨斯威大教堂独唱过。他早晨的口哨声就显示出他的功夫。
妻子躺在床上，听着他在花园里叮当叮当，口哨声伴随他锯锯锤锤声。在晴朗的早晨，孩子们还在梦乡，听他那男子汉的快乐声，她躲在床上，体验到一种温暖、安宁的感觉。
九点钟，孩子们光腿赤脚地坐在沙发上玩，母亲在厨房里洗洗涮涮。他拿着工具走进来，袖子卷得高高的，背心往上翻着。他仍然是一个英俊的男人，黑色波浪式卷发，黑黑的大胡子。他的脸也许太红了，这使他看上去有点暴躁。但是此刻他兴致勃勃，他径直走到妻子洗涮的水槽边。
“啊，你在这儿！”他兴高彩烈地说，“走开，让我洗澡。”
“你应该等我洗完。”妻子说。
“（呕欠），要我等？如果我不呢？”
这种幽默的恐吓逗乐了莫瑞尔太太。
“那你就去洗澡盆里洗吧。”
“哈，行，你这个烦人的家伙。”
然后，他站在那里看了她一阵子才走开。
他用心收拾一下，还是英俊潇洒的男子。通常他喜欢在脖子上围一块围巾出去，可是现在，他得好好洗一下。他哗哗啦啦地洗脸，擤鼻子，又火急火燎地去厨房照照镜子。镜子太低，他弯下腰，仔细地分他那又黑又湿的头发，这情景激怒了莫瑞尔太太。他身穿翻领衬衫，打上黑领结，外面套上他的燕尾礼服，看起来风度潇洒，而且他那爱显示自己英俊潇洒的本能掩饰了他衣着的寒碜。
九点半时，杰里。帕迪来叫他的同伴。杰里是莫瑞尔的知心朋友，但莫瑞尔太太不喜欢他。他又瘦又高，一张狐狸般奸诈的脸，一双仿佛没长眼睫毛的眼睛。他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很有气魄，好象脑袋安在一根木头般僵硬的弹簧上。他也挺大方的，他似乎很喜欢莫瑞尔，并且或多或少地有点照顾他。
莫瑞尔太太恨他。她认识他那个死于肺病的妻子，在她离开人世时也对她的丈夫恨透了。他一进屋子就气得她吐血，杰里对这些似乎都漠不关心。如今，15岁的大女儿照料着这个贫穷的家，照看着两个弟妹。
“一个吝啬、没心肝的家伙！”莫瑞尔太太说他。
“我一辈子都没发现杰里小气，”莫瑞尔反驳，“据我所知，你在哪儿都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大方的人了。”
“对你大方，”莫瑞尔太太回答，“可他对他那几个可怜的孩子，就手攥得紧紧的。”
“可怜的孩子！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可怜啦？”
但是，莫瑞尔太太一提到杰里就不能平静。
被议论的这个人，忽然把他的细脖子从洗涤间窗帘外伸进来，看了看莫瑞尔太太。
“早上好，太太。先生在家吗？”
“嗯——在家。”
杰里径自走进来，站在厨房门口。没有人让他坐，只好站在那里，表现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特有的冷静。
“天色不错。”他对莫瑞尔太太说。
“嗯。”
“早晨外面真好，散散步。”
“你们要去散步吗？”她问。
“对，我们打算散步去诺丁汉。”他回答道。
“嗯，”
两个男子互相招呼着，都很高兴。杰里是洋洋自得，莫瑞尔却很一副自我抑制的神情，害怕在妻子面前显示出喜气洋洋的样子。但是，他精神抖擞迅速地系着靴子。他们将步行十里路，穿过田野去诺丁汉。他们从河川区爬上山坡，兴趣盎然地在朝阳下前进。在星月酒馆他们干了第一杯酒，然后又到“老地点”酒馆。接着他们准备滴酒不沾步行五里到布尔维尔，再美美喝上一品脱。但是，在途经田野休息时，遇到几个晒干草的人，带着满满一加仑酒。于是，等他们看到布尔维尔城时，莫瑞尔已经渴得昏昏欲睡了。城市出现在他们眼前，正午的阳光下，朦朦胧胧仿佛笼罩了层烟雾。在它往南方的山脊上，到处是房屋的尖顶和大片的工厂和林立的烟囱。在最后一片田地里，莫瑞尔躺倒在一棵棕树下，打着呼噜睡了一个多小时。当他爬起来准备继续赶路时，感觉到头脑昏昏沉沉的。
他们两个和杰里的姐姐在草场饭店用过餐后，去了“碰池波尔”酒馆，那里热闹非凡，人们正在玩“飞鸽”游戏，他们也跟着玩。莫瑞尔认为牌有股邪气，称它是“恶魔照片”，因此他从不玩牌。不过，他可是玩九柱戏和多米诺骨牌的好手。
他接受了一个从纽沃克来人赌九柱戏的挑战；所有在这个长方形酒馆里的人全下了注，分成了两方。莫瑞尔脱去上衣，杰里手里拿着装钱的帽子。其他人都在桌子旁观看，有些手里拿着酒杯站着。莫瑞尔小心地摸了一下他的大木球，然后掷了出来。
九根柱子倒了，他赢到半克朗，又有钱付债了。
到了晚上7点，这两人才心满意足地踏上了七点半回家的火车。
下午，河川街真是难以忍受。每个人都呆在家门外。女人们不戴头巾，系着围裙，三两成群地在两排房子中间的小径上聊天。男人们蹲在地上谈论着，准备休息一会再喝。这地方空气污浊，石屋顶被晒得发光。
莫瑞尔太太领着小女儿来到离家不过二百英尺的草地上。走近小溪边，溪水在石头和破罐上飞流而过。母亲和孩子斜靠在古老的羊桥的栏杆上眺望着。莫瑞尔太太看见，在草地的另一边的一个小坑里，几个没穿衣服的男孩子在溪水边奔跑。她知道威廉也在这里，她担心威廉会掉进水里淹死。安妮在高高的旧村篱下玩耍，捡着她称之为葡萄干的枪果子。这个孩子更需要注意，而且苍蝇在嗡嗡叫着戏弄人。
7点钟她安顿孩子们到床上睡觉，然后，她干了一会活儿。
沃尔特。莫瑞尔和杰里到达贝斯伍德，他们顿觉如释重负般的轻松，不用再坐火车了，痛痛快快地结束这愉快的一天。他们带着凯旋者的得意踏进了纳尔逊酒馆。
第二天是工作日，想到这个，男人们便觉得扫兴。而且，他们大多已经花光了钱，有的人已经闷闷不乐地往家走，准备为明天而睡觉。莫瑞尔太太呆在屋子里，听着他们郁闷的歌声。九点过去了，10点了，那“一对”仍没有回来。不知在哪一家门口，一个男人拖长调子大声唱道：“引导我们，仁慈的光辉。”每次听到这些醉鬼们乱七八糟地唱赞美诗，她总觉得像受了侮辱。
“好象‘盖娜维吾’之类的小曲还不过瘾。”她说道。
厨房里满是熬香草和蛇麻子的香味，炉子铁架上支着一个黑色大汤锅。莫瑞尔太太拿来一个大砂锅，往里倒了点白糖，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端起锅，把汤倒进去。
正在这时，莫瑞尔进来了。他在纳尔逊酒店里倒是很快活，可在回来的路上就变得烦躁起来。他头昏脑热地在田野睡了一觉，醒来就觉得烦躁不安，浑身疼痛，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走近家门时，他心里很有点内疚。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生气，但当他试图打开花园门却没打开时，他就踢踢踹踹地把门闩都踢断了。进屋的时候正好莫瑞尔太太倒大汤锅里的香草汁。他摇摇晃晃地碰到桌子上，那滚开的汤摇晃了起来，莫瑞尔太太吓了一跳。
“老天！”她喊道：“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
“什么？”他咆哮着，帽子斜扣在眼睛上。
突然，她浑身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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